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鸿胪井碑归途与跨世纪文物追索的现实困境

文︱陆弃

百年流失的唐鸿胪井碑，在上海发布的《唐鸿胪井碑档案文献总汇》中第一次完整呈现其“立碑—存留—被掠—秘藏”的历史轨迹，为追索者提供了扎实、严密、不可辩驳的证据链。这座建于公元714年的唐代中央政府碑石，原位于大连旅顺，是册封东北地区靺鞨族地方政权首领、确立唐王朝行政隶属的重要历史见证。1908年，日本占领军以日俄战争战利品之名，将其拆解运至日本，献入皇宫收藏，成为中国“头号流失国宝”。百余年的时间里，它的归属成为中日民间与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也映照出战时掠夺与现代法理之间的复杂纠葛。

《总汇》的面世不仅是学术研究的里程碑，也是文物追索的一次新动能。出版之前，上海大学学者已将书稿带往日本，并交由民间团体“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转交外务省，试图推动宫内厅正视文物返还问题。然而，日方的回应依旧充满暧昧与回避：“需要向上级请示”“不好说”，宫内厅与外务省在责任推诿中形成层层屏障。推进会计划提交最新《总汇》，而是否能被宫内厅接收，仍无定论。对于追索者而言，这种模糊与拖延不仅是程序障碍，更是心理与战略的双重考验。

这一过程凸显出中日文物返还的制度困境。日方以“国有财产”认定为由，拒绝承认唐鸿胪井碑及相关文物为战利品，并将归还决定推向外务省及议会，议会又将责任推向天皇，形成制度上的迷宫。在多次尝试中，民间学者与志愿者往往只能从模糊的照片和有限的文献中拼凑线索，推进真实的溯源研究。学术成果的完整性与实物的流失之间，形成一种时间与空间上的张力。

追索的阻力并不仅在制度表层，更涉及历史认知与国际舆论。霍政欣教授指出，虽然百年前国际法尚未完善，但日本以战利品掠夺文物并界定为国有财产的行为，其非法性与非道义性仍不容置疑。追索行动不能单靠法律诉讼，也需国际执法合作、外交谈判以及民间推动的多重路径。文物返还不仅是物理归属的问题，更是对历史责任、国际规范和文化尊重的实践检验。

学术追索与民间推动交织成一条漫长而坚韧的路径。自1911年学者乔德秀记录唐碑流失以来，几代研究者不断接力。近三十年来，随着白城师范教授王仁富、童增等人的努力，以及大连大学、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等机构的参与，研究和追索进入快车道。志愿者团队在多国拍卖场、旧书市场、档案馆辗转十余年，拼凑出唐碑百余件新史料，包括原址远景、1923年运往日本首张照片，以及历年彩色照片和海军劫掠电报。散落各处的碎片，在日复一日的学术寻觅中逐渐完整，形成一条可追索的证据链。

民间与政府的协作同样展现制度间的互动逻辑。联合国级别的《敦煌宣言》、联合18国发布的《青岛建议书》等，为历史文物保护和返还提供国际环境。国内学者与志愿者在此背景下，既推动学术研究，也通过民间外交与法律尝试，将百年沉寂的文物归属问题置于现代国际规范的框架中。与此同时，日方的推诿与封锁，彰显制度与权力结构在历史遗留问题上的复杂性。追索行动不仅需要耐心，更需对法律、外交与舆论的交错效应保持敏感。

个人故事为追索行动注入深厚的人文温度。志愿者崔宝娟回忆，童增临终反复叮嘱：“小崔你绝对不能放弃，我们有责任把属于中国的文物追回来。”这是跨越世纪的使命感，也是对文物本身与历史责任的深刻理解。文物虽远，追索不止，每一段档案、每一张照片、每一次面见和交涉，都是对历史公正的微小推进，也是对民族记忆的守护。

日方的回避策略，反映出掠夺文物问题的国际政治敏感性。在战争遗留问题尚未完全和解的背景下，文物归还成为清算历史责任的重要环节。无论是唐鸿胪井碑，还是甲午战争期间被掠的三尊石狮，均体现出制度障碍与历史记忆的交织：法律、议会、皇室与民间舆论共同构成一个复杂的操作空间。中国追索者在这个空间中，需要兼顾历史研究、法律策略和国际沟通。

《总汇》的出版以及民间与学界的努力，说明追索不仅是物质的回归，更是学术、文化与制度层面的综合实践。它呈现的是跨世纪的证据链、数代学者的心血，以及民间与政府协作的多维图景。在漫长的追索历程中，阻力从未消减，但每一次档案翻阅、每一次跨国交涉、每一次照片比对，都是历史正义的一次细微推进。

追索文物，不仅是归还文化遗产，更是对历史责任的当代回应。唐鸿胪井碑的回归之路，体现了历史记忆、学术研究、民间推动和国际法理之间的复杂互动。无论日方态度如何，追索行动所展现的坚韧、专业与使命感，构成了历史与现实交汇的清晰证据：文物流失不等于历史遗忘，追索行动意味着文明对正义和记忆的守护。

在跨越百年的寻觅中，《总汇》不仅是一部学术文献，更是一种象征：让历史遗珍回归的渴望从未因时间流逝而消减。民间志愿者与学者的坚持，政府推动的政策与国际协作，形成了文物追索的现实可能性。唐鸿胪井碑的归途或许仍布满荆棘，但这条路上的每一段努力，都让中华文化的血脉得以延续，亦让世人看到文明与正义在漫长历史中的耐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