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掌握话语权的重要性就在于对话语本身的有效性，
能够通过公平公正公开的方式进行明确界定，
而不是依赖于身份介别的考量，
或是“有理就在声高”这种毫无逻辑但却被接受的谬化影响。
举个很直白的例子，有句俗话是这样说的，
盗亦有道。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强盗也有自己的道德标准。
听起来是在形容道义对于人性的影响，
但如果落于现实就会发现，
“盗”有没有道，取决于“盗”的需求和想法，
他可以没道，普通老百姓拿他没办法，
他可以有道，但他的道必定有满足需求的前提。
所以，盗亦有道本身就像是一张底线灵活的牌，
表面上是“彰显道义”，
内里实则“按须分配”。
盗亦有道这个说法，与掌握话语权之间的关联就在于，
只有真正的拥有关键问题的处理权，
才能让说法本身，服务于真正的普通百姓。
我们还是以盗亦有道举例，
大多数老百姓的想法，是希望盗亦有道这个说法得以实现，
毕竟强盗的手里有刀，如果强调能放下刀，好好做人，
那么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可以称之为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所以，盗亦有道的道，就是放下屠刀，
和老百姓和平共处的道。
可放不放下屠刀，这就跟老百姓没关系了。
很多武侠电影里对于盗亦有道的刻画，实际上大致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盗没辙了，必须有道”。
强盗被比他武力更强大的人压制了，
要么是武功比他高出不少，
要么是武侠江湖中的势力，不是他能抗衡的，
这就导致如果他不放下屠刀，他接下来死的就是他了，
于是乎，摆出盗亦有道，放下屠刀，当个好人，
这更像是一种基于现实所迫的，
略显体面的说法。
那么第二种是“道的收益高于盗”。
比如在很多相关影视作品中，盗贼突然放下屠刀的理由，
是因为他体验到了更高层级的追求，
也就是受人尊重，受人爱戴，
通常来说，这可能是因为盗贼无意间替剧情中的村民除了害，
在村民不知道他原本是盗贼身份的前提下，
误以为是惩奸除恶的侠客，
于是大家对盗贼表现出的尊重和认可感，
让盗贼对自己的身份产生出一种错差质疑：
无意间做了一件好事，发现比做坏事更能被自己所认可，
那么干嘛还要做坏事呢？
这种精神层次的更高收益（当然，物质报偿也必不可少）就导致了盗贼放下屠刀，
选择一心向善的结果。
所以，无论是哪一种，都证明了收益论的可靠性和决定性，
但收益本身所产生出的能量价值，
也正如同开篇提到的话语权的“分量值”，有着异曲同工的妙处：
盗亦有道的决定权，看似是在盗的选择，
实则是在于“道的分量”。
说来说去，让老百姓掌握真正的话语权，
是确保在每一次“盗”与“道”的博弈中，百姓的声音能成为天平上不可忽略的砝码。
否则，那一出出的道德哑剧就不可避免的轮番上映，
台上人演得情真意切，台下人看得热泪盈眶，
而只有人们的心里，才会问上一句，
这“道”，究竟是谁的道？
人们总是以为文明的进步在于“盗”学会了讲道，
却忽略了更关键的一点：文明的根基，
在于民意终于能定义什么是道：
当话语权不再被流量劫持，被情绪裹挟，
当“道”的标准由公共理性而非个别意志裁定，
那时，“盗亦有道”才不再是弱者的幻想，
而会成为强者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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