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创新」迟福林：促进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的实践逻辑与实现路径

迟福林：促进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的实践逻辑与实现路径

改革创新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正加速演进，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遇到严峻挑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在这个特定背景下，中央一再强调“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主动选择，也是应对国际环境变化、增强经济发展韧性的战略举措。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实现“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实质性突破，形成更适配的供需格局和更具韧性的产业体系与需求体系，关键在于破解消费与投资的结构性矛盾，畅通新需求引领新供给、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国民经济整体循环。

一、建设强大国内市场重在实现供给与需求的良性互动

强大国内市场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依托。从当前的情况看，内需不足特别是消费不振已成为我国经济运行中面临的突出矛盾，并造成供强需弱的结构性失衡。要以深化结构性改革破解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面临的突出矛盾，释放“中国制造+中国消费”叠加的中国大市场的巨大潜力。

“中国制造”与“中国消费”是中国大市场的两大基本要素。中国大市场既包括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即“中国制造”；也包括以服务型消费为主导的14亿多人口的消费大市场，即“中国消费”。一方面，我国制造业规模连续15年全球第一。2024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接近30%，“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将为全球提供巨大的创新市场、投资市场。另一方面，“中国消费”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2024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48.3万亿元，是2012年的2.4倍。从潜力看，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拥有全球最大规模中等收入群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1.3万美元以上，快速增长的中国消费大市场将成为未来全球关注的重点和中国大市场最大增长点。

建设强大国内市场重在补齐以消费为重点的需求短板。“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是大国经济的一般特征，特别是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明显增强。从现实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所下降。2024年，我国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69.7%，其中最终消费支出贡献率为44.5%，较2023年有所减弱。更重要的是，我国经济运行中“供强需弱”的特征比较明显，突出表现在消费的“两个偏低”，即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偏低与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偏低。“两个偏低”已成为供给与需求循环不畅的掣肘。应当说，内需主导重在拉动居民消费，只有补齐中国消费的突出短板，才能真正建成强大国内市场。

供给与需求良性互动为高质量发展增动力、激活力。与发达国家趋于稳定的消费市场不同，我国14亿多人口的消费市场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据测算，居民消费率每提升1个百分点，将释放约8000亿元的消费增量。若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我国居民消费率提升14个百分点，将释放11.2万亿元的新增消费；若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我国居民消费率提升30个百分点，将释放24万亿元的新增消费。这个消费增量将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支撑我国经济未来5—10年实现4.5%—5%的增长。

二、实现供给与需求良性互动的重点在释放服务消费潜力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教育、医疗、健康、文化等已成为老百姓日益增长的重要需求，居民消费由物质消费为主向服务消费为主的转变成为大趋势。补齐中国消费短板，形成“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供给与需求的良性互动，重在扩大服务消费。

首先，服务消费作为释放需求潜力的“重头戏”，是实现供给与需求良性互动的基础。服务消费成为主导性消费将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大趋势，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带动消费结构升级的一个突出亮点。2013年—2024年，我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由39.7%上升至46.1%，全国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对消费支出增长贡献率达63%。2025年前三季度，我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进一步提升至46.8%。此外，我国服务消费正处于快速增长阶段。国际经验表明，当人均GDP在1万至1.5万美元时，服务消费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十五五”时期是我国人均GDP从1万到2万美元跨越的关键阶段，服务消费在居民消费中的比重将稳步提升。

从国际经验看，居民服务消费占比达到60%—70%后将进入相对稳定的状态。从发展趋势看，我国仍有10—15个百分点左右的提升空间。预计到2030年，我国服务消费占比将超过50%，这是进入服务型消费社会的基本门槛；到2035年，服务消费占比将进一步提升到55%—60%，初步接近主要经济体服务消费占比大体稳定的水平。由此，将带来40万亿元左右的新增消费需求。

其次，服务消费的内涵升级正推动供给与需求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动态平衡。在服务消费比重持续提升的同时，需要关注城乡居民服务消费的内涵特征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一是趋向于不断升级的综合型服务消费。以健康消费为例。居民不仅需要高质量的医疗、保健等基础服务，也逐步向健康管理、健康保险、健康法律咨询等一体化综合化服务模式转变。2024年，我国健康管理市场规模已超2万亿元，预计到2028年将突破3万亿元。二是倾向于对标国际标准的服务消费。以旅游消费为例，2024年，我国国内旅游人均单次出游花费1024元，而出境游客人均消费达到1829美元，相当于1.3万元人民币。三是转向“产品+AI+服务”的融合型消费。当前，人工智能正快速融入消费场景，推动服务模式向智能化、集成化演进。用人工智能做旅行攻略成为很多年轻人出游的新玩法，“AI+健康”点燃了消费新动能，我国AI健康管理市场规模将超万亿元。

服务消费的快速增长既能解决当前经济运行中总需求不足的问题，也能消化供给、促进供给创新、引领产业变革。2024年，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到3140万辆，比“十三五”末的492万辆增长了5倍多。以市场为依托、以需求为牵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协同创新全面提速，带动上下游数百条产业链协同跃升。未来，随着服务消费的内涵向综合性、国际化、智能化转变，制造业结构竞争力也将实现新的跃升。

最后，以服务贸易破解服务消费领域结构性矛盾是强化供给与需求良性互动的关键路径。随着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增长及其内涵演变，服务消费领域“有需求、缺供给”的特征比较明显，特别是在养老、医疗、教育、文化等领域市场缺口较大，从而对服务贸易发展的需求明显增大。2024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口6105.6亿美元，同比增长10.6%，连续两年保持两位数增长。预计到2030年，我国仅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商品和服务累计将超过8万亿美元，服务贸易占外贸总额的比重达到18%左右；到2035年，我国服务贸易总额有望达到2.7万亿美元，服务贸易占外贸比重达到20%以上，接近全球平均水平。

三、以深化结构性改革实现供需动态平衡

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关键是要找到“有潜能的消费”和“有效益的投资”的契合点。重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投资于人”，进一步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

首先，以百万亿“投资于人”着力解决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性矛盾。投资与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条件。短缺经济阶段，有多少投资就有多少增长，投资决定消费，投资决定增长。消费新时代，消费潜力的释放对投资具有决定性作用。新发展阶段，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缺乏消费基础的投资，难以实现内需主导目标。研究表明，1元财政补贴用于稳消费，在城镇的乘数效应可达3以上，在农村高达5以上，而同样的资金用于投资，乘数效应仅为1.06倍。“投资于人”是解决投资与消费结构性矛盾的根本之策。初步测算，全面“投资于人”，保障和改善民生，需要80万亿—100万亿元的投资规模，包括基本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初步解决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造现有城市基础设施等的投入。我国有条件实现百万亿“投资于人”。2024年，全国国有企业（不含金融企业）资产总额401.7万亿元，国有金融企业资产总额487.9万亿元。若将10%—15%的国有非金融企业资产用于投资于人，估计投资规模将达到40万亿—50万亿元。

其次，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解决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结构性矛盾。目前，我国总体上进入工业化后期，但城镇化仍处于发展中期。2024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7%，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9%。有研究表明，农民向城镇转移成为常住人口后，人均消费将提高30%；在城镇落户后，人均消费将再提高30%。若率先实现3亿农民工市民化，使其消费水平达到城镇居民水平，估计每年将至少增加2万亿元的消费需求。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重在补齐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短板，特别是在农村老龄人口占比明显偏高的情况下，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迫切且重要。这需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尽快“让农民工成为历史”，明显提升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以农业工业化带动农业的产业链供应链升级，带动农业组织方式、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等等。

最后，以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重点进一步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破解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矛盾，根本上需要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良性互动。从实际看，政府投资对促进产业创新、制造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也要看到长期坚持投资拉动增长的发展模式对扩大消费形成了掣肘。有效发挥政府作用，需要充分发挥功能性产业政策的效力，避免政府过度干预引致的资源错配。以法治的确定性稳定各类经营主体的发展预期，有针对性地解决行政执法中“一刀切”“以罚代管”等问题，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进一步优化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激发地方政府在优化营商环境、投资于人等方面的积极性，形成中央与地方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合力。同时，与“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相适应，更好发挥政府在调整国民经济收入结构中的重要作用。争取到2030年，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升至65%—70%；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比值提升到50%左右，带动中等收入群体由4亿人增长到6亿人。

【 迟福林：长安街读书会主讲人、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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