《太平年》其他都好，就是这一点太假了

如果《太平年》以一种更持平的视角处理南唐的相关情节，着力刻画中原王朝-南唐-吴越的战略三角关系，这部剧的外交戏和政治戏只会更为出彩。

撰文丨张明扬

最近一直在追《太平年》，好久没有这么精彩的历史剧了。

站在我个人的角度，我觉得《太平年》很精彩，但与一些历史现象级神剧——《雍正王朝》《康熙王朝》《大明王朝1566》《贞观之治》《走向共和》等，尚有差距。

《太平年》一开始的叙事有些乱，人物太多，头绪太多，“南北双线叙事”也很有些割裂感，但看到后来，的确有渐入佳境之感。白宇饰演的“九郎”钱弘俶、保剑锋饰演的水丘昭券、吴昊宸饰演的“六郎”钱弘佐、倪大红饰演的胡进思、董勇饰演的冯道都很见功力。

从上线一开始，就有一种很流行的批评：《太平年》很多情节不符合史实，所以是一部烂剧。

作为一名历史写作者，我素来对此类批评不以为然。历史影视剧的一个“基本设定”是，它原本就不可能完全符合史实，而“是否虚构、是否符合史实”也不应该成为评价一部历史剧的所谓标准。当然，这里也有一个前提，这个改编不能改变历史的最终走向。

《三国演义》很多情节也不符合史实，但不妨碍它成为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就定义中国人的历史观和心智而言，《三国演义》甚至比《三国志》更为伟大。打个比方，我一定会“诱导”我的孩子先看《三国演义》（包括小说和电视剧），而今后是否读《三国志》，完全看她自己。或者说，前者是“必读书”，后者是“选读书”。

评价一部历史剧的优劣高下，不是看它是否虚构、是否符合史实，而是取决于这个改编是否高明：叙事是否流畅、是否符合历史情境和逻辑。

《太平年》这些做得相当不错，但还可以更好。

《太平年》的一大出彩在于，在石敬瑭、桑维翰、胡进思，尤其是在冯道这些历史争议人物上，突破了道德化脸谱化，展现了人性的幽深多面与乱世的混沌斑驳。

但很可惜的是，《太平年》又在一些新的议题上陷入了新的道德化脸谱化：吴越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南唐、黄袍加身尤其是赵匡胤的夺位。

01

《太平年》虽然是南北双线叙事，但作为“南方”的吴越国显然是电视剧的头号主场。

在此之前，别说影视剧了，即使是历史通俗写作，也几乎没有过将吴越国作为主角的尝试。从这个意义而言，《太平年》帮助（杭州以外的）国内公众“重新发现”了吴越国，解锁了一段长期被湮没和淡忘的历史。

主角当然是有光环的，这没问题，这也符合电视剧的基本创作规律，但《太平年》似乎在这方面用力过猛，以至于给我这样一种强烈印象：有别于中原的流血盈野、礼崩乐坏，吴越国似乎是一个桃花源。

这个“桃花源”有两个层面：一方面，《太平年》借多个主要人物之口表达了“我们吴越不是中原啊”的道德优越感；另一方面，吴越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也被理想化了，电视剧极力在塑造一种吴越心向中原，从无异心，协助中原王朝完成统一，实现“太平年”的理想主义叙事。

这里就必须谈到吴越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太平年》的一个小小缺憾是，这个关系本可以塑造得更有张力更有深度一些，但电视剧选择了一种“脸谱化”的单向度叙事。

吴越当然是忠于中原王朝的。自吴越开国君主钱镠始，吴越便始终奉中原王朝为正朔，并接受其册封，也就是所谓的“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

但问题是，吴越之所以有这种选择，并不是《太平年》中渲染那种理想主义叙事，而更多是一种自保的现实主义策略。吴越历代君主应该很明白，吴越小国寡民，没有任何实力参与为了改朝换代的大国争霸，又紧邻南方第一强国南唐（及前身南吴），最佳的策略就是仰赖中原政权，并在实质上与之结盟，以防被南唐兼并。

当然，在后期，当后周及北宋江山一统的大趋势已经形成，吴越的“善事中国”就多了另一层自保的意思：等到中原王朝南下，或许会看在吴越恭顺的历史情分上，放吴越一马。

而中原王朝呢？他们也需要“利用”吴越，将其视为牵制南方诸国的政治军事盟友。也就是说，吴越是北方“五代”在南方“十国”中埋下的一颗钉子。

实际上，当年朱温之所以封钱镠为吴越王而不是“越王”，便存有了挑拨其与南吴关系的意图，这一战略意图也被后来的中原政权所继承。

这是一种互相需要、互相利用的现实主义外交关系，在历史上也不难找到参照物：战国时，秦国执行的远交近攻大战略，吴越就是这个“远”；在近代欧洲，英国对欧陆一直执行“均势外交政策”，联合第二强国打第一强国，防止欧陆出现与己抗衡的强敌。

吴越的这个外交政策当然很高明，但高明就高明在这是一种可行的现实主义策略，并不是什么理想主义叙事。

退一万步说，即使吴越和钱弘俶真的有江山一统太平年的政治理想，他们心目中的一统和柴荣赵匡胤的一统也不是一回事：在吴越精英设想的一统中，吴越国仍然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或许有点像明清时代的朝鲜，尽管对中原王朝称臣纳贡，但“王国”仍自存于整个大帝国之内。

纳土归宋这个情节目前还未播出，但我很担心《太平年》在这个议题上继续陷入脸谱化，毕竟，在真实历史上，纳土归宋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天下归心一团和气，而是充斥了阳谋、猜疑、胁迫、泪水。

还是那句话，我并不是说不能虚构和改编，而是好的虚构应该展示人性的幽深与乱世的混沌，而不是自限于脸谱化。

02

在历史上，吴越的“善事中原”，其背后其实有一个基本设定：无论中原王朝得位正不正，是篡位还是武力夺取，是汉人还是沙陀人，只要占了中原，建了新朝，做了天子，吴越就尊其为正统。

无论“天子”是篡唐的朱温，还是契丹人的“儿皇帝”石敬瑭，吴越都照单全收，只要你坐稳了中原。

这更能看出，吴越的“善事中原”是高度现实主义的，去道德化的。

在《太平年》中，当柴荣准备带兵北上攻伐北汉与契丹时，南唐有意出兵牵制后周，此时钱弘俶有一段让人印象很深的发言，大意是吴越绝不坐视南唐背后捅刀，破坏了陛下中原一统的大局。

这个桥段当然是很精彩的，但有些过于大义凛然了，以至于将南唐的人设黑化成了“破坏江山一统者”。

可以说，《太平年》处理最不成功的情节便是有关南唐的部分：为了映衬吴越的理想主义，南唐被塑造成蝇营狗苟的暗黑之国，中主李璟阴险狡诈，后主李煜为人尖刻。似乎为了达成这一“黑化”效果，南唐在剧中的好几次朝会都是在夜间召开的，宫殿里影影绰绰，甚至有点“阴间滤镜”的意思。

在“正统”这个问题上，《太平年》的姿势比司马光还要严肃：中原王朝是“统一主导者”，吴越是“统一协助者”，南唐是“统一阻碍者”。

在这个刚性的人设之下，南唐会以怎样一种形象被呈现也就可想而知了。

人设刚性也就罢了，每当《太平年》出现吴越与南唐之争时，都会表现出一种浓浓的吴越式道德优越感。

我困惑的是，难道更“持平”地处理中原王朝-南唐-吴越这三者的关系不是更可以增强《太平年》的深度与张力吗？

吴越基于生存策略与现实主义外交，尊奉中原王朝为正统，这没问题；但这只是吴越视角的历史，公允地说，南唐与中原王朝本就是平等的战略竞争者，最后谁实现一统，成王败寇而已，完全不存在道德上的高下，更不存在中原王朝是统一主导者、南唐是统一阻碍者的脸谱化叙事。

设想一下，如果《太平年》以一种更持平的视角处理南唐的相关情节，着力刻画中原王朝-南唐-吴越的战略三角关系，这部剧的外交戏和政治戏只会更为出彩。

看《太平年》时，我不时地想到《权力的游戏》，这可能是中国第一部在非主角“群像戏”上有如此优异表现的历史剧。但问题是，“权游”的“群像戏”也隐含着一个去道德化视角的意思：剧中几乎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坏人”和“坏政权”，每个“王国”都是权力游戏的平等参与者。

可惜的是，在《太平年》中，连争议更大的契丹人、耶律德光、石敬瑭都被赋予了客观与多面视角，这是符合“权游”精神的；怎么南唐这样一个在历史上形象尚可的割据政权反而要被打入另册呢？

当然，如果江苏人想为南唐鸣不平，最好的办法就是也拍一部同人剧。这不就是日本“大河剧”的逻辑吗？

03

《太平年》还有一个脸谱化的问题：似乎很多人都是被迫做皇帝或大王的。

《太平年》似乎在塑造这样一个历史叙事：从刘知远、郭威到赵匡胤，三个人都真诚地不想当皇帝，但为时势所逼，最后被迫当了皇帝。

这当然不符合史实，尤其是赵匡胤，很多证据表明，他的黄袍加身是自导自演的。

但就像前面所说，符不符合史实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么叙事真的好吗？

我的态度是：一点都不好，这消解了人性的复杂性，将权力场中的大人物塑造成了一个个“伟光正”。

在《太平年》中，刘知远、郭威、柴荣、赵匡胤、钱弘俶，这些人都不想做君王，尤其是后三个人，他们对最高权力没有真实的兴趣，他们唯一的兴趣是“致太平”。

为了配合这一叙事，《太平年》倒是有一个很精彩的渲染：为了皇帝之位，刘知远、郭威、柴荣这三个人无不是家破人亡。剧中还借刘知远之妻、太后李三娘之口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在做皇帝前，我们家也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做了皇帝后，这个家就毁了。

按照《太平年》的意思，（乱世中）的皇帝简直是天字第一号苦差事，谁当谁倒霉。

这层意思我倒是不反对，皇权对人的摧残是全方位的，有时甚至连皇帝本人也不放过。

但《太平年》在此基础上又做了一个引申：因此剧中的几个主角当皇帝都是被迫的。

这就是我对于《太平年》最遗憾的地方：这样一部有如此多精彩的情节与设定的优秀历史剧，竟然是如此“浅薄”与“单向度”地刻画权力中人的。

尤其是赵匡胤黄袍加身那场戏，可以说是全剧最大的遗憾，完全看不出赵匡胤有什么对于权力的渴望，他似乎全程在冷眼旁观黄袍加身，在道德上居高临下地审视兵变参与者的私心，他的心中只有天下与生民。

恐怕赵匡胤时代的宫廷文人都不敢这么说。

坦白说，我能理解《太平年》编剧对于皇权与权力的反思，编剧或许试图凸显的权力对于人性的摧残与戕害。但在这种反思之上，还可以共存着另一更深层次的反思：无论皇权的戕害多么显而易见，还是有无数人甘冒奇险愿意为之牺牲一切。

这不就是《魔戒》试图阐释的主题之一吗：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

看到郭威、柴荣、赵匡胤那么真诚地拒绝当皇帝，看到钱弘俶那么坚决地辞让当大王，我很难不在心中生出一种巨大的荒诞感，原来五代十国的时代精神是：君王日益崇高的虚怀若谷，与士兵几年一次黄袍加身冲动之间的激烈矛盾。

一部打破了那么多脸谱化的优秀历史剧，却主动地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强行脸谱化，说遗憾都是轻的。

当然，还是期待《太平年》的最后几集来一个反转，给我一记痛快的打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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