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华：特殊的村规

华北农村，过了农历腊月二十，年的味道就越来越浓了。许多喜庆的事情，比如娶妻嫁女，都赶在年底来办。可是，在河北省深县（今深州市）北杜庄村，农历腊月二十二这一天，全村却一片寂静。这一天不娶不嫁、不兴土木，不举办任何喜庆的活动，甚至不聚会、不喝酒，完全没有迎小年的节庆气氛。这一切皆因为一场战斗。

一

1939年2月10日，农历戊寅年腊月二十二的凌晨，八路军120师715团一部，在北杜庄被日寇包围。他们从凌晨坚守到下午3时，击退了敌人4次进攻之后撤出战斗。715团是120师的主力团，前身是由著名红军将领段德昌等人于1928年春创立的洪湖赤卫队，也是最早的红军团之一，长征中为红2军团红6军第4师。这是他们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开赴冀中地区、由大青山来到河北平原的第一战，这场战斗打得非常惨烈。

平原上，屋顶便是制高点，战士们迅速抢占屋顶阻击敌人。村民刘庆林家的房子比较高，八路军的机枪就架在他家的屋顶上，也因此遭到敌人最猛烈的攻击。一批战士牺牲了，再上去一批。伤亡战士的鲜血顺着屋檐上为下雨设计的水口往下流，染红了地上的积雪。

这次战斗影响深远。《吕正操回忆录》记载：“正值一二〇师七一五团由绥远大青山来到冀中，便在深县以东的邢家庄、北杜村投入战斗，敌人以为已捕捉到冀中领导机关，于是蜂拥而来，以坦克、装甲车掩护步兵对我七一五团占领的村落阵地围攻，王庄敌人也前来增援。七一五团指战员顽强地抗击敌人，以集束手榴弹反击敌人坦克和装甲车。连续打垮敌人四次大规模的冲击，坚持到下午四时，杀伤大量敌人后，主动地撤出了战斗。”

1940年2月延安出版的《文艺战线》第1卷第6期，刊登了著名诗人、散文家何其芳的《七一五团在大青山》。文章记述了715团从大青山来到冀中的经历，并以第二人称称715团为“你”，其中写道：“二月十日，一九三九，我和（120师）政治部在武强东唐旺，而师部在半里外的任家庄，拂晓便得到了‘战斗准备’的命令……然而敌人并没有攻击到我们的村子来。我们仍然在那里睡了安静的一夜。第二天我们才知道，敌人的退却是由于你的突然到来，你的突然打击。十五天之后，我到你驻扎的村子里去。我才更多知道了一点儿那天的情形，那天早晨你刚从一个多月的长途行军到达了深县北杜庄，刚准备宿营，刚进屋，便发现了敌人的进攻。虽说当时敌情不明，部队又连接着行了三晚的夜行军，一天一夜没有吃饭，你还是英勇地应战了，而且后来敌人增援到两千多人，坦克车装甲车六辆，你还是支持到下午三点才开始脱离战斗。而且脱离战斗的时候，你的一个副班长因为带了伤，独自落在后面，便把一个手榴弹放在肋下，自己拉了引线炸死自己。”

将军和作家互相印证了一个历史事实：715团被误认为冀中军区的领导机关，吸引了敌人的兵力，掩护了120师师部和冀中军区。也正因为如此，敌人重兵包围，志在必得，北杜庄战斗的激烈和残酷超出想象。

将军和作家的文章，为北杜庄战斗留下了文字的回忆，而北杜庄的村民则把记忆深深地刻在了心中，特别是那些奋勇作战、壮烈牺牲的八路军烈士。

85年过去了，当年目睹了那次战斗的村民已经陆续离去，但是关于那次战斗的许多情节，依然在村民中流传。

比如，何其芳写到的那位宁死不做俘虏的副班长，拉响手榴弹之前，在一面土墙上刻下了一行字。待到冰雪融化，人们发现这行字的时候，只能辨认出“山西”两个字。还有一个16岁上下的小号兵，负伤以后被乡亲们掩藏了起来。第二天送他归队的时候，他号啕大哭，喊着：我的6个兄弟都牺牲在这儿了……至于那栋屋檐流血的房子，也早已倒塌了。但是，北杜庄所有的村民都能够指给你看：那就是房子所在的地方。

二

战斗发生的第二天，北杜庄的乡亲们砸开坚硬的地面，掩埋了烈士。由于敌人进村后对部分烈士的遗体进行焚烧，再加上当时特殊的环境，很难仔细辨别共有多少具遗体。

那是冀中平原上一个多雪的冬天。进入腊月之后，连续下了几场罕见的大雪。掩埋烈士遗体时寒风呼啸，天空飘起了雪花。被积雪掩盖的平原和村庄一片洁白。用乡亲们的话说，像是天地也为烈士穿上了孝衣。

乡亲们掩埋了烈士，也埋下了一个心愿：但愿有一天打败侵略者，能够为我们的烈士竖起一座墓碑，但愿有一天能知道这些烈士姓甚名谁，把他们的名字刻在墓碑上。

一任接一任的村干部，一代接一代的北杜庄人，为此接续努力着。每个在外面工作的北杜庄后人，都承担着“打听”有关烈士信息的责任。每一个和北杜庄有亲戚关系、战争年代曾经参军参战的人，都被询问过：知道北杜庄那些无名烈士吗？可惜，在信息闭塞的年代，由于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始终没有得到过确切的回答，直到村中一位叫杨进顺的人参与进来。

杨进顺是北杜庄人，也是听着烈士的故事长大的。参加工作以后，包括父亲、爷爷在内，村里许多人都叮咛过他，如果有机会，一定要把烈士的情况弄清楚。而党支部书记杨庆来的嘱咐，更让作为北杜庄后人的杨进顺感到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从衡水棉麻公司调到电信公司以后，借助新的工作平台的便利条件，杨进顺开始从网上搜寻有关北杜庄战斗的资料。杨进顺试着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同120师和冀中军区领导的后代联系，还真联系上了贺龙元帅和吕正操将军的后人。

从此，搜寻北杜庄烈士资料的接力活动也在北京展开。他们首先推荐梁宁宁同杨进顺联系，梁宁宁的父亲是抗战初期担任过冀中军区老八团政委的梁诚烈士。梁宁宁做了许多工作，后因身体原因由杨晓哲接替。杨晓哲的父亲是曾任120师714团政委的开国将军杨秀山。

201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深州市政府修建了北杜庄烈士亭，立了烈士纪念碑，2018年又硬化了烈士亭周围广场。

但北杜庄村民心中仍旧留着遗憾。纪念碑有了，但烈士们的名字还不知道。功夫不负有心人，杨晓哲终于从解放军军史馆解密的档案中，查找到了120师卫生处于1940年4月填造的1939年2月10日“邢庄北杜庄战斗”烈士名册。共有85名英烈长眠于北杜庄的地下。名册上记载着他们的姓名、职务和籍贯。

巧合的是，烈士们牺牲于1939年2月，查到烈士名册是2019年2月，相隔整整80年。得知烈士的准确信息时，也是一个寒风刺骨、雪花飞舞的日子，北杜庄的村民，有人去烈士墓地放鞭炮，还有人去烧纸钱，他们通过各种形式释放掩埋在心中80年的情感。

三

烈士纪念碑立起来了，烈士名册知晓了，北杜庄村民的心还是放不下，他们还要为烈士寻找亲属，送他们回家。怎么找呢？如今，他们有了新的思路。当初为推动建立烈士纪念碑，《衡水晚报》记者采写的报道《北杜庄要为无名烈士修墓立碑》发挥了作用，让他们看到了新闻宣传的影响力。为烈士寻亲，他们再次求助于新闻单位。在中国晚报工作者协会的支持下，全国多家晚报刊登了北杜庄战斗烈士名册。

山西省右玉县有个王庄村。1937年，村子里16岁的青年何云生，没有和家里人打招呼就突然消失了。邻村有人看见他穿上军装，跟着一支队伍走了。可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何云生没有回来，解放战争胜利之后还是没有回来，新中国成立了、抗美援朝战争都结束了，何云生仍然没有回来。有人开始怀疑，何云生是否还在人世。但是家人不愿意相信他不在了，认为他一定还在一个不方便回家、不方便写信的地方。

2019年春天，右玉县的一个爱心团队从《山西晚报》上看到了北杜庄烈士名册中9名右玉籍烈士的名字，立即展开了调查工作，并很快联系到了何云生的侄子何文宽。何云生离开家乡的时候，何文宽的父亲才4岁。

当得知自己哥哥确实参加了八路军、在80年前就牺牲了时，何文宽86岁的老父亲顿时老泪纵横。清明节，何文宽受父亲的委托前来北杜庄认亲，他还精心挑选了4棵右玉的松树苗带到北杜庄。父亲叮嘱他从烈士墓地带一捧土回来，埋在爷爷奶奶的坟前。当他捧起一捧土，念叨着“大伯，咱们回家看爷爷奶奶了”时，在场的人无不潸然泪下。

深州市民政局出具证明，右玉县民政局为何云生颁发了烈士证书。爷爷奶奶早已去世，大伯何云生并无子女，即使拿到了烈士证书，何文宽一家也不能享受烈士遗属待遇。但是捧着这迟到了80年的烈士证书，他们一家还是无比激动。因为，这一张证明大伯确实是因为打日本鬼子而牺牲的八路军的证书，不仅是家族的光荣，也最能告慰爷爷奶奶的在天之灵。

像右玉县爱心团队一样，许多人关注到了烈士名册。陕西省富平县委党校原副校长孟智全，热心搜集革命文物、研究红色文化。当孟智全从名册上看到有3名富平籍烈士姓名后，马上和同事一起专程赶到北杜庄，了解当年的战斗情况，帮助寻找富平籍烈士的亲属。

我第一次来北杜庄是暮春，第二次再来已是仲夏。村党支部书记蔚冠中和村委会主任刘占钦站在陵园门口，门外就是一望无垠的玉米地，没膝高的玉米苗子一片油绿。蓝天白云之下，一架无人机在田野上空飞翔。支部书记告诉我，那是村委会租来、为村里的玉米统一喷洒除草剂的。我心中突然涌起一阵莫名的激动，如果牺牲在北杜庄的烈士们，知道今天乡亲们除草都用上了飞机，他们一定会含笑九泉。

我问支部书记：“80多年了，每年腊月二十二不搞任何喜庆活动的传统还在坚持吗？”支部书记说：“日子过得越好，乡亲们越是思念先烈，80多年中没有一年忽略过。”我又问：“腊月二十二不搞任何喜庆活动，最早是谁倡议的？”支部书记答：“我们也曾经想要弄明白这件事，可是始终弄不明白。后来有些老年人对我们说，哪有什么人倡议，就是大家怀念先烈的自发行动，就这么一代一代传承下来了。”

当年曾被八路军当作防御工事的最后一栋房屋，已经倒塌10年了。但是，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情结，依旧在牢固支撑着北杜庄特殊的“村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