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年中的辽国：凭借皇后宠爱，韩匡嗣如何拱手把北汉送给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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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穆宗自应历十三年(963年)以后，大肆杀戮身边的服役者，这类事件，仅见于《辽史·穆宗本纪》的，就不下数十起，被他亲手杀害的有“兽人”、“鹿人”、“獐人”、“彘人”、“狼人”、“鹰人”、“鹘人”、“雉人”、“虞人”、“酒人”、“豕人”和“近侍”等。从这些人的称谓上可以看出，他们当中很多是专门服侍皇帝行猎的。

辽朝皇帝平时一年四季都在捺钵行猎，这不仅仅是为了享乐，更重要的是为了习武，同时还在捺钵行宫处理各种政务。这些为皇帝障鹰、获鹿、猎狼、射雉的人们以及在他身边服役的近侍，常常成为他用来发泄愤怒的对象。

到后来，穆宗喜怒无常，随便残杀这些人，其手段更是残酷之至，不仅有杖杀、枭首，而且他还亲手支解，并施行炮烙、铁梳之类的酷刑。他一次最多击杀鹿人四十四名。

由于这些在身边服侍他的人越来越感到自己的生命毫无保障，所以对他的仇恨也越来越无法遏制。应历十九年(969年)二月的一天夜里，他终于被近侍小哥、盥人花哥及庖人辛古等六人除掉了。

辽穆宗的确是个极其残暴的统治者，但是《辽史·穆宗本纪》说他“嗜杀不已”却未必尽然。如果杀人已成“嗜好”，必将不分青红皂白地乱杀一气，然而辽穆宗却并非如此。

他杀人虽多，但都是身边的服役者。在辽朝，这类人多是皇族、外戚及世官之家出身，因家中有人谋反或犯有其他不可饶恕的重罪，全家受株连，被籍没入宫服贱役，称为“著帐户”。他们是失去人身自由的人，是皇帝的奴仆、婢妾。

自辽初以来，契丹贵族中的野心家、阴谋家的谋反活动一直未曾停息，特别是穆宗在位期间，这种谋反活动更是多次险些毁掉大辽的江山社稷。这些野心家、阴谋家的危险活动像恶梦一样困扰着穆宗，他无法摆脱，于是就把全部的仇恨都发泄在已受到制裁的叛逆者的家属——“著帐户”人身上了。他的疯狂杀戮显然事出有因，并不是由于“嗜杀”成性。

兴宗曾问萧韩家奴，自其祖先创业以来，谁可称得上是“贤主”？韩家奴回答是穆宗。兴宗对这种回答不以为然，于是韩家奴进一步申辩说：“穆宗虽暴虐，省徭轻赋，人乐其生。终穆之世，无罪被戮，未有过今日秋山伤死者。臣故以穆宗为贤。”

如果韩家奴所言稍有不实，兴宗定以为他是故意诽谤，是不会轻易放过的，然而听后却默然不语，可见他所说完全属实。

辽朝以罪犯家属、“著帐户”在宫中服役，甚至担任禁卫，这是古昔相传的老规矩，而且不独辽朝为然，商周时期亦然。这些侍者、禁卫整天和皇帝生活在一起，最切近，故被喻为“肘腋”。

《辽史·穆宗本纪赞》所说的“变起肘腋”，即是指的穆宗被近侍小哥等六人杀害的事件。

辽景宗耶律贤是世宗第二子，生于天禄二年(948年)。穆宗即位后，将他养在永兴宫。这是穆宗生父太宗的宫卫。太宗死后，永兴宫由穆宗继承，穆宗即位后，在该宫成长起来的耶律贤就成了这个宫卫的新主人。穆宗无子，视贤如己出。应历十九年(969年)，耶律贤进宫见穆宗，穆宗对他说：“吾儿已成人，可付以政。”虽然如此，他作为皇位继承人的身分仍不明确。于是，穆宗被杀之后，马上又出现了由皇位继承问题引起的严重的政治危机。

耶律贤虽然一直受到穆宗的钟爱，但成年之后，他对穆宗却相当不满，主要是不满意穆宗酗酒怠政。他经常向身边的两个亲信宫分人女里和韩匡嗣流露这种情绪。这两人原是积庆宫的宫分人，该宫原属耶律贤生父辽世宗，穆宗即位后，他俩随耶律贤一起转入永兴宫，因此，与耶律贤的关系格外亲密。

李胡之子喜隐早就发现了耶律贤对穆宗的不满，并试图加以利用。应历十年(960年)，韩匡嗣为太祖庙详稳，这一年十月“宋王喜隐谋叛，辞引匡嗣，上置不问”。本来，辽穆宗不惜为任何一点小事就可以对宫分人大开杀戒，但这一次却放过了韩匡嗣。

匡嗣幸免于一死，并不是因为穆宗与他有什么特殊亲密关系，而只是因为他与耶律贤之间存在这种关系。穆宗不再深究此事，他担心会涉及耶律贤。他绝对不肯做可能危及耶律贤的任何事情。但是尽管这样，耶律贤和韩匡嗣等人还是受到了震动，他们是更加小心谨慎了。

耶律贤在并未明确作为皇位继承人的情况下，随时准备应付各种事变，以便时机到来，参与争夺皇位的斗争。

应历十九年(969年)二月穆宗遇弑，由于事先耶律贤早就做了应变的准备，所以事情发生后，他能马上召来女里帮他集结五百禁兵以自卫。这时，他又召来另外两个亲信：侍中萧思温和南院枢密使高勋，他们率甲骑千人，连夜奔赴行在，黎明时分，这一队人马赶到，耶律贤为穆宗痛哭一场，经群臣“劝进”，宣告柩前即位。改元“保宁”。

景宗即位的经过几乎就是穆宗即位过程的再现。只是由于景宗事先有备，且掌握了较强大的武力，所以才比较顺利地继承了皇位。但即位之后不久，拥立他的几个主要人物之间很快又爆发了权力之争，并且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于是他亦陷入了穆宗当年同样的困境。景宗即位后疑心诸王或萌非分之想，于是他把一个与之并无很近血缘关系的耶律贤适倚为心腹。

贤适好学有大志，决非浅薄之徒。当时高勋由于拥立之功，已经当上了大丞相，同样，女里也据有契丹行宫都部署的高位，他们自以为受到景宗宠爱，于是就恣意妄为，与景宗姨母、保母结成一伙，权势炙手可热，贿赂公行，门庭若市。

耶律贤适认为这种情况很值得忧虑，提醒景宗注意，但无可奈何。首先，高勋与女里联合反对萧思温。思温是景宗睿智皇后的父亲，因皇后的关系，景宗即位后地位迅速跃居高勋、女里之上，成为掌握兵权的北院枢密使兼北府宰相，而且获准世预其选。这种情况，使高勋和女里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因此，保宁二年(970年)五月，他们合谋将萧思温杀害了。思温是在跟随景宗出猎时遇害的，案发后，直至八年后的保宁十年(978年)始查清。

由于女里私藏甲胄五百副被发觉，按问过程中竟从其衣袖中搜出了当年与谋杀萧思温有关的一封密信，于是真相大白，女里和高勋均被处死。

女里、高勋被除掉之后不久，乾亨二年(980年)，又发生李胡之子喜隐谋反事件。喜隐在穆宗之世曾一再谋反，后被囚禁。景宗即位后，喜隐听说有赦免令，便自去刑具前去朝见，景宗怒曰：“汝罪人，何得擅离禁所，”为此，下诏杀了不负责任的看守，并重新把喜隐囚禁起来。

但是，改元保宁之后，景宗很快就饶恕了这个罪犯，不仅放他出狱，并且为他娶皇后之姐姐为妻，恢复爵位，仍封宋王。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显然是有原因的。景宗即位之初，需要有更多的亲信帮助他巩固统治地位，因此用尽一切办法拉拢喜隐。

喜隐却是个稍一得志即忘乎所以的狂妄之徒，就连景宗召见，亦敢怠慢，结果被鞭打一顿，他由此对景宗心怀不满，伺机谋反。保宁六年(974年)四月“宋王喜隐坐谋反废”。但是，鉴于女里、高勋事件的教训，景宗除宗室、外戚以外，很少有信得过的人，故喜隐在保宁九年(977年)又被起用为西南面招讨使，并被派遣去向河东的北汉政权索还逃户。

乾亨二年(980年)六月，喜隐再次引诱一群小人谋叛，事发后，景宗下令将其手足带械，囚禁于祖州。

三年五月，上京汉军二百余人发动叛乱，欲劫持喜隐，立他为领袖，因城坚，攻之不下，便立其子留礼寿，但很快就被上京留守除室擒获了。留礼寿伏诛。四年七月，景宗遣使赐喜隐死，这实在是不得已。景宗以武力夺权开始，在位十四年，其间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谋杀、谋反几乎贯彻始终，因此，如同穆宗在位时一样，巩固统治地位仍是他面临的一项极为迫切而且又极为艰巨的任务。

辽景宗在辽朝历史上最先确立了传子制度，他之所以能取得这一成功，是和皇后预政有着直接关系的。在他之前，穆宗在巩固政权方面虽然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最后仍然不免死于非命。景宗即位后，接受开国以来直至穆宗的教训，力求使权力更为集中。

最初，他和几个帮助他夺取帝位的人——高勋、女里、韩匡嗣及萧思温等组成一个权力核心，自从萧思温被杀及除掉高勋、女里、喜隐、留礼寿等人之后，皇后萧氏及宫分人韩匡嗣就成了他最信得过的人，而且韩匡嗣受到景宗重用，在很大程度上又与此人受到睿智皇后的信任有关。

这样，景宗就一变穆宗对近侍的仇视、乱杀而为信任、依靠。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他的这一转变对辽朝统治的巩固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

女主干政，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曾引出过种种不良的后果，不过对这一现象却不能一概而论，例如述律氏在辽太祖和辽太宗在世时，曾参预朝政数十年，对稳定政局作出了贡献。自从她在权力斗争中遭到失败之后，世宗、穆宗两代都无女主干政之事，但政局并不稳定。据说穆宗有病，“不能近妇人，左右给事，多以宦者”，最后，他的结局亦与世宗类似。

景宗睿智皇后，小字燕燕，是北府宰相萧思温女，颇有政治才干。景宗即位后选为贵妃，保宁元年(969年)五月被立为皇后。据说景宗自幼体弱多病，所以皇后参预朝政，由来已久。保宁八年(976年)二月，景宗诏谕史馆学士，记载皇后言行，亦称“朕”暨“予”，并著为定式。

他这道诏令，等于宣布皇后与他有同等的地位，并且可以如同他本人一样对臣下发号施令。景宗在位后期，宫分人韩匡嗣大权在握，这种局面，正是靠皇后对此人的支持形成的。我们从此人的经历中，亦可以了解到睿智皇后政治地位的个侧面。

保宁二年(970年)，萧思温被谋杀之前，高勋担任南京留守，后又兼南院枢密使。萧思温被谋杀后，高勋的罪行尚未暴露时就已经逐渐失宠了，韩匡嗣则几乎接替了他的全部职务。这个见识平庸，既无军事才能、又无政治才能的人，之所以能在景宗朝长期保住自己的地位并获升迁，最主要的就是依靠皇后的支持。

保宁十年(978年)，耶律虎古使宋，发现宋有取河东、灭北汉之意，回来后即将这一重要情况报告给了景宗。他认为，当时诸僭号之国一个个都相继被宋朝平定了，只有辽支持下的北汉政权尚存。在这种情况下，宋朝讲武习战，显然是在为进攻河东做准备。他的这一分析合情合理，非常符合实际。然而韩匡嗣听后却大不以为然，并且力阻朝廷针对这一情况采取对策。

结果，北汉很快就被宋朝灭掉了，随后燕京又受到攻击。在这一问题上，韩匡嗣是负有责任的。事后，景宗承认他和韩匡嗣料事不如虎古，虽然如此，韩匡嗣却仍然受到重用。宋太宗于太平兴国四年（辽乾亨元年，979年）五月攻陷太原、灭掉北汉以后，当年七月又乘势进攻燕京，被辽军击退，九月，辽军又主动出击，南下攻宋，此役辽军统帅即是韩匡嗣。

十月，他与宋军战于满城（今属河北）。当时，耶律沙、耶律休哥等既有经验又有才干的将领都在军中，但却都得听命于韩匡嗣。经过头一天的厮杀，双方胜负未分，本拟次日再战，然而宋军却出人意料地向辽军表示要投降。

耶律休哥和耶律沙凭经验判断其中必有诡诈，因为宋军部伍严整，战斗力正强，必不肯屈服。他们提醒韩匡嗣，应命令辽军严阵以待，谨防上当。然而匡嗣根本不相信这些分析和判断，他认为既然宋军求和，这正是他建功立业的好时机。

他只想去接受宋军投降，根本不认真设防。休哥带领自己的部下凭高远跳，不一会，见宋军果然疾驰而来，不过，他们并不是来向辽军投降的。只听得这支宋军鼓声动地，杀声震天，原来他们已经杀到辽军的家门口了。韩匡嗣在这突如其来的猛烈攻击面前，全然不知所措了。士兵见统帅是这般景象，都纷纷丢下旗鼓逃命，于是辽军全线败绩。

在退却过程中，连遭宋军堵截，由于指挥瘫痪，损失惨重。最后，只有休哥得以全军而还，并收集了辽军逃跑时丢弃的大量兵器。此战结果令景宗狂怒不止，他历数韩匡嗣之罪有五：“尔违众谋，深入敌境，尔罪一也；号令不肃，行伍不整，尔罪二也；弃我师旅，挺身鼠窜，尔罪三也；侦候失机，守御弗备，尔罪四也；捐弃旗鼓，损威辱国，尔罪五也。”

他当即下令将韩匡嗣斩首。由于皇后从中为之开解，最后景宗始免他一死，只是杖责他一顿了事。可见当时睿智皇后确实在干预政，韩匡嗣在军中身居高位，正是与她的支持有关。

皇后既支持韩氏，又利用与韩氏的特殊关系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景宗即位初，韩匡嗣即受封为燕王，任南京留守，其后，匡嗣子弟亦纷纷入仕。保宁三年(971年)正月，其弟匡美为南京统军使，由魏国公进封为邺王，另一弟匡胤为镇安军节度使。

匡嗣五子，长子德源，早在穆宗在位时，即侍奉景宗于藩邸，景宗即位后又成为近侍。保宁间，他又出任崇义军、兴国军节度使，加检校太师。三子德威，保宁初任上京皇城使。四子德崇（亦作“德冲”）善医，因此与景宗及睿智皇后的关系更加密切。幼子德凝，保宁中迁护军司徒。这五兄弟中，后来身居高位的是排行第二的韩德让，他即是辽朝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耶律隆运。

早年，他亦在景宗身边充当近侍，以做事谨慎，深受赏识，授枢密院通事，后出任上京皇城使。保宁十一年(979年)，匡嗣战败于满城，从此不再受到重用。代他守南京的德让却取得了保卫燕京的胜利，在高梁河上大败宋军，被任命为南院枢密使。

皇后还通过联姻，进一步固结她与韩氏的关系：韩匡嗣之女嫁睿智皇后之弟萧隗因，生女后为圣宗齐天皇后。睿智皇后通过韩氏实现了她对朝政的控制，韩氏子弟政治地位得到巩固，亦即她的地位得到了加强。景宗死后，她主要是依靠韩德让顺利地解决了其子隆绪继承皇位的问题。

穆宗在世时采取的是联合北汉、江南以抗衡中原的战略，并且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自景宗即位以后，形势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北宋在削平后蜀和南汉之后，开宝八年(975年)又灭了南唐，此后，自然把北汉作为下一个攻击目标。在这种情况下，辽朝要支援北汉、阻挡北宋推进统一战争的进程，是非常困难的。

开宝九年（辽保宁八年，976年）九月，宋太祖发兵攻北汉，汉遣使向辽求援，景宗命南府宰相沙和冀王敌烈率兵赴援。当时，辽景宗虽然仍履行对汉承担的义务，但是辽、汉方面在强大的北宋攻势面前，已经完全丧失了主动权。宋军则灵活、主动，进退自如，他们反复出击，藉以破坏北汉的生产，辽军来援，宋军即退，辽军一走，宋军复至。北汉本来国小民贫，经受这样的拉锯战干扰，生产无法正常进行，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向辽请求援助物资。保宁九年(977年)，辽援助北汉粮食二十万斛及一些战马。

由于辽本身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所以因北汉问题所造成的军事上、经济上的沉重负担，很难长期承受。

乾亨元年（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正月，辽试图通过谈判途径解决宋攻北汉的问题，于是遣挞马长寿使宋，要求宋对进攻北汉一事说明原因。宋朝当即明确答复说：“河东逆命，所当问罪。若北朝不援，和约如旧，不然则战。”

本来，辽汉为“父子之国”，宋对北汉的攻击，亦即等于对辽的攻击，辽朝应当以武力还击北宋的进攻，面对宋朝的强硬立场，辽朝则怯步了。同年二月，宋太宗亲自北上，在镇州督师进攻北汉。在这种情况下，辽本应对北汉主动增援，可是直至北汉以宋兵压境，遣使向辽乞援时，辽仍然是行动迟缓，态度消极。辽以耶律沙和敌烈率军赴援，同时加派南院大王耶律斜轸率部助战，并以枢密副使抹只督导。

但直至三月，辽的援军仍未赶到，北汉不得已又遺使向辽告急，耶律沙及冀王敌烈率领的辽军已在太原以北的石岭关被宋军击溃，幸遇耶律斜轸率后续部队赶来增援，耶律沙等才免于全军覆没。

北汉期待辽军来援，焦急万分，遣密使携蜡丸书再度向辽告急，刚一出城即被宋军捕获，并被斩于太原城下。城中见坚守无望，徒增伤亡，愈加动摇。六月，汉主刘继元被迫投降。此时，耶律沙正率辽军赶赴太原，途中遇上了从太原逃出的汉驸马都尉卢俊，始知北汉已亡，于是马上回师。实际上辽朝早已预先做了北汉灭亡后应付宋军进攻的部署。

他们估计到宋下太原后必对燕京发动攻击，所以耶律沙迅速赶往燕京。六月，当宋太宗率领大军来攻燕京时，耶律沙已率军先至，在此以逸待劳。七月间，双方大战于高梁河，当耶律沙小有不利时，耶律休哥率援军赶到，会同耶律斜轸将宋军打得溃不成军，宋太宗仅以身免。

宋太宗受到灭北汉战争胜利的鼓舞，以疲惫之师对燕京进行攻坚，策略上犯了错误。此外，辽朝此时已渡过了内部的危机。辽穆宗时期实行的是联合江南、北汉以对抗中原的战略，景宗即位后逐渐看到强大的宋王朝是一定要推进统一战争的，江南既亡，北汉绝难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他适时改变了战略方针，把主要力量不是放在援助北汉上，而是用来固守幽蓟。高梁河之役的胜利，证明辽景宗这种新的战略部署是符合变化了的客观情况的。

高梁河之役以后，当年九月，辽景宗又命韩匡嗣为都统，率军南伐，结果大败于满城，这次失败，固然有韩匡嗣指挥失误等具体原因，但从根本上分析，辽守燕京虽有余力，但主动进攻却是力不从心。辽宋力量对比已经达到了大体均衡的状态，景宗对这种实际情况缺乏深刻的认识，继满城之役以后又一再南侵。乾亨二年(980年)冬，景宗命耶律休哥围攻瓦桥关，取得小胜。

四年(982年)他又自将南侵，至满城，与宋军接战，失利。据宋朝方面记载，这次辽军分三路出击，总兵力有三万多：一路袭击雁门关，为宋朝守将潘美所败，有三千多人战死，宋军乘胜追袭，直入辽境，攻破城池多处，俘老幼万余口及牛马五万余；第二路进攻府州（今陕西府谷），为宋将折御卿所败；第三路进攻高阳关（今河北高阳县东之旧城），为宋军败于唐兴口。

这次失败后不久，辽景宗举行秋猎，病死于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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