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军职将领获15级薪资受两次救济，舰队首长出面安抚不满

话说1968年年底，舟山海军基地大院里出了桩怪事。

放在今人眼里，这事儿怎么看怎么别扭，甚至透着股荒唐劲儿。

基地党委的一班人马凑在一块儿开了个闭门会。

这会议题挺烫手，既不研究怎么打仗，也不搞什么政治表态，反倒是为了琢磨——咋给自家的政委“塞钱”。

这位政委大名张逸民，那会儿可是个响当当的角儿。

刚坐上舟山基地政委的位子，满打满算才40岁。

40岁是个什么分量？

搁在那个年头的海军，哪怕放眼全军，这也算是最年轻的正军职干部之一了，妥妥的少壮派。

按常理讲，正军级的高干，对标地方那就是省部级的大员，日子怎么着也该过得滋润，哪能沦落到让组织开会商量“扶贫”的份上？

更有意思的是，这事儿张逸民压根儿被蒙在鼓里。

是基地司令员拍板，拉着党委的一帮老战友硬通过的。

分了两次给，一回二百，总共凑了四百块。

四百块钱，搁那时候绝对算笔巨款。

可这笔钱落在一个正军级干部头上，恰恰照出了那个特殊岁月里，军队发工资和提干之间，裂开了一道巨大的“口子”。

不少人光盯着张逸民“少年得志”的风光劲儿，却没算明白背后那笔“经济账”。

要算清这笔糊涂账，还得把日历翻回1965年。

在那之前，解放军领工资的条条框框挺明白。

1955年授衔那会儿，部队实行薪金制，路子直来直去：按1952年评好的“军级”领钱。

军级切成九等二十一级，杠杠划死，钱数定死。

那时候有个雷打不动的规矩：钱跟着“资历”走，不跟肩膀上的星星和屁股底下的椅子走。

打个比方，同样扛着中将牌子，副兵团级的中将拿回家的钱，就得比正军级的中将厚实。

哪怕你这个正军级中将当了大区的一把手，只要当初评级没上去，工资条就比给你当副手的副兵团级老同志短一截。

这套法子虽说死板，好歹有规矩可查。

真正把水搅浑的，是1965年。

那年头，部队下了个大决心：把军衔制给撤了，全军上下统统实行行政级别。

本意是想打破军地界限，让票子那一块儿接轨。

于是老早的“军级”作废，换算成行政级。

一般来说，正军级怎么着也能对上个行政7级或8级，也就是大伙儿嘴里的“高干”。

可偏偏张逸民这点儿背，正好卡在个不上不下的“夹缝”里头。

1965年定级前，张逸民那是官运亨通，不过主要都在职务和军衔上见涨。

从中尉干到少校，从艇长升到大队长（正团职）。

1963年送去海军学院深造，1965年刚毕业，一脚踏进了改革的门槛。

毕业分配，平调去当支队副参谋长，是个正团职。

照着当时的换算表格，拿他的少校牌子加上正团职一卡，行政级别给定在了15级。

15级是个啥概念？

撑死也就是团级待遇，一个月百十来块钱。

要是这辈子就这么过，也就是个普通团级干部的日子。

坏就坏在，这之后几年，张逸民的官帽子像是坐了火箭。

1968年，仗着海战打得漂亮，加上特殊的历史当口，他直接被提到了舟山基地政委的高位上。

从正团蹦到正师，一眨眼又成了正军，这跨度大得让人把舌头都吞下去。

可官当大了，那本要命的“工资折子”却纹丝没动。

因为打1965年定完级，全军就进了漫长的“工资冰冻期”。

任凭你职务怎么翻跟头，行政级别就是铁板一块，死活不调。

这么一来，就弄出个极具时代特色的怪胎：“职务倒挂”。

当时舟山基地常有这么一出滑稽戏：张逸民身为政委（正军职），端坐主席台给底下的师长、团长训话。

可等到发薪水那一天，台底下不少资格老的副军职，甚至是师职干部，领的钱反倒比台上的政委还要多。

原因无他，人家老同志1965年定级起点高。

而张逸民官是做大了，级别却死死钉在“行政15级”上动弹不得。

这哪光是面子挂不住，连锅都快揭不开了。

有人可能犯嘀咕：六十年代一百多块不算少，咋就能穷到要救济？

这就得说说那时候高级干部的另一种“隐形账单”。

坐到了正军级这把交椅，迎来送往是家常便饭。

上级来视察，友邻部队来串门，照那会儿的风气和规矩，好些时候吃饭得干部自个儿掏腰包。

出门开会、出任务，虽说能报销，总有不少超标的或者零碎开销报不了账。

再加上张逸民家里孩子一堆，这一百多块的“团级碎银子”，既要撑起“军级首长”的场面，又要填饱一家人的肚子，确实是拆东墙补西墙，难以为继。

这本难念的经，张逸民自个儿吞进肚里，可基地党委的一班战友眼明心亮，心里跟明镜似的。

于是乎，就有了开头那一幕。

司令员带头开会，给自家政委批“救济金”。

这在解放军的历史簿上，绝对属于闻所未闻的“骚操作”。

这一步棋其实走得挺险。

搁那个政治神经紧绷的年月，给领导塞钱，分分钟能扣上个“搞特殊”或者“经济不清白”的大帽子。

事实上，后来还真有人把状告到了东海舰队。

但这回，舰队首长的反应挺耐人寻味。

没搞追查，也没下处分，反倒是选择了“大事化小”。

为何？

哪怕是首长，心里也有一杆秤。

他们门儿清，张逸民这窘境不是因为他大手大脚，纯粹是制度给坑的。

像他这种“升官不升级”的倒霉蛋，当时绝不是独一份，而是一大帮人的通病。

好些年轻干部60年代后期顶到了领导岗，干着军长、师长的重活，兜里揣的却是营长、团长的散碎银两。

这种“位高钱少”的怪圈，硬是挺了老长一段时间。

直到1982年，僵局才算被打破。

那时候当副总参谋长的张震，眼光毒辣，一眼瞅出了这事儿对部队建设的长远祸害。

你想啊，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将军，回家还得为了买菜钱扣扣索索，这兵还怎么带？

所以，在80年代初那轮薪金大调整里，终于不再“只认行政级死理”，而是把军龄、职务这些硬指标都算进了系数。

这一调，对好些人来说，可能也就涨个几块、几十块。

但在那会儿的物价底下，这几十块钱的涨幅，往往意味着日子能从苦熬变成宽裕。

更要紧的是，这是制度头一回承认了“职务”到底值多少钱。

如今回头再看张逸民这段往事，那四百块救济款，说白了就是组织在制度板结的时候，硬着头皮打的一个“补丁”。

它既露出了那个年代管理机制上的粗糙底子，也留下了这么一丝人情味儿——在冷冰冰的行政级别之外，战友们终究还是看得见现实的冷暖。

那个岁月的干部，不少人就是这么着，在“高位”和“清贫”的巨大落差里，默默扛过了十几个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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