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毛泽东告别家乡，父亲发现儿子留下的一篇手迹，眼睛湿润了

1936年深秋，延安窑洞里炉火噼啪作响。毛泽东对斯诺轻声提起往事：“我第一次离家，是在十六岁那年。”话音未落，他的目光落向窗外，一如当年眺望家乡韶山的清晨。所谓青年时代的转折，往往隐在寻常日子里，一个念头，就能让人生驶向全然不同的河道。回到1910年，这位尚未成年的乡村少年，正站在屋场古榆树下，准备踏上去湘潭的土路，而他的父亲毛顺生，还没来得及弄明白，儿子心里究竟装着什么天地。

那一年春寒刚退，洞庭湖平原洪水留下的泥泞尚未干涸。粮价猛涨，长沙城内街头巷尾“抢米风潮”的传闻随着行脚商贩传播开来。对韶山冲的佃农而言，米价每抬一文，都像把刀子割在肚子上。同样扎根泥土的毛家堡子，也深陷这种惶惑：地里稻谷尚青，米罐却见底。乡民们对新岁没有过多畅想，只盼下一顿的米汤不要掺太多苦菜。

十四岁的毛泽东就在这样的空气里长大。白天帮父亲插秧，夜里点着松油灯啃《资治通鉴》，遇到拦不住的睡意，干脆赤脚跑到后山冲冷井水继续背书。正是这种交错的生活，让他对“书房”与“稻田”有了并重的感情：手心的老茧一边长，心里的问号也一串接一串。他最想弄明白的是：为什么有人能囤粮待价，而更多人却只能以命换米？

答案在1910年四月的长沙似乎已写在街头巷尾的血迹里。十几万人砸米行、放火烧旗杆的消息，像一记重锤击在少年心口。回乡的商贩绘声绘色地描述那几日的混乱，“抚台衙门都被冲塌咯，巡抚吓得跑了！”这种撕裂惯例的勇气，让少年毛泽东听得心潮暗涌。他扳着手指数身边的亲友：不就是父老乡亲吗？谁愿意当“乱民”？说到底，还不是为了吃口饭。

几周后，饥饿的阴影也笼罩了韶山冲。外号“花脸”的毛承文带着饥民去“吃大户”，情急之下冲进毛氏祠堂，质疑族长毛鸿宾私囤谷米。祠堂里竹竿四下乱晃，祖宗牌位下的灰尘被众人的呼喊震得滚落。就在族长挥起惊堂木、要给毛承文重杖五十时，人群中蹿出一个穿青布褂的少年，他把书袋往地上一丢，大声说：“慢着！”这一声既像河谷里的炮响，也像稚嫩雏鹰的第一次振翅。毛泽东据理力争，几句“遮不住天”“千人抬不动个理字”点燃了众人积蓄已久的不满，结果是仓门洞开，过节的米终于发到饥民手里，而族长灰头土脸逃出祠堂。

风波平息，可家法难违。毛顺生从湘潭赶回，拎着儿子的后领子往家拖，一边骂：“书读多了，就敢顶撞长上？再闹下去非得闹公堂不可！”在父亲看来，读书是为了记账、管田，不是为了指点江山。毛泽东只默默收拾行囊，向恩师毛麓钟拱手作别。他的六年私塾光阴，就此画上句号。

家中短暂的冷战后，父亲给出安排：去湘潭“宽裕行”米店学徒，学会经商，好让家产再上层楼。少年嘴上没反驳，心里却像被石头压着。湘潭确实繁华，茶肆酒楼、货栈船帮，他都看在眼里，可那阳奉阴违的“湿斗”却让他反胃：卖米添水、短斤少两，一桩桩都与他心中的道理相悖。夜深人静，他摸出随身带来的《孟子》，一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让他愈发认定，这样的营生不是长久之计。

在米行熬了几个月，毛泽东回到韶山。父亲见他空手而归，火气腾地窜起：“怎么回来了？”少年垂手未答，只递上一张纸，上面写着自己的打算：继续求学，博览群书，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老父沉默良久，木讷的乡下汉子看懂了儿子的执拗，也被字里行间的志气烫得眼眶湿润——原来孩子要走的路，与自家算盘不在同一条直线。

争执终有折中。母亲请来两位舅舅劝解，“书念得好，将来光宗耀祖也不是坏事。”多番劝说，毛顺生终于松口：准去，但得自己找学堂、筹费用。八月初，天高云阔，山岚如洗。少年毛泽东着一袭粗青布衣，肩挑行李，脚踏草鞋，沿着蜿蜒山路，向长沙进发。同行的小伙伴问：“石三，你不怕路远？”——“路再长，也比饥饿长。”

他先闯入湘乡驻省中学堂，补考、旁听、记笔记，硬是凭着过目不忘留了下来。课堂上，王立鱼先生讲《孟德斯鸠法意》，他认真听，却在课后与同学激辩：“光靠西方宪政，还救不起中国。百姓连口米都吃不上，法律有什么用？”这种一句顶一万句的锐气，让同窗又敬又怕。

长沙当时的新思潮正盛。报摊上满是《民报》《天铎报》，火车站外留学回国的青年谈论立宪、革命、自治。毛泽东泡图书馆、听演讲、抄文章，纸张不够就拆旧账簿，边角空白全写满了札记。“要做学问，也要行实践。”正是在那一年，他第一次与同学商量成立“自修社”，约法三章：每日阅读，互相质疑，不取功名，只求真理。这股自学风潮，后来扩散到湘乡、宁乡，延绵数年。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与父亲虽理念分歧，却不曾断绝骨肉情。远在韶山的毛顺生时常托商人带菜干、腊肉到长沙，“别饿坏了身子”。儿子回信寥寥，最后一封却格外长，被父亲小心翼翼收藏。那便是《七绝·改西乡隆盛诗》的初稿：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字迹劲挺，笔画间隐含少年意气。毛顺生读到“埋骨何须桑梓地”时，手指微颤，他想起那天祠堂前儿子昂起的脖颈，也想起那双挑谷上肩时倔强的眼睛。旧式父亲不善言辞，只能在心里暗暗念叨：但愿这股子冲劲儿，真能带他走出大山，去闹他想闹的世界。

此后十余年，从湖南起义的硝烟，到井冈山星火的燃起，再到1935年遵义城头的抉择，外人看得热血翻涌，毛父却很少言语。家书稀疏而短：“外无大事，汝毋念。”乡下老农的质朴关爱，总是藏在最简短的句子里。

回到1910年的那个清晨，少年毛泽东离家的背影，或许只是故乡人眼里的一个普通身影；可在历史的后视镜里，那一步迈出的，是一条由“为穷人说话”到“为天下苍生求解”的长路。假如没有韶山祠堂那场针锋相对，没有米行账房那段心灵煎熬，也许中国革命史上，就会少了后来那位执笔挥斥山河的巨人。

不得不说，家庭的张力、社会的苦难与个人的读书渴望，在1910年的湖南交汇成火花，淬炼了青年毛泽东的信念。十六岁的肩膀挑着的不只是行囊，还有一个时代赋予青年的责任感。他离乡那天，一路没有回头，却在帐本里留下了那首短诗。父亲的泪水，既是担忧，也是理解——儿子走的，是一条前路不明却注定要抵达远方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