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导致台湾难以收复的关键人物，若不是他，台湾或许早就解放了

1950年1月29日深夜，台北泉州街一处民宅被特务包围。

屋里走出一个穿着笔挺西装的中年男人，他报了假名字，却开口要吃牛排。

没人想到，这个贪吃的家伙，就是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一个参加过长征的老革命，即将用一周时间，葬送掉台湾所有的地下党。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延安的窑洞里，中央决定在台湾建立组织。选谁去？

当时在延安，只有一个台湾籍干部参加过长征——蔡孝乾。这人1904年出生在彰化，1924年跑到上海读书，接触了马列主义就投身革命。1934年，他跟着红军走完了两万五千里。

这份资历，在党内属于顶级配置。

中央看中的就是这个。虽然蔡孝乾之前犯过生活作风错误，但熟悉台湾情况，又经过长征考验，还是任命他当了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

1946年4月，首批干部由张志忠带队，从上海坐船偷偷摸进基隆。三个月后，蔡孝乾也到了。他化名"老郑"，表面上是个商人，暗地里却在搭建一张庞大的地下网络。

台湾省工委正式成立。蔡孝乾任书记，张志忠管武装，陈泽民管组织，洪幼樵管宣传。四个人，就是后来被称作"五巨头"的核心班子。

刚开始，工作很难推进。台湾被日本统治了半个世纪，老百姓对共产党压根不了解。到1947年二二八事件之前，全岛地下党员只发展了70多人。

转机来了。

1947年2月28日，台北爆发大规模民变，全岛反对国民党的怒火被点燃。省工委因为准备不足，只有谢雪红和张志忠组织了部分群众参加。但事件过后，民众对国民党的不满情绪暴涨，这给地下党发展提供了机会。

1948年5月，蔡孝乾去香港开会，中央要求加快组织发展。回到台湾后，省工委开始大规模吸收党员。学生、工人、农民，甚至打入国民党内部的高级军官，都成了发展对象。

到1949年底，在台党员达到1300多人，能动员的群众有2000多。

看起来，一切都在按计划推进。

谁也没想到，这个曾经走过长征路的老革命，很快就要把所有人卖个干净。

1949年8月16日，福州解放前一天。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带着全家飞往台北。表面上，他是追随蒋介石败退;实际上，他是中共打入敌人心脏的一颗钉子。

吴石这个人不简单。1894年出生，保定军校毕业，日本陆军大学深造，抗战时期立过大功。但他看透了国民党的腐败，早在1947年就开始给中共提供情报。

到了台湾，吴石进入国民党军事机构最高决策层。他能接触到什么？台湾战区防御图、舟山群岛兵力部署、海军基地分布、空军机场位置——全是顶级军事机密。

问题来了，怎么把情报送回大陆？华东局派了一个女特工——朱枫。

1949年11月27日，朱枫从香港坐船到基隆，名义上是探望女儿。第二天，她就在茶楼跟蔡孝乾接上了头。蔡孝乾把省工委掌握的情报交给她，还安排她去见吴石。

一个星期后，朱枫来到吴石家中。吴石把《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的缩微胶卷，庄重地交到她手里。这些情报有多重要？包括台湾各登陆点地理分析、海空军部署、火器配置，甚至还有国民党的游击应变计划。三天之后，情报就到了华东局手里。

毛主席看到这批绝密军事情报，高兴得当场赋诗："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还特别交代："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

此后，朱枫每周六下午四点去吴石家取情报，从未失手。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但危险正在逼近。

1949年7月，台湾大学校园里出现了一份《光明报》——这是省工委的机关报。有学生把报纸散发到处都是，甚至送到了台湾省主席陈诚的桌子上。

这下捅了马蜂窝。

蒋介石在阳明山官邸召开紧急会议，当面痛骂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三天后，保密局抓到了散发报纸的学生。顺着线索往上查，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被捕。

钟浩东在审讯中昏了头，反问特务："老郑怎么样？"

这句话像导火索，引发了一连串抓捕。特务们盯上了"老郑"这个神秘人物，开始满城搜查。

1950年1月，台工委副书记陈泽民被抓。特务在他身上搜出记事本，里面又出现了"老郑"的名字。陈泽民扛不住刑讯，说出了地址：台北市泉州街26号。

保密局派人在屋子周围蹲守。一蹲就是三个月，差点要撤了。1月29日深夜，"老郑"自己送上门来。

蔡孝乾被抓的时候，相当镇定。

果然。特务天天给蔡孝乾买饺子，吃得他心满意足。一个星期后，蔡孝乾开口了："我想着牛排的味道都快想疯了。"他还指定要去台北最高档的波丽露餐厅买。

吃完牛排，蔡孝乾说为了表示感谢，可以带特务去找共产党的据点。一群人跟着他走进一个黑暗厂房——蔡孝乾突然跑了。

这地方他太熟悉了，真的是以前的据点。那时候，他应该还没有叛变之心。

逃跑后，蔡孝乾躲到嘉义农村。可乡下日子太苦，他受不了。两个多月后，蔡孝乾穿着西装革履，想去镇上吃牛排。这一身打扮，在乡间小路上格外显眼。

七天之内，蔡孝乾把所有情报全部供出。

作为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手里握着整个地下组织的花名册。每个重要成员的真实身份、活动地点、联络方式，他全知道。他在记事本上写过"吴次长"三个字——吴石直接暴露。他身上的一张十元纸币，写着两个电话号码——其中一个是朱枫女儿家的。

毛人凤拿到这份名单，简直如获至宝。

保密局立即展开大规模抓捕。一夜之间，台湾的地下组织几乎全军覆没。朱枫在舟山被抓回台湾，吴石在家中被带走，陈宝仓、聂曦相继落网。

蒋经国在一次会议上透露：从1949年8月到1950年3月初，保密局破获了80多件"中共间谍案"。光是因为蔡孝乾叛变，被抓捕讯问、清查的关系人，就达1800多人。

这场由蔡孝乾叛变引发的大破坏，直接导致台湾地下党组织瘫痪。

朱枫被捕后，特务对她严刑拷打。

她咬紧牙关，一个字都不说。被关押期间，朱枫从皮衣夹缝里掏出金链和金镯，分四次吞下两两多重的金属，想要自杀。虽然没能成功，但这份视死如归的气节，让人肃然起敬。吴石也一样。

审讯从1950年3月5日持续到4月7日。特务多次用刑，酷刑导致吴石一只眼睛失明。但他始终拒绝牵连他人，被特务称为"侦讯最困难的事"。

1950年6月10日，台北下着蒙蒙细雨。

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被押赴马场町刑场。临刑前，朱枫神色平静，吴石昂首挺胸，聂曦面露微笑，英气凛然。吴石留下绝笔："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

枪声响起，四位烈士用生命践行了对信仰的忠诚。

对比这些烈士的壮举，蔡孝乾的叛变就显得格外可耻。

一个参加过长征的老党员，一个在台湾领导地下斗争多年的负责人，竟然在关键时刻选择了背叛，亲手葬送了自己的同志。他供出的名单导致台湾地下党组织损失惨重，国民党按照他提供的线索，共抓捕了1800余人，经审判处死1100人。

原本为解放台湾做的周密准备，全部付诸东流。

蔡孝乾叛变后投靠了国民党，被蒋介石授予少将军衔，长期在保密局的监控下从事"匪情研究"。这些年里，那些因他而死的战友面孔，应该时刻折磨着他的良心。

1982年10月，蔡孝乾在台湾病死。

而台湾的地下党组织，即便重组也元气大伤。1950年1月，陈福星、曾永贤等人在北部山区重建领导机构，想要继续抵抗。但国民党集中力量搜剿，1952年4月26日，陈福星等人被捕自首，组织彻底瓦解。

如果蔡孝乾没有叛变，如果台湾的地下组织继续完好运转，如果那些掌握关键情报的特工能够继续工作，解放台湾的时间很可能会大大提前。

可他的叛变造成的损失再也无法弥补，台湾问题也因此拖延至今，成为民族心头之痛。

1973年，国务院追认吴石为革命烈士。2000年，吴石的遗骸奉回祖国大陆，安葬在北京福田公墓。1950年7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朱枫为革命烈士。2011年7月，朱枫烈士骨灰安放在宁波镇海革命烈士陵园。1952年，毛泽东主席签署《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授予陈宝仓革命烈士称号。

朱枫、吴石、陈宝仓、聂曦用鲜血证明了什么叫"忠诚"，蔡孝乾用叛变诠释了什么叫"耻辱"。

今天我们再看这段历史，既要缅怀先烈的牺牲，也要记住叛徒的教训。

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坚定早日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