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读】无法指望危机将资本主义带入社会主义——製造甘願：五、变迁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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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林宗弘、張烽益、鄭力軒、沈倖如、王鼎傑、周文仁、魏希聖等学者台译版的读书笔记。
原作为Michael Burawoy的Manufacturing consent :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
第十章厂房里的斗争

在第二部分，Burawoy描述了工作组织的改变，在第三部分说明了这些变化对取得与掩饰剩余价值的共线，第四部分讨论了劳动过程不受外在变迁与工人厂外意识影响的程度。最后，他将要解释劳动过程从1945年到1975年，在吉尔公司和联合企业的变迁。

1.经济斗争

在厂方，经济斗争是对业绩金钱奖励的讨价还价。管理阶层通过计件制计算。1945年是每件都有价格，并且有底薪；1975年时，则以比率计算。由此，Burawoy画出了一条“业绩—报酬曲线”。

第四章所说的阶层间冲突，可以说是一种竞争，以及置换、重拟业绩曲线，改变资本与劳动之间相对收益分配方式的行为。在1945年，管理阶层企图压低价格，在1975年增加生产比率。不过，随着制程处裁撤，围绕着讨价还价的斗争逐渐消失了。

2.1945年的时效研究

吉尔公司雇佣了一批时效调查员起监工作用，并作为企业削减计件工资的代理人。时效调查员“偷听机器”的伎俩遭遇了全面反抗。当破坏工人速率无法实现，就采取压低价格的方式——计时地作业本身就是一个规则模糊的游戏。

当计时和价码敲定后，大家会一起开检讨会，讨论如何与时效调查员交手，领班有时甚至代操作员出面干预。另一方面，操作员们还要市场留意可能与制程处勾结的领班或者其他管理干部。

总之，时效调查员无孔不入的影响和持续压价的恐吓促成工人之间的团结，加剧阶层间压力。

3.1975年的工业工程

1975年，时效调查员已经大部分时间待在办公室，时效调查更加专业化、科学化，但还是持续配额限制。

如果操作员提出了针对机器的有效建议，公司会奖励操作员奖金，但是会影响其他同设备的操作员，从而，提出建议者会被排挤。因为提高生产效率会导致作业人员流动性提高以及人事不稳定。

当管理层决定引进新技术制度化地提高生产效率，减少旧有齿轮的使用时，两位老操作员采取的抗争策略是转岗、减速怠工。管理层则现场监督两周以遏制摸鱼，操作员则开始旷工、请假，操作员布鲁斯也不认可操作员阿特拼速率的工贼行为。最终，操作员和公司双输。

总之，只要公司善用内部和外部劳动市场，总能使操作员屈服。赶工导致的经济斗争既强化赶工的规则，也使加剧工人之间的冲突——阶级矛盾被转化为个体道德问题，只要管理层只针对速率特别高的个人、制造和广大工人站在一起的公平假象即可。

1945年，时效调查员作为冲突焦点，经常扩散经济斗争，甚至升级为政治斗争；而1975年，经济斗争数量变少，也鲜再上升为政治斗争。

4.政治斗争

赶工竞赛的本质是用逃避、协调甚至推翻规则的策略以达成个人的工作配额。前文提过的“偷吃步”是赶工规则中生产中的关系的再造，并需要辅助工人的配合。

1945年，高层为强化吉尔公司里正式的生产中关系，要求仓库管理员不允许提前给操作员蓝图和工具，但仍没有制止操作员偷偷进入。后来，公司要求每个人禁入仓库。这导致现场的混乱与工人的不满，不久又恢复了常态。

5.政治斗争的根源

阶层性控制产生了团体之间的紧张关系，但非正式结盟试图抑制管理阶层的支配后，合作关系又重新回来，构成了一种循环持续——这是厂房生活的一种特征吗？

Roy认为，非正式工作团体不一定妨碍，甚至反而可能促进生产。既然如此，为什么管理层仍然要事实自己认可的规范呢？Roy没有回答。Burawoy认为，动能铭刻在生产中的关系——工人面对机器的相对自主性和与辅助工人的相互依赖性。辅助工人对专门化的管理阶层负责，管理阶层对原料的控制，激发了操作员与领班或料件管理员的冲突。

至于为什么管理层明知会失败仍然要做无用功，一个解释是这种陈词滥调的规定构成了管理层支配权的仪式性确认，用来杀鸡儆猴，提醒工人并非主人，规训顺从。然而，这种规训只会加剧上下阶层之间的敌对，削弱厂房组织的霸权体制。

这也可以视为厂房管理阶层和更高层管理阶层的斗争。对厂房管理阶层而言，他们只需要安全生产完成指标，效率过高的利润危机与他们无关。反而是更高的管理阶层，较少直接指挥劳动过程，而需要以理论形式实现剩余价值，因此需要管制成本和品质，并依此制定了与机器厂房劳动过程的组织不相容的制度。

总之，对生产中关系的斗争及其引发的恶性循环，是剩余价值被掩饰取得的具体表现。掩饰使成本上升，使高层纠正减少剩余价值的取得，从而糟糕地开始循环往复。

6.结论

经济斗争的对象是对绩效计算的讨价还价，政治斗争的对象是生产中的关系。1945年，经济斗争为政治斗争打基础；1975年，经济斗争增强政治斗争的效果。两个时期均产生一个规定循环。规定来自更高层，与直接管理层的利益冲突。这一循环往复显示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剩余价值取得与掩饰共存的特征。

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常被观察到。但生产的目的、结果的优先顺序、是否赶工的决策，这类意识形态斗争被视为“越轨的”，只有往更深层思考，讨论绩效与报酬概念本身，讨论生产中的关系的基础，才能够威胁到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

第十一章阶级斗争与资本主义竞争

第十章已经回顾了不同层级和派别管理层塑造的特征，及其造成的循环性变迁。但是三十年间劳动过程改变的因素，究竟来自哪里呢？Burawoy认为需要阐释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的互动——作为外在因素的阶级斗争和资本家竞争，作为内在因素的管理阶层和工会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些斗争不触及意识形态本质。

他假设劳动过程的改变，有时是改善管理的先见之明，有时则只是追求效率的结果。

1.管理阶层策略之改变

管理阶层策略的改变巩固了霸权性工作组织。Burawoy批判了“让步”理论对此的假设——变迁是为了维持和谐、避免冲突。相反的是，这种改变是斗争的结果，而非预防。人际关系学派也得到批评。不是管理哲学的监督管理风格从维权主义转向服务导向，而是对其过程的美化；尽管同时也需要考虑管理哲学对各部门利益的反应作用，但总体框架还是受限于阶级斗争和资本家竞争。

2.竞争

这一小节，Burawoy将讨论企业面对竞争做出的反应：提高技术、压低成本、加快生产速率、规模经济。

吉尔公司作为小作坊无力大规模扩张，引进了新的车床，在战时的扩张到战后需改为减产，面对市场脆弱不堪，只得面临并购。因此，吉尔公司的策略是压低成本、降低资本重置率。联合企业则是通过生产理性化和成本外部化，减少了产房里的斗争。

3.斗争

除了厂房里的斗争，是什么因素决定了谈判桌上的斗争呢？Burawoy发现，吉尔公司因无力负担工资和福利，便愿意改善工作条件与组织，这使得内部劳动市场兴起，内部国家理性化开始。例如，裁员规则、晋升规则等，等到联合企业接手后，工人的工资和福利也增加了。

这有助于削减产房内操作员与领班、时效调查员的斗争，但增加了劳动者彼此之间的斗争和冲突。而内部劳动市场一旦引进，工人权利大大增强，就成为未来阶级斗争的战场，但这一战场中的战斗力已经被谈判桌上组织化的阶级斗争吸收掉了。从而，集体协商是阶级斗争的一种缓和形式。

4.结论

1945—1975年间，管理阶层不同层级及其分支之间的对抗、企业间的竞争和阶级斗争造就了劳动过程的改变。管理阶层的冲突除了受预期工人反应限制，更受阶级斗争和企业竞争压力的限制。

阶级斗争和资本家竞争也彼此影响。竞争压力限制吉尔公司经济让步的能力，而转向工作条件的让步；斗争迫使管理阶层做出的让步也进一步影响竞争。两者限制了彼此改变的幅度。

因此，劳工运动不能只考虑工会，更要考虑劳动过程的变迁，以及现存的生产中的关系。

第十二章从竞争到垄断资本主义

Burawoy全文的论述重点均在描述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特殊性：掩饰地取得剩余劳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有两种类型。一是专制的工作组织，强迫性力量远超同意；二是霸权式的工作组织，同意强于霸权。两种劳动过程呈现什么关系呢？其转型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整体发展的变迁。

首先回顾马克思理论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要点。资本家彼此竞争、追求利润以生存。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资本家通过增加无偿劳动或增加相对剩余价值的方式来剥夺剩余价值，这种竞争性革新会导致劳资间的阶级矛盾计划、资本家的内卷、利润率的下跌和生产过剩。似乎自掘坟墓。

但是，不能把推翻竞争性资本主义等同于推翻资本主义和迎接社会主义。事实显示，竞争性资本主义在斗争和竞争中走向了垄断性资本主义(monopolistic capitalism)。竞争的恶果被改良冲淡而无需舍弃，阶级斗争包含在资本主义内而促进了再生产。尽管马恩注意到了股份公司、托拉斯、集团企业、国营化等市场获胜的趋势，但并没有注意到隐含的垄断和改良性质。

总之，资本主义并没有随着其发展被推翻，因而有必要修正马克思的理论，理解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发展。一方面，国家处理竞争性资本主义冲突，调和各种矛盾；另一方面，国家又抑制了投入组织化的斗争，将阶级矛盾引导向阶层内矛盾。

正如Burawoy所言：“在承平时期，国家不受统治阶级直接命令，而以大致上合乎法律的方式遂行它的强制力；但是当危急时刻来临，国家可能会失去其相对自主性，而变成统治阶级恣意压抑阶级斗争的工具。”

Burawoy指出，企业内部也有根本的转变——集中化、中心化或垂直整合，即将公司同时扩张到生产和供给两端。从而，厂商追求控制供给和产品市场，以及劳动力市场。在内部劳动市场中，公司通过申诉与集体协商机制调节工人和管理阶层之间的关系。工厂的内部国家和厂外的总体国家同样驯化市场。前者通过一套制度组织起生产关系的斗争，协助企业运转，并分化了斗争。

内部劳动市场和内部国家影响生产中的关系的方式，是构建一个赶工游戏，减少工人被剥夺感，使其对游戏规则产生同意，对其活动产生同意。但是，这种霸权性组织还没有普及整个垄断资本主义，其霸权成本业无法转移。与马克思主义心理学和法兰克福学派不同，工人对资本主义生产的认同，是在厂房的劳动过程中被制造出来的，而非仅仅是社会环境的结果。当然，社会环境仍然起一定作用。

总之，指望着危机能将资本主义带入社会主义是不现实的，危机对于资本主义而言也是恢复稳定、拯救自身的工具——从竞争到垄断资本主义转型的危机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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