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逝世前，李鸿章追问他堪用之才，他说出五个顶尖的人才

同治十一年，曾国藩的大限到了。

那会儿，外界给他的那些个“圣人”高帽，亦或是泼在他身上的脏水，他早就看淡了。

躺在病榻上，他脑子里其实只转悠着一个念头：大清这间破屋子，往后还得指望谁来修补？

李鸿章守在床边，替朝廷问了句最要紧的话：“老师百年之后，大伙儿该听谁的？”

曾国藩强撑着一口气，没兜圈子，报出了五个人的名号。

这份名单拿出来，着实让人摸不着头脑。

按老规矩，临终托孤，怎么也得挑那种对自己死心塌地、听话顺手的亲信。

可曾国藩倒好，他选的人，透着一股子让人倒吸凉气的冷静。

因为排头这几位，不是跟他对着干的冤家，就是让他下不来台的硬茬，甚至还有明抢过他东西的“强盗”。

这笔账，老爷子到底是咋算的？

先把头一个名字拎出来：左宗棠。

提起左季高，大伙儿脑子里蹦出来的词儿，多半是“收复新疆的好汉”，或者是那个跟李鸿章在金銮殿上互喷口水的倔老头。

可大伙儿容易忘了一茬，左宗棠跟曾国藩，那可是典型的“老死不相往来”。

当年打完太平军，因为天京城里的那点烂事，两人闹得不可开交，误会大得像座山。

在官场上，这俩就是死对头。

换作旁人，临闭眼前不踩对方一脚都算积德了，哪还能把国家社稷托付给他？

可曾国藩心里的算盘珠子不是这么拨的。

他抬举左宗棠，压根不看交情，看的是那种世面上极缺的“平事儿能力”。

早些年，读书人都在书堆里刨食，钻研怎么考功名。

左宗棠呢？

这人是个异类，天天在那儿琢磨地图和兵法。

虽说考场上没混出名堂，但在骆秉章手底下当了八年幕僚，愣是练就了一身经世致用的真本事。

不论是平定西北乱局，还是后来的边疆经略，左宗棠使出来的雷霆手段，是大清朝廷里独一份的。

曾国藩心里明镜似的：西北那个烂摊子，缺了左宗棠那股子霸蛮劲儿，谁去都镇不住。

这一票，投的是硬实力，跟私人感情半毛钱关系没有。

再瞧瞧第二位：彭玉麟。

这位爷更是个奇葩。

在晚清那个浑浊的官场里，彭玉麟活像个外星人。

他给自己立了个死规矩：不要钱，不当官，连命都可以不要。

这种人，通常没朋友。

有多难伺候？

他连曾国藩的面子都敢卷。

这儿有个现成的例子。

当年跟太平军死磕的时候，正赶上国丧。

曾国藩因为一身牛皮癣发作，痒得钻心，就弄了个小妾帮着挠挠。

这事儿说大不大，可在讲究礼教的年头，国丧期间沾女色，那是被人戳脊梁骨的大罪。

朝里的对头正磨刀霍霍准备参曾国藩一本。

彭玉麟咋办的？

身为部下，他压根没想着帮领导遮丑，反倒是提着宝剑直接闯进大帅营帐，硬生生把那个女人给赶走了。

这等于是当众扇领导耳光。

那曾国藩为啥临终还得举荐他？

因为老爷子心里透亮，大清这棵树烂到根儿了，缺的就是这种“六亲不认”的硬骨头。

彭玉麟眼里容不得沙子，宁肯回家种地也不跟贪官污吏穿一条裤子。

这种“宁为玉碎”的臭脾气，平日里确实让人头大，可真到了要整顿吏治、严肃纪律的节骨眼上，他就是那把最锋利的快刀。

第三个名字，沈葆桢。

这位更有戏。

如果说左宗棠是政见不合，彭玉麟是脾气太臭，那沈葆桢干的事儿，简直就是“背后下黑手”。

当年曾国藩的老弟曾国荃围攻南京，那是灭太平天国的决胜局，粮草银子就是命根子。

曾国藩好不容易给亲弟弟抠出一笔军饷，结果半道上让人给截了。

截胡的不是别人，正是沈葆桢。

不光如此，连朝廷拨给曾国荃的钱，沈葆桢也敢扣。

因为这档子事，两家算是彻底撕破了脸。

可即便闹成这样，曾国藩在评价沈葆桢的时候，依然把他捧得极高。

图啥？

一来，沈葆桢底子硬，他是林则徐的女婿兼外甥，这份政治资产能加分。

二来，也是更关键的，曾国藩看中了沈葆桢的才干。

当初曾国藩力保闲居在家的沈葆桢出任江西巡抚，就是相中了他能干实事。

在曾国藩看来，沈葆桢扣钱，虽说对自己弟弟不地道，但站在沈葆桢的立场看，保不齐也是为了自家防区的战事吃紧。

只要是为了公家事，这点私仇完全可以往后捎。

这笔账算到底，结论就是：只要你有本事为国家出力，哪怕抢过我的银子，该用还得用。

剩下俩人，郭嵩焘和刘长佑，代表了曾国藩的另一种眼界。

郭嵩焘，那是湘军的老底子，也是中国头一个出使外国的大使。

他和曾国藩、左宗棠私交都不错。

但他最大的本事在于“脑子清醒”。

他考了三次没考中，在曾国藩的引荐下去杭州办事，正赶上鸦片战争。

亲眼瞅见洋人的铁甲巨炮，郭嵩焘的三观碎了一地。

他是当时极少数能从“天朝上国”的迷梦里醒过来，睁眼看世界的人。

虽说因为思想太超前，被那帮顽固派骂得狗血淋头，但曾国藩心里有数，大清的将来，离不开这种懂洋务、懂外交的人才。

最后一位，刘长佑。

这也是个狠角儿。

他在道光年间就跟曾国藩混熟了。

他最厉害的一点，是看几十年后的眼光。

早在明治维新那会儿，刘长佑就放出一个惊人的预言：日本这小子国力见长，野心不小，早晚得对中国动刀子。

既然迟早要打，不如趁它翅膀还没硬，先下手为强。

刘长佑甚至连作战图都画好了，主张给日本来个绝户计。

这折子递给慈禧太后，被驳回了。

好多人骂慈禧头发长见识短。

可咱们站在当时大清的角度盘算盘算，慈禧这么做也有她的道理：让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折腾了两轮，大清早就被掏空了，哪还有劲儿打仗？

再加上左宗棠刚收回新疆，俄国毛子在一边虎视眈眈。

真要这时候去打日本，万一俄国趁火打劫，大清没准当场就散架了。

虽说刘长佑的建议没落实，但曾国藩推举他，是看重他对局势的预判。

在一个大伙儿都醉生梦死的环境里，能瞅见几十年后危机的明白人，太金贵了。

回过头来瞅瞅曾国藩临终交代的这五块料：

一个跟他断交的政敌（左宗棠）；

一个逼走他女人的“杠精”（彭玉麟）；

一个抢他军饷的“土匪”（沈葆桢）；

一个被骂成汉奸的“洋务派”（郭嵩焘）；

一个想主动挑起战争的“疯子”（刘长佑）。

这哪是托付亲信啊，这分明是在组建一个“复仇者联盟”。

曾国藩之所以能担得起“完人”这个称号，不在于他道德有多无瑕，而在于他咽气前的最后一刻，真正做到了“公私分明”。

他心里的那本账算得门儿清：跟国家存亡比起来，个人的那点恩怨、面子、利益，全是微不足道的成本。

因为他明白一个死理儿：这艘大船要是沉了，船上的人，谁也别想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