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年说马

《福到家门》 农民画 杨国权

马年驰骋而来，关心马文化的人也多了起来。

马在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七，对应十二地支中的“午”，彼时草木繁盛、生机盎然，马常驰骋嘶鸣，故得名“午马”。在中华文脉中，马地位尊崇，具有一系列的象征和寓意，它是黄河的精灵，是中华儿女的化身，代表了华夏民族的精神风貌。

甲骨文里的“马”字，画的是马头高昂、四蹄腾跃之态。《诗经》里写“老马反为驹，不顾其后”，说的是老马护着小马，连身后的危险都顾不上。秦始皇陵里的铜车马，马首微扬，鬃毛如流云，为“国之重器”。唐太宗的昭陵六骏，每匹马都刻着赫赫战功。“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其“知主、忠主、助主”的品格，早已融进了中国人的骨血。

民俗里的马多了几分烟火气。年画“马上封侯”里，一匹红马驮着猴子，讨的是世俗的吉利；剪纸“马踏飞燕”中，马蹄轻掠燕背，藏的是巧匠的慧心。

我国各民族与马的缘分浸在骨子里。哈萨克族的“姑娘追”，小伙子策马在前，姑娘扬鞭在后，马背上的追逐藏着最热烈的情意；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的赛马，骑手们身着彩袍，马鬃系着红绸，一声令下，万马奔腾如疾风掠过草原，大地震颤，那是草原儿女对速度与力量的礼赞；藏族的“马帮”曾是雪域高原的生命线，马背上驮着茶叶、盐巴，在茶马古道上踏出深深的蹄窝，马铃铛声穿透风雪，连起了山外的世界，马成了连接天地与人心的使者。

说起黑龙江，马的故事更接地气。北大荒开发时期，转业官兵们进荒原，马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也是最靠谱的“战友”。1947年6月13日，先辈们在尚志市一面坡开垦第一个农场时，从阿城糖厂买来了11匹役马、三台胶轮车。1954年冬天，二九一团从虎林二道山里往回拉木材，每趟往返60公里，用的就是马拉爬犁。1955年9月，杨华带领的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60名队员到达北大荒，他们开荒用的八副犁杖也是用60多匹马拉的。1956年建场的哈拉海农场，当年就是军马场，最多时存栏4000多匹。老一辈北大荒人，住在“马架子”里，点着马灯，度过了难忘的岁月。马在北大荒开发建设的历史上，也立下了汗马功劳。

望向世界，马的身影在不同文明中闪耀：古希腊神话中的天马，双翼掠过云端时，马蹄踏过的地方会涌出灵感的清泉；北欧神话里的八足神驹，能踏过火焰与海洋，承载着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想象；阿拉伯的“汗血宝马”，奔跑时仿佛一道赤色闪电，在沙漠中驮着商队穿越绿洲与戈壁，成了勇气与耐力的象征。

而在中国，马是力量与速度的化身、进取与开拓的象征，更是忠诚的伙伴与吉祥的符号。从古代征战中的战马到丝绸之路的商旅驼马，马代表着勇往直前、闯荡天下的勇气，蕴含着对建功立业的向往，如“马到成功”寄托着对事业顺遂的期盼，“千里马”常用来比喻才华出众、能力超群的人。在文学作品与民间传说中，马常被塑造成通人性、共患难的形象，如关羽的赤兔马，象征着不离不弃的忠诚，是人类信赖的伙伴。马在民间还是吉祥与文化符号：作为十二生肖之一，马寓意吉祥，“龙马精神”体现刚健进取的民族精神。

文人笔下的马性情万千。杜甫写“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那是神骏的清贵；李贺吟“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那是老骥的傲骨。最难忘的是徐悲鸿《奔马图》中的马，泼墨如飞瀑，鬃毛似火焰，一匹匹从宣纸里奔出来，带着不屈的野性，仿佛要挣脱笔墨的束缚，奔向辽阔的远方。

想起马，我眼前总会浮现出北大荒的雪原：一匹老马站在雪地里，鼻孔喷出白气，睫毛上结着霜花，却依旧抬着头，望着远方的地平线。

新的一年，愿大家都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春节联欢晚会主题一样：骐骥驰骋，势不可挡。眼里有远方，脚下有力量，一起往前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