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海外网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继续关注农村高额彩礼的问题,其中有这样一段表述:
“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引导树立正确的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培育简约文明的婚俗文化。”
自2019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已经第七次提到农村高额彩礼问题,表述从“治理”“专项治理”“综合治理”再到“持续整治”,体现对该问题的高度重视和治理决心。
今年值得关注的一个新提法,则是首次提出“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
![]()
(图源:澎湃新闻)
一
“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是什么意思?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李永萍常年关注农村高额彩礼问题,她给岛妹举了个例子:紧挨着的两个村,因分属两省、风俗不同,就可能形成“彩礼差价”。这边刚限价,那边偷偷涨价;这边听说隔壁村高,就也悄悄涨了回去,“按下葫芦浮起瓢”。
老话说“十里不同风”,到了村里边谈婚论嫁,就成了“十里比身价”。“甚至有人觉得,你不要这么高的彩礼,你自身肯定有问题。”李永萍说。
随着人口流动,跨省尤其相邻地区通婚,如今非常普遍。李永萍表示,这导致彩礼风俗相互影响,易引发攀比和模仿,仅靠单一地区治理难以奏效。
现实中,各省在高额彩礼治理上往往采取不同方式。有的通过村规民约限制,有的则缺乏干预,导致治理效果参差不齐,群众一比较,容易心理失衡。一旦高额彩礼引发的纠纷涉及多省,该谁管、怎么管,更容易出现“踢皮球”现象。
在此背景下,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有助于厘清责任边界,提升协同治理效率。这要求各地从“各自为战”转向“联合作战”,通过统一倡导标准、共享信息、协同监管,遏制高额彩礼之风在省际边界“流窜”。
二
已有地方先行探索省际联动治理。
例如,2025年以来,山东阳谷县与河南台前县、范县签订《鲁豫毗邻地区移风易俗协同治理机制》,通过统一标准、共享服务、联合宣传等方式推进治理,“彩礼不超8.8万元,婚宴标准一桌200元”,逐渐成为当地群众共识。
浙江丽水市安南乡与福建南平市岭腰乡,则启动“浙闽边移风易俗”行动,共同制定《浙闽边界村规民约》,对彩礼上限、宴请桌数、菜品标准、礼金金额等作出细致规定。
这些探索均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彩礼攀比、大操大办的风气,获得群众积极响应。
但也要看到,高额彩礼也出现了一些新变种。
“表面上彩礼数额降了,但附加条件却多了。”李永萍指出,一些地方彩礼“明降暗升”,现金额度受限,但县城买房、买车、“三金”等成了新标配;一些地方彩礼以“定金”“赠礼”名义存在,监管难度更大。
这也折射出高额彩礼治理面临的困境:彩礼属于一种“约定俗成”,需要依赖长久的引导与移风易俗,而不仅仅是制定限额。
三
中央下大力气整治农村高额彩礼问题,因为这不仅是关乎农民群众的“私事”,也关系到乡村振兴和乡风文明建设。
李永萍分析认为,高额彩礼会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经济上,婚姻成本不断走高,对普通农村家庭造成沉重负担,在家庭内部也会导致资源分配严重失衡。
为成全一桩婚事,中老年父母承受主要经济压力,养老空间被压缩,形成“代际剥削”;高婚姻成本也让部分年轻人望而却步,青年对婚姻信心下降。高额彩礼背后,往往还存在性别比失衡问题。
近年来,面对高额彩礼顽疾,国家多部门协同施政。民政部设立多批婚俗改革实验区,倡导文明婚俗;最高法发布涉彩礼纠纷司法解释;农业农村部牵头开展高额彩礼、大操大办专项治理;共青团、妇联等着力搭建公益婚恋服务平台,拓展青年社交圈。
各地也摸索出一些办法,例如将彩礼问题写入村规民约,发挥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等群众性自治组织作用,加强自我管理;提出“低彩礼”“零彩礼”等激励措施,党员干部带头示范,引导观念转变。
治理农村高额彩礼问题,本质上是推进乡村社会价值观转变,需要疏堵结合。基层政府、基层党组织不能缺位,还要抓关键治理主体,请他们带动更多村民。
这也需要更多“源头活水”,根子上需要发展乡村经济,提升农民收入,普及教育宣传,扭转“彩礼等于身价”的旧观念,以及完善农村养老保障,缓解农民群众“养儿防老”的后顾之忧等。
文/辛夷
来源/侠客岛微信公众号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