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操控美国？尼克松绝密证词指向军方“深层政府”

1975年7月1日，阴沉的天空下，两名水门事件检察官来到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当时在场的还有副国家安全顾问、美国空军中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他们聚集于此，是为了处理一件棘手的事情。

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处理一份长达297页的笔录。这份笔录是前一周完成的，当时水门事件特别检察组的八名成员，以及一名速记员、两名联邦大陪审团成员等人，在加州圣克莱门特尼克松的住所附近，对他进行了宣誓质询。在历时两天的质询中，这位前总统向大陪审团作证持续了11个小时。之后，检察官又对他进行了一次长达两个小时的讯问，这次讯问此前从未公开。

杰拉尔德·福特总统赦免了尼克松在任期间犯下或可能犯下的所有罪行，但伪证罪的威胁仍然笼罩着他。据各方记载，这是美国总统首次在大陪审团面前作证，也是尼克松唯一一次就水门事件进行深入作证。

自1973年初以来，这场丑闻从最初主要由报纸报道的小插曲演变为电视媒体铺天盖地的全国性事件——这标志着饱和式报道的开端——美国经历了铺天盖地的头条新闻、辞职、听证会、审判、报告、回忆录和档案解密。在检察官眼中，这位前总统在尼克松政府所谓的“有组织犯罪活动”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埃尔斯伯格闯入事件、基辛格窃听事件、吉米·霍法和卡车司机工会的资金、霍华德·休斯和赌场、大使职位买卖、国税局滥用职权、中央情报局暗杀阴谋等等。

1974年8月，尼克松总统宣布辞职。（图片来源：雷·斯塔布尔宾/美联社）

在尼克松第二天也是最后一天作证接近尾声时，质询偏离了议程，涉及了一个不在议程上的话题。这促使尼克松告诫他的质询者：“我强烈要求特别检察官：不要打开那个潘多拉魔盒。”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检察官们竟然同意了。

那年七月，聚集在白宫的四人意识到，他们手中的文件是一张通往冷战最黑暗角落的路线图。在宣誓作证的场合，这位美国当时唯一的前总统以他孤独的视角，探讨了战争与和平、权力与金钱、丑闻与秘密等错综复杂的主题。正当的程序要求保密；但这些官员却做得更多。

这份笔录被置于大陪审团的保护封条之下，甚至连司法部的高级官员都不得查阅。在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斯考克罗夫特将军认定，其中一段长达七页的内容——正是尼克松曾警告过的主题——极具煽动性，甚至需要对大陪审团的其他成员保密。

根据当时在场的“水门事件”检察官彼得·克林德勒一份此前未公开的备忘录显示，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在这七页内容上都盖上了“机密”印章。克林德勒将它们放入一个信封，并在信封正面钉上了一份法院命令，封存了内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将这个信封放入另一个白宫信封，封好，写上日期，并潦草地写道：“请勿触碰，仅限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开启。”

直到2011年——尼克松作证36年后，他去世17年后——国家档案馆才公布了大陪审团的笔录。包括我在内的一些记者对此进行了报道，但绝大多数内容都被忽略了。而这七页文件也一直被扣留，直到现在。

在20世纪70年代铺天盖地的官方信息披露浪潮中，究竟是什么内容如此敏感，以至于连特别检察官都不敢触碰？

这一答案填补了尼克松时代记录中的一个重要空白，对我们当今时代也具有重要意义。《纽约时报》评论版获得的这份大陪审团机密笔录，直接关系到特朗普总统及其支持者关于所谓“永久官僚机构”（如今更广为人知的名称是“深层政府”）存在的指控。

1975 年 6 月，尼克松坐在海岸警卫队的一个小站里，向联邦检察官和陪审团证明，不仅有这样一个恶魔存在，而且他自己，尽管在水门事件中罪责难逃，也是它的受害者。

水门大厦建筑群（图片由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提供，来源：盖蒂图片社）

“你是否郑重宣誓，你即将在本次取证程序中提供的证词，”法官问道，“将是真实、全部真实、绝无虚假，愿上帝保佑你？”

“我愿意，”证人回答道。

1975年6月23日上午9点，为尼克松主持宣誓的是加利福尼亚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首席法官。为了避免引起注意，特别检察官、大陪审团成员和速记员在圣地亚哥附近过夜，然后驱车前往这座前“西部白宫”。

“先生，”水门事件特别检察组负责人亨利·鲁思开口说道。这是一种狡黠的轻蔑，拒绝向尼克松表达应有的尊重，拒绝称呼他为“总统先生”。鲁思发表了事先准备好的开场白，最后再次强调了作伪证的潜在后果。

“是的，鲁思先生，您说的我都明白，”尼克松说道。“毋庸置疑，正如我宣誓时所表明的，我来到这里是为了作真实的陈述。当然，我认为您有义务提醒证人，但我并不觉得您特别有必要提醒我。”

即便身陷丑闻，面对八位全副武装、掌握大量文件和录音带的检察官，尼克松——除富兰克林·罗斯福之外唯一一位五次代表共和党参加全国性竞选的政治家——依然散发着强大的气场。

五十年前，信息时代已经来临。参议院水门事件委员会公开了其使用计算机进行数据存储和检索的工作；电视网络通过卫星直播听证会；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报刊杂志纷纷出版平装本，收录了听证会、文件和笔录。国会设立了派克委员会和丘奇委员会，它们是如今情报委员会的前身，负责处理从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涌现出的所有文件。

结果，前六届白宫的丑闻如同堆积如山的骷髅。尼克松绝不愿独自在"所有罪孽"的祭坛上献祭，除非记录能反映这漫长的总统不当行为谱系。水门事件并非凭空而来；在那个暗杀和秘密药物测试频发的时代，它也并非最严重的滥用职权事件。

尼克松强调在椭圆形办公室和当前的调查程序中保密的重要性，并提醒听众，不久前他还是自由世界的领袖。 “只有在绝对保证我的证词不会被泄露的情况下，”他作证说，“我才会首次披露当初提议窃听的原因，这些信息一旦公开，将对美国造成极其严重的损害。”

质询将探讨五个议题，其中包括白宫录音带中臭名昭著的18分半钟空白。第二轮庭审即将结束时，另一位检察官杰伊·霍洛维茨突然抛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问题。霍洛维茨说，他需要提及“另一个电子监控项目，我称之为拉德福德项目”。这位检察官承诺只会问几个问题，并表示该项目对多人进行监控，其中包括一名名叫拉德福德的海军文书，监控时间从1971年12月到1972年6月。

拉德福德是谁？在那个时代的所有丑闻中，是什么让他的案件——如今几乎无人知晓——成为最敏感的案件？

尼克松对此记忆犹新：“这是我担任总统期间最敏感的项目。”

“我明白，”霍洛维茨回答道，“我也明白——”

尼克松打断了他。显然，案情的框架构建太过重要，不能交给这个毛头小子。

“我要来描述这个项目，”这位前总统宣布道。

亨利·鲁斯（居中者），水门事件特别调查组负责人。资料来源：查尔斯·哈里蒂/美联社

1971年12月3日，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爆发战争。白宫召集了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这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个精英小组。

“这是一个冷战时期的地区性问题，”国家安全委员会亨利·基辛格的副手亚历山大·黑格将军在2000年告诉我，“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苏联和印度正在勾结”对抗巴基斯坦。事实上，克里姆林宫和印度在那年夏天签署了一项战略条约。

除了希望遏制苏联的侵略之外，尼克松还对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抱有不信任感。尽管叶海亚·汗的人权记录糟糕透顶，尼克松也有理由支持这位巴基斯坦总统：伊斯兰堡曾是尼克松秘密外交的平台，最终促成了1972年他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这是尼克松外交政策上的妙招。然而，在公开场合，美国仍然保持中立。

“总统每半小时就对我大发雷霆，说我们对印度的立场不够强硬，”基辛格12月3日对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说。“他认为我们没有按照他的意愿行事。他想偏袒巴基斯坦。”尼克松在没有咨询海军的情况下，下令派遣一支由核动力航母“企业”号率领的特遣舰队前往孟加拉湾。

11天后，调查记者杰克·安德森发表了绝密备忘录的摘录，以及更令人震惊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记录，所有这些以及更多内幕才浮出水面。这些内幕为安德森赢得了普利策奖。西奥多·H·怀特评论说，安德森的专栏文章及时地驳斥了官方说法，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揭露了国家安全规划者的基本隐私”。

查明安德森是如何获得这些材料的任务落在了白宫“水管工”身上，这是一个成立于1971年6月的秘密小组，旨在堵住新闻泄密的漏洞。调查很快就锁定了28岁的海军一级军士查尔斯·拉德福德。

拉德福德于1963年入伍。据关于水门事件的开创性著作《无声政变》所述，他身材瘦削，留着小胡子，拥有“化解矛盾和收集情报的天赋”。拉德福德驻扎在新德里的美国大使馆，对印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70年，他开始在五角大楼和白宫担任速记员、打字员和信使。他和安德森一样，都是摩门教徒；拉德福德一家和安德森一家在教堂相识后成为了朋友。

在旧行政办公楼里，拉德福德在联络办公室工作，该办公室负责连接五角大楼的高级军事将领——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基辛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他的上级包括两位直接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托马斯·穆勒海军上将汇报的海军上将。穆勒上将是一位来自阿拉巴马州的59岁保守派人士，也是一位功勋卓著的前海军飞行员。

随着越南战争的恶化，穆勒上将公开抱怨说，国家的文职领导人对前线部队的需求只是“口头上说说”。尼克松任命他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后不久，穆勒上将就对美国的走向表示失望。他在1970年为海军刊物撰文写道：“随着我步入职业生涯的暮年，我常常怀疑，我们这一代人所做的一切是否都值得。”

在波托马克河对岸的五角大楼里，参谋长联席会议眼睁睁地看着一个问题在约翰·F·肯尼迪和林登·B·约翰逊总统时期逐渐滋生，并在尼克松时期变得愈发严重：总统的军事顾问被排除在政策制定之外。更糟糕的是，这种排除反而助长了他们所厌恶的政策，包括与苏联和中国关系缓和，以及削减军费开支，使得军费开支占联邦支出的比例降至195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尼克松本人也对五角大楼的高层嗤之以鼻。“该死的将领，他们就是一群贪婪的混蛋！”这位三军统帅在1971年4月的一段录音中怒斥道。“他们想要更多的军官俱乐部，想要更多的人来擦鞋！这些狗娘养的根本不关心这个国家！”

就在这冷战时期弥漫的猜忌氛围中，性格随和的查克·拉德福德出现了。联邦调查局后来查明，他是被穆勒海军上将带到华盛顿的。拉德福德尽职尽责地执行着上将的指示，搜集有关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情报。他接触到的任何文件都会被复印；他会翻找垃圾桶和焚烧袋；无法复印的内容，他都会牢记于心。拉德福德还招募了一名来自德克萨斯州的海军二等人事官来协助他，这名二等人事官负责夜间管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邮件收发室。

1974 年，查尔斯·拉德福德在国会山（照片由美联社提供）

“只要有机会，我就拿，”拉德福德告诉《无声政变》的作者们。“我把这当成了我的职业。每天，每分每秒……信息源源不断地涌来，他们根本消化不了。他们拿到这些数据后欣喜若狂……每次我回来，他们都更加高兴。”

拉德福德被选中陪同基辛格的副手黑格将军访问越南和柬埔寨，他充分利用自己的盗窃天赋，甚至包括搜刮将军的公文包。据《无声政变》记载，拉德福德交出了“一个巨大的政府信封，里面塞满了数百页文件”。

学者们得出结论，对五角大楼忠心耿耿的黑格将军默许了拉德福德的行动。当然，这位将军并不赞同尼克松的政策。 2000年，黑格将军告诉我，尼克松将战争负担转移到西贡的“越南化”政策“就像两美元钞票一样虚假！”（我当时觉得不该提醒将军，财政部自1862年以来就断断续续地发行过两美元钞票。）

黑格将军于2010年去世，他否认参与间谍活动，而是将其描述为例行公事。“汤姆·穆勒在主席办公室里搞的那些勾当，并不罕见，”他说。“任何在五角大楼成长的人都知道，陆军监视海军，海军监视空军。”他总结道，“他们互相监视。”

1971年6月，拉德福德获得了黑格将军的高度评价，被选中陪同基辛格访问亚洲各国首都。在巴基斯坦中途停留期间，随行记者被告知基辛格生病了，这是个谎言；事实上，他秘密飞往北京，敲定尼克松的行程。“别被抓到，”拉德福德的直属上司罗伯特·韦兰德海军上将在他出发前警告道。这位随行军官再次抓起所有触手可及的文件，甚至翻遍了基辛格的公文包。拉德福德收集了大量资料，以至于他不得不联系美国驻新德里大使馆的一位线人，通过安全的外交邮袋将这些资料送回五角大楼。

五个月后，杰克·安德森的专栏文章在华盛顿引起了轩然大波，拉德福德发现自己实际上被软禁在家。

12月16日，他被传唤到五角大楼3E933房间接受讯问。拉德福德承认认识安德森，但否认曾向他提供文件。被绑在测谎仪上后，拉德福德再次否认。测谎仪显示他在说谎。官员们将此事告知了联邦调查局。测试结果显示，拉德福德与安德森存在“无法解释的关系”，并且“明知有机密信息泄露给安德森”。

随后，当被问及是否曾向任何“未经授权的人员”提供过机密信息时，拉德福德如实回答。测谎员追问时，拉德福德突然崩溃大哭。测试人员称他“情绪极度崩溃”，测试随即中止。摘除窃听器后，拉德福德只透露，他需要韦兰德海军上将的批准才能讨论一项敏感行动。

调查人员联系了韦兰德海军上将，韦兰德误以为审问拉德福德只是为了安德森的事，便允许这位海军士官畅所欲言。拉德福德第一次讲述了他作为内部间谍的那一年经历，期间他数次崩溃。报告称，他坦白自己感到“非常内疚”，因为偷窃违背了他的信仰。现在，“水管工”们明白了。这远非泄密那么简单。

“我们当时离开时觉得这简直就是《五月七日》的翻版，”五角大楼首席调查员W·唐纳德·斯图尔特回忆道。他指的是一部冷战时期的小说和电影，讲述的是军方试图推翻一位与苏联寻求和平的总统，但最终失败的故事。

穆勒-拉德福德事件，正如后来人们所熟知的那样，构成了一场独特的宪政危机。在长达13个月的战时时期，一名士兵从国家安全委员会窃取了约5000份文件，其中大部分是机密文件，并将它们交给了国家最高级别的军方指挥官。现在是时候向总统汇报了。

1969年，尼克松与托马斯·穆勒海军上将合影。（图片来源：白宫照片，经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和博物馆授权使用）

随着“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的旋翼缓缓停下，三军统帅尼克松轻快地穿过南草坪，走进椭圆形办公室。那是1971年12月21日下午6点前不久，尼克松刚刚结束在百慕大与英国领导人的会谈，几分钟后，三位助手就要前来参加一次难得的晚间会议。

首先到来的是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他是总统沉默寡言、烟斗不离手的知己，也是尼克松最亲近的人。两分钟后，白宫幕僚长霍尔德曼——现代白宫运作的缔造者——以及霍尔德曼的密友、同为基督教科学派信徒的约翰·埃利希曼也到了，这位言辞犀利的国内政策沙皇掌管着白宫的“水管工”团队。三人都是重量级人物。水门事件后，他们都锒铛入狱。

基辛格被刻意排除在外。尽管基辛格是间谍活动的受害者，但这些人却认为这位前哈佛教授也是问题的一部分。有一次，基辛格离开内阁会议时，尼克松打趣道：“亨利又走了……去给《华盛顿邮报》打电话了。”

12月21日的录音一直被列为机密，直到2000年才解密。其内容以及后续录音带的内容，最早于2002年在我发表于《大西洋月刊》的文章《尼克松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公之于众。

埃利希曼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津津乐道，他概述了事实。在上司的怂恿下，拉德福德“有条不紊地从亨利的公文包、黑格的公文包、人们的办公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任何地方——窃取文件”，然后“将这些文件交给参谋长联席会议”。

“他会阅读并记住所有传到他手上的东西，”埃利希曼继续说道。 “这家伙受过训练。他能准确地告诉你他复印文件的顺序，他从哪个房间走到哪个房间。”这位顾问说，“他记忆力超群。”

尼克松震惊了。很少有总统遇到过如此明目张胆且非法的挑战。他称之为“最高级别的联邦罪行”。

总统不禁开始考虑是否要窃听黑格将军——这真是一个讽刺的提议，因为这位将军之前就负责过一个针对17名国家安全委员会助手和记者的窃听项目。其他人都赞同这个想法，但最终并未实施。随后，总统转向了这位文书的上级。尼克松确信，海军上将们肯定知道拉德福德正在翻查黑格将军和基辛格的公文包。

“这不对！”总统怒道。“你同意吗？”

“毫无疑问，”米切尔回答道。他说，这就像参谋长联席会议“抢劫你的办公桌”一样。

尼克松要求起诉穆勒海军上将。米切尔委婉地提醒这位三军统帅，他在柬埔寨和其他地方开展的所有秘密行动，以及任何此类审判可能带来的曝光风险。

“覆水难收，”司法部长说。米切尔提议解散拉德福德所在的联络处，并将韦兰德海军上将调往“科科莫、印第安纳州或任何我们想让他去的地方”。拉德福德也将被调往远方，并接受窃听，同时国家安全委员会将首次设立安全官员。至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司法部长建议他“与汤姆·穆勒坐下来谈谈”，并传达“一切都结束了”的信息。

尼克松接受了米切尔的所有建议。

然而，第二天，总统开始担心拉德福德可能会成为“下一个埃尔斯伯格”。前国防部官员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向《纽约时报》泄露了五角大楼文件。三个月前，“水管工”们闯入了埃尔斯伯格的精神科医生的洛杉矶办公室。

尼克松想警告这位文书士官，他即将面临刑事指控：“我真想把这狗娘养的吓死！”

“你不能动他，”埃利希曼反驳道。

尼克松心知肚明。尽管他渴望将穆勒海军上将及其手下绳之以法，但这位三军统帅也想维护军队的声誉。他还同意米切尔的观点，即对穆勒海军上将采取行动可能会暴露政府的秘密行动——有时甚至是非法行动。

“我的记忆是，”霍尔德曼在1988年的一次口述历史中说道，“在水门事件听证会期间，当这个问题被提及时，我被告知……我们不能就此事作证，也不能以任何方式提及，甚至不能暗示它的存在，因为总统担心这会对军队的形象、公众舆论和支持率造成影响。”

尼克松也意识到，他一贯的保密作风助长了这场危机。“该死，”他懊悔道，“这一切都是我一手造成的，这——这道伤疤。简直难以置信。”

1973年，约翰·埃利希曼和H·R·霍尔德曼乘坐空军一号。（图片来源：白宫照片，经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和博物馆授权使用）

12月22日清晨，米切尔致电联邦调查局三号人物马克·费尔特，下令监听拉德福德在博林空军基地私人住所的座机。米切尔说，这项命令直接来自总统。第二天上午10点30分，拉德福德的通话就被监听了。

同一天，12月23日，埃利希曼向总统汇报了米切尔与穆勒海军上将的对峙情况。

埃利希曼报告说：“穆勒承认他看到了某些事情，但他当时的想法是，他的联络人正在和亨利一起处理这一切。” “我问他，‘那么，你得到的是认罪答辩还是无罪答辩？’” 他引用米切尔的话说，是“不抗辩”。

霍尔德曼告诉总统，基辛格希望把穆勒海军上将关进监狱。穆勒海军上将则认为韦兰德海军上将应该被关进监狱；而韦兰德海军上将则要求将拉德福德下士关进监狱。“你越往上爬，”霍尔德曼打趣道，“每个人都会把你的下属钉在十字架上。”

“水管工”小组对韦兰德海军上将进行了录音采访，韦兰德承认曾向主席传递文件，并多次指认黑格将军是同谋。当把韦兰德海军上将的供述录音播放给基辛格听时，这位生性反复无常的国家安全顾问勃然大怒。尼克松“不会解雇穆勒！”他说。“他们可以监视他，监视我，背叛我们，但他不会解雇他们！”他继续说道：“我向你们保证，这种容忍态度将会给本届政府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他说对了。然而，在外人看来，基辛格和其他人一样，都淡化了这件事。在1974年与《时代》杂志的休·赛迪的一次通话录音中，基辛格提到“这些人监视我”，但他表示自己无法判断事情的险恶程度：“这可能始于官僚主义的权术游戏，后来失控了。”

尼克松在那个平安夜忙着打电话。他打电话给黑格将军，祝他圣诞快乐，并劝他不要担心。尼克松知道，这份保证会像被盗的文件一样，传到五角大楼。

“关于穆勒的事，”尼克松说，“我敢肯定，这该死的事在他上任之前就开始了。”

“没错，”黑格将军回答道。

“我认为这事可以追溯到很多年前，而且可能比他预想的还要严重。这是我的猜测。”

“长官，我也是这么想的——”黑格将军刚开口。

“我们必须记住，他基本上是我们的盟友，”尼克松继续说道，“我们现在最不应该做的就是伤害军队。”

左为亨利·基辛格，右为他的副手亚历山大·黑格将军。（图片来源：美联社）

两天后，尼克松终于与穆勒海军上将通了电话。由于米切尔已经处理了不愉快的部分——尼克松厌恶冲突——总统便将注意力集中在了战争上。他的语气带着探究和恭敬。（当穆勒海军上将提到飞行员在恶劣天气下依靠仪表飞行时，他惊叹道：“你能做到吗？”）这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向尼克松致以圣诞祝福。

根据联邦调查局解密的、此前未公开的拉德福德监听谈话记录，1972年1月4日，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致电这位海军文书。该男子说：“今天下午我们进行了一次看似无关紧要的简短谈话，之后我做了一些调查。我认为我们需要坐下来谈谈。”拉德福德同意去该男子家中拜访。

当晚深夜，该男子再次来电，问道：“波特兰或西雅图怎么样？”

“太好了，”拉德福德回答道；他和妻子在波特兰和西雅图都有亲戚。

第二天，一辆搬家货车到了。拉德福德被要求在30天内开车带着家人横跨美国。几天后，韦兰德海军上将被调往海上一个偏远的指挥部。

拉德福德一家在家中又被窃听了五个月，查克在俄勒冈州塞勒姆海军后备训练中心的新工作地点又被窃听了两个月。拉德福德的两位朋友——国防部官员罗伯特·卡罗尔和国务院官员乔治亚娜·普林斯（两人身份首次公开）——也被窃听了。

根据解密的联邦调查局笔录，一名被监听者在谈到安德森公布的机密文件时说：“肯定有些信息来自其他地方。”对此，一名文书回答说：“我当然这么认为。”这相当于承认其中一些信息来自拉德福德。记者就本文联系了现年82岁的拉德福德，但他拒绝置评。

水门事件曝光后，国家安全委员会（NSC）早前的窃听计划被迫公开，联邦调查局（FBI）随即采取了额外措施来维护拉德福德项目的秘密。1973年，FBI情报部门的一名成员写道：“由于此事极其敏感，我们为其设定了一个代号”；此外，“所有与此事相关的记录和文件都将保存在副局长办公室，只有事先获得个人批准的人员才能查阅。”

1973年夏天，参议院水门事件委员会的资深共和党成员、田纳西州参议员霍华德·贝克得知了拉德福德项目，并认为该项目对尼克松的辩护至关重要。然而，当时的白宫——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由黑格将军执掌——却禁止贝克泄露“水管工”在穆勒-拉德福德事件中所做的关键工作。尼克松和黑格将军都有充分的理由让此事就此作罢。

正如总统在1973年5月11日一次录音会议中对黑格将军的尖锐提醒："穆勒海军上将，我本可以借那事整他一把，成为大英雄，你懂的。我本可以借那该死的事把整个五角大楼都搞垮，你心里清楚。我为何没这么做？因为我更看重军队的利益。”

《华盛顿邮报》的鲍勃·伍德沃德（左）和卡尔·伯恩斯坦（图片来源：贝特曼，经由盖蒂图片社）

《华盛顿邮报》的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这两位水门事件的调查专家，得知了拉德福德的项目。他们在1973年10月发表了一篇含糊其辞的报道，暗示这位海军文职人员是“军事助理”，其电话曾被窃听，但只字未提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间谍活动。《华盛顿邮报》仅报道说，窃听源于1971年有人向安德森泄露了有关印巴战争的信息。然而，真正揭露五角大楼间谍活动的，却是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业集团的丹·托马森和《芝加哥论坛报》的吉姆·斯奎尔斯，他们经各自报社编辑许可进行合作，于1974年1月11日在各自的报社发表文章。

安德森否认拉德福德是他的消息来源，他终其一生都坚持这一说法。穆勒海军上将则斥责有关军事间谍活动的说法“荒谬至极”。 1月18日，尼克松在NBC的“今日秀”节目中承认收到了那位“过于热心”的文书寄来的文件，但他表示这些文件“毫无用处”，内容与他已知的信息重复。

白宫官方否认了这位“级别很低的雇员，其文书工作使他能够接触到高度机密的信息”的重要性。然而，一位匿名助手向《纽约时报》的西摩·赫什透露，总统之所以掩盖丑闻，是因为曝光后“整个军事指挥体系都将面临风险”。

1974年2月和3月，随着弹劾尼克松的呼声日益高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就军事间谍活动举行了听证会。在闭门听证会上，基辛格、穆勒海军上将、韦兰德海军上将和拉德福德作证。“各种利益冲突，”一位参议院助手写道，“隐瞒了全部真相。”

与白宫和五角大楼一样，参议院也倾向于搁置此事。同年六月，委员会宣布穆勒海军上将“无罪”，并建议允许他以完整军衔、全额养老金和荣誉退休——他最终也如愿以偿。

这就是尼克松曾警告不要打开的潘多拉魔盒。

1975年6月24日，在大陪审团的房间里，这位前总统刚刚描述了苏联在印巴冲突中的角色。接下来的七页文件被斯考克罗夫特将军标记为“机密”，并被他藏在了保险箱里。

五十年后，这些文件的内容终于可以公之于众。被删减的部分以尼克松描述的一项计划开始——“这是我的决定，不是基辛格的决定”——即利用巴基斯坦作为通往中国的桥梁。自艾森豪威尔时代以来，尼克松就一直与巴基斯坦官员保持着密切关系，而这些关系也促成了他与北京的缓和。因此，尼克松说，“我们感到对巴基斯坦负有重大的责任。”

他继续说道：“苏联支持印度……由于武器禁运，没有人支持巴基斯坦……但我们给予他们道义上的支持，而且我们也私下向中国保证，如果印度抢先一步攻击巴基斯坦，而中国决定与印度对抗，我们将支持中国。”

这是尼克松的听众此前从未听过的关于全球强权政治的内部消息。曾质询过这位前总统的检察官之一理查德·戴维斯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告诉我，他和他的同事们立刻意识到“如果不把这些内容告知白宫，他们会感到不安”。

尼克松随后讲述了安德森的第一篇专栏文章发表后发生的事情。“基辛格来了，他是个情绪非常激动的人，”尼克松说，“他当时简直要气疯了。”据尼克松所述，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警告说，泄密事件将危及美国与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关系，以及总统的访华计划。“这次访问可能会泡汤——你去不了，”尼克松转述基辛格的话说，“我们必须查明泄密源头。”

尼克松作证说，这项任务交给了埃利希曼。“正是在这里，所谓的‘水管工’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尽管他们在水门事件中犯下了极其错误和愚蠢的错误，但他们应该因这次的所作所为而被人们铭记。”

这份解封证词最引人注目的披露是，尼克松与内奸曾有过一面之缘。“我只是在飞机上偶然遇到了他，”这位前总统谈到拉德福德时说，“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

“他速记速度极快，打字速度也惊人。我想他还会说好几种语言，”尼克松回忆道，并指出拉德福德“曾陪同基辛格进行秘密访问”，担任“记录员，他知道基辛格说了什么，也知道对方说了什么。例如，他知道是法国政府促成了这些访问，如果此事泄露出去，对法国政府来说将是极其尴尬的。他还知道基辛格访华期间与周恩来会面时说了些什么，当然，他也知道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每一次讨论。”尼克松思索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为什么要把这些绝密文件交给杰克·安德森？”

从左至右依次为：黑格、尼克松、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中将和基辛格。 图片来源：白宫/祖马新闻社，通过阿莱米图片社提供

在尼克松1978年的回忆录中，他对穆勒-拉德福德丑闻的简要描述中，并未提及与这位海军文书的会面。他们的会面揭示了这名“鼹鼠”的渗透程度，并让人想起那张臭名昭著的照片：1945年，国务院官员阿尔杰·希斯（后来因向苏联特工传递文件而被判伪证罪）在旧金山与哈里·杜鲁门总统握手。当然，正是年轻的共和党国会议员迪克·尼克松，因指控希斯叛国而声名鹊起。

尼克松在回答自己关于拉德福德动机的问题时，重述了这位海军文书“强烈亲印”的观点以及他与安德森共同的摩门教信仰。“我们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因为那位海军文书在接受测谎时崩溃了，”这位前总统作证说。“他哭了——我当时不在场，但我拿到了报告——他实际上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我想，可以说我妨碍了司法公正，因为我没有立即打电话给司法部，说‘起诉他，还有安德森’，”尼克松说。“我们不能起诉，也不想起诉的原因是，如果我们起诉了，”他补充道，“拉德福德可能会泄露我们为了结束越南战争而进行的那些高度机密的交流，特别是与中国的交流。”

“拉德福德下士掌握了所有这些信息，我认为，如果他被起诉，鉴于他明显的情绪不稳定，他很可能会把一切都搞砸……越南战争还会持续更长时间……我必须做出决定。”

至此，机密部分结束。这位老政客为了给证词画上句号，想让听众知道，除了最臭名昭著的在水门大厦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进行的窃听事件之外，“水管工”们的工作还涉及至关重要的国家安全利益。

这时，尼克松警告检察官不要“打开潘多拉的盒子”，并补充道：“还有更多内幕，因为（拉德福德）不仅——”

首席检察官鲁思打断道：“我们不会打开这个潘多拉的盒子。”

“拉德福德下士不仅在那里，”这位前总统坚持道，“而且他还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直接联络人。”

真相终于揭晓了——尼克松一直试图掩盖的秘密：真正积极破坏尼克松-基辛格外交政策的并非极左翼，而是极右翼；并非文职部门的底层职员，而是五角大楼的高级指挥官。

检察官们已经听够了。他们不想让尼克松继续解释。最后一位提问者杰伊·霍洛维茨打断了他。

“先生，如果允许我把话题拉回到——”

尼克松并没有就此罢休。

“如果我能向大陪审团的成员们解释一下，为什么”拉德福德项目“必须严格保密”。他补充道：“尤其是，我不想让参谋长联席会议牵涉其中。”

尼克松无意将此事完全曝光；即便如此，他也不愿参与对军队的诋毁，这种诋毁在当时十分普遍，越战老兵回国后常常被嘲讽为“杀婴犯”。

在就其他一些问题进行进一步询问后，霍洛维茨征求了大陪审团的意见，然后宣布“不再提问”。

十分钟后，在大陪审团成员和速记员被匆匆请出房间后，鲁思和戴维斯对证人进行了最后一次讯问。此前未公开的检察官备忘录显示，他们就另外四个问题讯问了尼克松，其中包括一些在录音带中被记录但从未实施的提议，即雇佣暴徒袭击反战示威者。

这13个小时的讯问并未导致对尼克松的伪证指控，也没有为后续的起诉提供任何实质性证据。

前总统大陪审团证词中机密部分的公布，是对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时期历史记录的一项重大补充。其意义至今犹存。

“深层政府”针对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行动根植于冷战时期。但国家安全政策制定过程中固有的摩擦，在战时尤为尖锐，却始终存在。穆勒-拉德福德揭露了美国政治体制中一个长期存在的隐秘特征：当根深蒂固的官僚势力被排除在其利益范围之外时，他们几乎会出于本能地采取激进的应对措施。

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间谍活动只是针对尼克松行动的一个方面，尼克松是近代史上被监视次数最多的总统。自1974年以来解密的文件和已发表的学术研究表明，联邦调查局在其局长埃德加·胡佛的领导下，对司法部长米切尔进行了监视，而中央情报局也参与其中。该机构曾向与尼克松相关的各个部门派遣人员，包括水门事件调查小组和“与总统办公室密切相关的部门”，正如该机构在1975年承认的那样。

特朗普先生长期以来一直对尼克松表示钦佩。早在1982年，这位冉冉升起的商业巨头就对这位声名狼藉的前总统说：“我认为您是这个国家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在那个时代，很少有知名人士表达过这样的评价。两人都在年轻时取得了成功。两人都既渴望又鄙视精英阶层的认可，并且始终对他们最终领导的体制心怀怨恨。

他们在两个关键方面有所不同。特朗普先生自重返总统职位以来对联邦政府的清洗，展现出一种对待其认定的“内部敌人”的冷酷无情，而尼克松尽管也有类似的倾向，却从未有过这种魄力——即使面对的是犯罪分子的不服从行为。

特朗普先生似乎也有望完成他的第二个任期。

刊载：纽约时报

作者： James Rosen

https://www.nytimes.com/2026/02/08/opinion/trump-nixon-watergate-radford.html?smid=nytcore-ios-sh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