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共和谈，李济深劝告李宗仁白崇禧：一切听毛主席的！

文/马志晗

随着解放战争胜利成果不断扩大，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岌岌可危。美国政府判断国民党败局已定而不愿继续提供军事援助，国民党内桂系势力等趁机以“和谈”旗号逼蒋下台。在内外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于1949年元旦发表“求和声明”，企图拖延时间、伺机反攻。对此，毛泽东于1月14日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明确提出八项和平条件，强调中共愿在此基础上和谈。蒋介石下野后，李宗仁甫一就任代“总统”，便宣称“决心以最高之诚意，尽最大之努力，务期促成和平之实现”。他为了解中共对和谈的态度，将目光投向处于国共之间的民主人士；中共为早日实现全国解放，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也重视动员民主人士的力量。因此，在国共两党的共同注视下，民主人士活跃在1949年和谈前后，为实现真正和平、完全胜利而努力。

一、民主人士对于国共和谈的政治选择

作为一种政治称号，民主人士特指参加人民民主运动的某些有党派或无党派的党外人士，中共的认定条件主要有：一是建国前参加过人民民主运动（包括起义在内）或建国前采取善意中立态度而在建国后参加人民民主运动；二是在中间阶层或民主党派中有一定的代表性。解放战争时期，民主人士主要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利益，曾提出有“中间路线”的主张，是国共两党之外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

绝大多数民主人士在政治上倾向中共，他们批判国民党政府“窃权卖国、伪装民主”。“求和声明”发出后，这部分人看破了国民党的阴谋，严正声明“革命必须贯彻到底”；但也有少数人对国民党的话术怀有幻想，重提“中间路线”，希望借和谈来增强政治影响力。中共对此明确加以批判：“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强调民主人士必须回答“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的问题。同时，中共对国民党蒙蔽利用少数民主人士的企图洞若观火，指出其目的是“企图欺骗人民，分化各民主党派，破坏在我党领导之下的政治协商会议，阻止我军渡江南进”。

《关于时局的声明》发表后，除极少数国民党反动派的死忠，绝大多数民主人士都坚定表明革命的立场。1月22日，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代表及无党派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5人联名发表《对时局意见》，号召“全民主统一战线上的战友，务须一致团结，采取必要行动，坚决执行人民的公意，而使这八项和平条件迅速地全部实现”。民主人士郑重表明了拥护中共、支持革命的政治立场，对内部不为中共所容忍和不为革命所接受的主张进行统一清算，并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整体切割。处于国共两党之间的“第三方力量”已然整体成为革命阵营的一大部分。

◆1949年2月，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于南京机场合影。前排左起：童冠贤、吴铁城、于右任、邵力子、颜惠庆、章士钊、江庸。

民主人士在和谈中支持中共是历史和现实的共同选择。军事上，解放战争胜利大局已定，国民党反动派的主要武装力量基本被摧毁，求和只不过是“争取时间，让反革命残余势力在大江以南或边远省份作最后挣扎”，自身并未掌握足够军事武装的民主人士在逐渐清晰的革命局势下积极向中共靠拢。政治上，国民党长期对民主人士进行政治压迫，尤其在抗战胜利以后加强独裁、发动内战，使其更加失去支持；而中共的统战政策获得民主人士的认同，“五一”口号得到支持和拥护，许多民主人士与中共有着长期的友好合作关系，并且中共强调“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帮助大批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因此，不论是出于政治因素还是军事因素，历史条件还是现实条件，民主人士都选择了中共。

二、民主人士在国共正式和谈前的行动

为促进真正和谈，国共双方都重视民主人士的沟通联络作用：国民党政府委托一些民主人士来解放区探听中共对于和谈的态度，中共通过民主人士向国民党高层传递愿意谈判的和平信号。同时，民主人士积极帮助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批判揭露国民党“求和”真面目，在舆论上形成了有利于中共的形势。

1949年1月，李宗仁就任代“总统”后，一面致电毛泽东表示接受八项和平条件，希望两党能够捐弃前嫌，准备开始谈判；一面联络在上海的民主人士前往北平“试探共产党对和平呼吁的反应”。当时身处上海的有宋庆龄、张澜、黄炎培、章士钊等人士，李宗仁实际是想争取到他们的支持并以之促使中共放弃渡江；之后，他又拟派代表团前往北平商谈南北通邮通航事宜，亦是想利用民主人士探听情报，并为国民党苟全势力笼罩和平的面纱。国民党的用心昭然若揭，马叙伦、许广平等联名发表《告上海同胞书》，针锋相对地揭露南京政府假和平的圈套，呼吁上海人民响应八项和平条件。最终，李宗仁召集到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邵力子四人参与上海和平代表团，上海的民主人士认为代表团“主要任务是使在北平的共产党领导人认识人民的苦难以及实现和平的迫切需要”，而不是替国民党政府粉饰形象、搜集情报。

中共重视北上的代表团。叶剑英、董必武、聂荣臻等人先后在公共宴会或私下场合与代表团成员进行交流，展现中共争取真正和平的诚意。解放区的民主人士们也热切希望代表团劝说李宗仁与蒋介石决裂，争取用北平方式实现和平。对于代表团在北平的活动，李宗仁表示肯定，认为“前景越来越向有利的方向发展”。中共在谈判条件、谈判后新政协的召开与新政府的成立等具体方面也重视民主人士的意见和态度。谈判条件中的内战罪犯名单是中共同许多民主人士共同商量拟定的，沈钧儒认为其完全符合法律要求；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亲自邀请黄炎培等民主人士共同讨论和谈问题，听取各方的建议；对于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表示“南京政府参加新政协及参加联合政府之人选，由中共（包括民主人士）与南京政府商定之”，并通过代表团和其他渠道将主张告知国民党政府。

《告上海同胞书》是民主人士公开发声批判国民党、拥护共产党的一个典型。当时不论是已在解放区还是仍在香港等地（包括正在北上途中）的民主人士，都纷纷在报刊杂志上公开声明，其所形成的舆论力量有力地配合了中共政治和军事斗争。

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直观感受到不同于国民党统治下的生机与活力，更加坚定地站在中共一边。1949年1月7日，在河北李家庄的民主人士田汉、吴晗等人致电在哈尔滨的李济深、沈钧儒等，表示对于国民党提出的和平谈判必须认清三点：“革命必须贯彻到底”，“人民民主专政，绝不能容纳反动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一致行动，通力合作”。这体现出民主人士已经形成成熟统一的判断。之后，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20人相继在东北欢迎会上发表演说，一致痛斥国民党的假和平阴谋，主张在中共领导下把革命进行到底。

◆李济深

李济深是当时民主人士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他素以“反蒋”著称，是当时极具影响力的军政人物。桂系在国民党党内得势后就想到游说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还托黄绍竑给当时身处香港的李济深送去亲笔邀请信（此时李济深已经秘密北上解放区了），希望他和民革成员一同回到国民党政府，壮大和谈声势。但李济深不为所动，他一方面响应中共邀请北上，公开用行动支持中共；另一方面积极策动地方起义，表示“无论南京的文武官员，只要他们能及时起义，有行动表现，我们都欢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重视李济深对和谈的帮助作用，在上海和平代表团到来后指示：“如果四人问及李济深时，可告诉他们，李等民主人士不日要来北平。并劝四人多住几天，待李等到了，大家谈谈。”李济深没有辜负中共的期待，2月25日他抵达北平之后，便积极与上海和平代表团进行沟通。除颜、章、江、邵四老外，代表团中还有李宗仁安排的联络员——原桂系在香港工作的立法委员黄启汉。李济深找到这位老相识直言：“你告诉德邻（李宗仁）和健生（白崇禧），要他们一切听毛主席的，就什么事情都好办了。”李济深的态度，代表着民主人士对于国共和谈的态度。

三、民主人士在国共和谈期间的努力

在多方关注下，1949年4月1日，国共两党和平谈判在北平正式开始。经过近半月的谈判协商，4月15日，中共将国内协定最后修正案提交给国民党代表团，由其转至南京；但协定最终被国民党政府所拒绝，4月20日和谈破裂。在此期间，李济深、黄炎培等民主人士为国内和平协定的拟定建言献策，并努力帮助争取国民党政府同意国内和平协定。

中共及时将国共和谈的进展情况告知民主人士，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周恩来在谈判期间先后向民主人士进行了五次报告，在17日的报告中提出：实现国内和平协定用和平方法比战斗还要忙，要大家帮助，希望各民主人士在小组讨论或座谈会中提出意见。毛泽东也邀请了部分民主人士讨论相关事宜：4月2日，单独和李济深就与南京代表团的和谈问题、筹备新政协会议问题和外交问题等充分交换了意见；3日，邀请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谭平山、马叙伦等各民主党派代表共同会谈国共和谈的经过文件与今后方针；指示在和谈期间应该“举行各党派代表人物（十人）的会议一次” ，以让各方意见得到充分体现和相互交流。民主人士认真阅览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在座谈会上表态：对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可作部分修改，但在渡江接收国民党政权、改编反动军队这些原则问题上不能修改。中共明确肯定了民主人士的贡献：“协定全文为八条二十四款，不仅采纳了南京代表团方面的意见，各民主党派的领袖人物亦从旁积极提供了意见。”

◆北平和谈期间留影（左起：杨尚昆、邵力子、章士钊、颜惠庆、江庸、周恩来）。

各民主人士也主动利用私人关系帮助传递中共主张。在国民党代表团来到北平当天，民主人士在北京饭店就举行会议，共同商讨两项事宜：一是“宣言推中共领衔，余各签署原稿，交中共酌定先后名次”，二是“会商对今日来平之南京和谈代表如何应付”，以此定下应对和谈的基调。李济深在和谈开始前就致电过黄绍竑，“要他幡然觉悟，站到人民的一边来，帮助敦促李宗仁、白崇禧接受中共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以赎前愆而获人民宽容”；为说服桂系下决心转向革命一边，李济深又于4月6日委派朱蕴山、刘仲容两名民革成员前往南京，当面向李宗仁、白崇禧说明利害关系。黄炎培也专门拜访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等人，转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意志主张，真诚劝告代表们能够转告国民党政府同意和谈条件。

国民党代表团中有多位人士都与中共有较为友好的关系或倾向与中共达成和平协定。邵力子曾在国民党党内公开主张无条件投降；卢郁文在八项和平条件公开后提出了“组织联邦政府、组织联合政府、划江而治”三种和平方案并草拟了争取和谈的议案。他们在代表团内部营造出了配合中共和民主人士的主和氛围，影响着代表团对国内和平协定的态度。在中共领导人真诚表示善意和民主人士从旁劝告的共同作用下，作为首席代表的张治中也愿意劝说国民党高层在和平协定上签字，表示“相信当这个协定变成正式签订的文件时，对全国人民、对各民主党派、对一切民主力量，他们听到了，一定欢欣鼓舞”。

四、民主人士在和谈破裂后的工作

尽管中共和民主人士都希望国民党能够同意国内和平协定，但最终南京国民政府拒绝签字，和谈破裂。4月21日，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发出，渡江战役打响，解放军迅速击溃长江防线，于23日就占领了南京。民主人士此时配合中共，一是帮助劝告国民党和谈代表留在北平，二是在政治舆论上拥护解放军进军，三是继续争取李宗仁等国民党势力并推动地方起义与和平解放。

◆1949年4月，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共代表团同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在北平举行和平谈判。

和谈破裂后，国民党和谈代表没有第一时间返回南京，而渡江战役后他们面临着是去是留的尴尬局面。中共希望他们可以留下，周恩来真诚地对张治中说：“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民主人士也纷纷出言相劝，表示代表团可以“向国民党政府表示仍留在北平继续为和平努力，并争取何应钦、李宗仁不要与蒋介石合流”，既名义正当，又可分化反动势力。邵力子是代表团中第一位明确表示留在北平的，并和章士钊等一同力劝其他人留下，特别是劝告因首席代表身份而想返回复命的张治中。最终，不论是本就心愿留下的邵力子、章士钊，还是在邵、章二人影响和旁人劝说下决定留下的刘斐等人，或是原本因首席代表身份有所犹疑但因众人诚意相劝且亲眷被安顿好而无后顾之忧的张治中，都选择留在北平，响应中共召开新政协、建立新中国的号召。

在渡江战役打响当天，各党派团体和民主人士代表会议在北平举行，周恩来代表中共作了《关于南京政府拒绝和谈及时局的发展》的报告，陈述中共为和平所作努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自取灭亡。4月23日，由李济深领衔，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联合发表了拥护人民解放军进军命令的声明，赞扬国内和平协定“公允合理，有利于人民与国家，使南京反动势力下有正义感之爱国人士能获得参加民主和平新中国建设之机会”。民主人士与中共所想是一致的，随着渡江战役正式打响，关心的重点从政治谈判转到军事斗争上来了。

虽然和谈最终破裂，但中共并不放弃争取国民党党内愿同蒋介石分裂的力量。对桂系，中共态度真诚且明确：“只要桂系今后行动是站在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及能达成真正持久和平之目的，我们是不会拒绝他们的。”并且中共通过黄启汉等人士多次向李宗仁伸出非官方的和平触手，希望能够争取其打出“反蒋”旗号。李济深等同国民党敌方将领有着密切关系的民主人士积极配合中共进行政治和军事上的策反活动。李济深告诫广西地方派此时“不如从中起义，桂省可不抗而定，即能立功，又可免战祸，地方亦不致糜烂”，成功策动靖西起义；张治中利用自己曾主政西北的影响力，有力推动新疆地区的和平解放；傅作义受中共委托，前往绥远促进绥远和平解放；刘斐等人联合当时在香港的龙云等国民党要员，共同发表《我们对于中国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表示与国民党反动派决裂，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些行动直接或间接地配合了解放全中国的进程，为减少战争损失、夺取全国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解放战争时期，民主人士是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对于国共两党来说都是必须争取的对象。最终民主人士选择中共，既是国民党失民心，也是共产党得民心——中共长期坚持的统战工作展现出重要成果。建国后，民主人士继续活跃在政治领域，通过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等方式为新中国的建设发展贡献着独特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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