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毛主席紧急召见贺龙和邓小平，问道：中国有几个台湾？

1952年6月初，北京已入夏夜，窗外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华灯初上时，西南军区的贺龙和邓小平抵达中南海。两人刚从重庆赴京汇报工作，本以为一场简单的例行汇报，没料到主席开口就丢出一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问题：“中国有几个台湾？”

两位将领面面相觑。正当贺龙思索词句之际，毛主席已自言自语般补上一句：“一个在东海，一个在西南，黑水那块地方，就是‘小台湾’。”说完，他把一张香港报纸递过去——赫然标题：《傅秉勋在中共后方黑水拉起十万大军》。报纸的油墨还带着微微的潮气，昭示着情报的紧迫。

黑水在岷江上游，雪岭环抱，过去川军三征无功，红军长征时也吃过苦头。此刻，退败的国民党残部与当地豪强搅在一起，联络蒋介石，又搭上美国情报系统，妄图把那片群山筑成“陆上台湾”，封堵川、甘、青、康结合部。美国人称这块区域是“一颗天然炸弹”，随时可以搅乱西南大后方。

6月3日午夜，结束谈话前，毛主席嘱托一句：“历史上的败笔不能重演，黑水这仗要打得干净。”这句叮咛，像石子落水般激起层层回响，也把贺龙、邓小平推回西南的硝烟里。

回到重庆，西南军区连夜开会。兵力吃紧是首要难题：一线部队抽调朝鲜，藏区进军在即，留给黑水的可用兵员不多。邓小平拿着地图比划：“集中，别分散。一次掀锅。”贺龙点头，却又提醒众人，“冲上去容易，雪山深沟里，迷路比挨枪子更要命。”

6月16日，新的作战方案电呈中央：调集11个团组成东、西、北三路，空军出动一架运输机、三十余架战斗轰炸机支援。中央批复八个字——“宜集不宜赶，用兵慎重”。

叛匪们坐不住了。傅秉勋率四百精干据守木疏，苏永和纠众千余撤向麻窝。更南面的瓦钵梁子一线，匪哨连日放火烽烟，企图唬退官兵。与此同时，美军机在7月中旬往山谷中空投机枪弹药，以示撑腰。

7月20日晨七时，总攻令下。东路部队循黑水河谷两翼展开，不到黄昏已插入石雕楼。西路轻装师借夜色翻越雪岭，十小时横穿70里山路，抢占马河坝。北路则如钳子般合围，把黑水主力的退路封死。

三天里，解放军挤压着包围圈，广播喇叭持续喊话，“举白旗，持安全证，可保平安。”不少羌族、藏族青年丢枪下山。7月24日正午，麻窝被攻克，傅、苏大本营土崩瓦解。

接下来的“拉网”最为辛苦。深谷、原始森林、冰川河滩，部队分散，通讯常断；山民与土匪界限模糊，一条枪带在肩上，说不清是“保寨”还是“造反”。可政策先行起了作用——放下枪者不问前事。本地头人见解放军不烧不抢，有米给米、有盐给盐，态度悄然转变。

苏永和却仍在理县大山里周旋。他记得清兵、川军的旧账，也记得1935年与红军的交火，担忧投降后难逃军法。前方指挥官郭林祥衡量再三，决定“争取主降”，重点割裂外围，留住核心。

8月初，一件“小事”成为转机。部队在贡朋山脚捕到苏永和的夫人杨丽华。当地干部天宝作陪劝说：“戴上这枚胸章，就是政府的人；抱着旧账硬抗，只会把自己逼到绝路。”话说得直白，却击中了要害。杨丽华翻山越岭找到丈夫，带去了“一个不杀”的承诺。

苏永和踯躅半月。9月16日，他带着十余名残部在孟董沟缴械。山风吹动经幡，他双膝一软跪地，自语：“总算不用再躲了。”

傅秉勋没这么幸运。逃亡途中，他假名“唐有余”，骗得藏民收留。9月6日，缚送途中经过山溪，他佯装跌倒，水声一溅，了结残生。十日后，前指确认尸体身份，西南军区电告中央：黑水匪首覆灭。

黑水战役自7月20日至9月下旬，共歼敌三千六百余，缴枪四千余。解放军伤亡八百，其中286名烈士长眠雪岭。战后，被誉为“川西北毒瘤”的黑水重新编入行政建制，驻军与藏、羌百姓共同修路、兴学。

10月1日上午，国庆典礼隆重。贺龙在城楼上递上薄薄一纸捷报，周恩来看完轻轻一笑，把电文交给主席。毛主席抬眼望向远处的长安街，语声低却铿锵：“大台湾尚在东海，小台湾已成我囊中。”说罢，他将电报折起，放入怀中，身旁礼炮声正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