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玉璧对判他死刑表示不服，要求上诉，毛主席：他贪污了多少钱？

1941年春，延安城外乍暖还寒。林伯渠刚刚收拾行装，准备去枣园见毛泽东——手里那封薄薄的信，让他难掩沉重。写信的人叫肖玉璧，三年前还在战壕里用四捆手榴弹炸开佳县城门，如今却被边区高等法院判了死刑。理由只有四个字：贪污犯。

说起肖玉璧，老红军里无人不知。1933年，他在清涧参加红军游击队，个头不高却冲锋最快。佳县一战，他几乎用血把荣誉抹在胸膛；八七处伤疤，是边区医院老兵口中“走动的弹片展览”。1935年，中央红军到陕北，他在零下十几度的黄土高原迎接长征队伍，那年他二十来岁，满脸泥灰。

战斗英雄的履历，为他赢得群众爱戴，也为他铺好仕途。1939年调进延安，出任边区贸易局副局长，掌管紧俏物资和税票。按理说，这职务既体面又要命，清廉自守才能长久。可病榻上的牛奶故事，恰恰成为他心中挥之不去的“资本”——毛主席把每日半斤牛奶省出来给我，我就该有更大的舞台。

几次找组织“闹情绪”不成，肖玉璧被下放回清涧，当上了张家畔税务分局长。对别人来说是重用，对他却像冷板凳。那阵子，地方贸易稀缺，缝纫布匹成了硬通货。一个在国民党军中当师长的同乡把整车布料托他打点销路。肖玉璧心动了，“帮老乡一把，顺手挣点辛苦钱，问题不大吧？”——他暗自权衡，胆子一天比一天大。

三个月后，审计小组在账册里翻出了“天书”。大量税票蹊跷流失，库款短缺三千多银元。人证、物证一应俱全。1941年2月13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宣布判决：死刑。此时的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写得清清楚楚，五百元以上便可枪决，尤其牵涉叛逃企图，更无情面可讲。

可肖玉璧不服。他觉得顶多就是降职、坐牢，怎么也轮不到掉脑袋。“我抗日立过功，毛主席知道我的。”庭审结束，他当场要求上诉。押回羁押处后，仍高声嚷道：“我要见毛主席！”看守无奈，只能请来林伯渠。林伯渠见他双眼通红，也念及旧情，便答应代呈诉状。

毛泽东接过那封信，眉头凝成川字。他先问：“他到底贪了多少钱？”林伯渠回答：“三千零五十元，有账可查。”毛泽东沉吟片刻，又追问一句：“态度呢？”林伯渠如实相告：“他求去前线抵命，想战死。”气氛有些凝重，窗外枯树被寒风吹得沙沙直响。

毛泽东记得这个人。两年前，他把自己的牛奶票交给医院，就是为了救这位浑身是伤的老兵。那次分别时，他还拍着对方的肩膀说：“养好了再建功。”没想到功未立成，却伸手拿了公家钱。毛泽东放下茶碗，只说了一句：“纪律若松，一切无从谈起。”

此话已是定音锤。4月，西北局复核维持原判。12月，清晨的枣园军法处传出三声枪响，46岁的肖玉璧命丧刑场，随他一同埋进黄土的，还有那封写给毛泽东的求情信。

外界曾议论：3050块大洋换一条老红军的命，值不值得？在战火纷飞、物资匮乏的1941年，这笔钱可买三十多匹布、足以装备一个连的棉衣，也能救活无数前线伤员。对个人或许是“小钱”，对缺衣少粮的边区，却是大窟窿。更重要的，是“风气”二字。

彼时的延安正严厉整肃三风：贪污、浪费、官僚。毛泽东痛恨腐败由来已久。1937年黄克功枪杀女学生，被判死刑，毛泽东力排众议批准执行，晚间还在窑洞里点上油灯写下“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四年后，面对另一位故旧，毛泽东作出的选择与当年并无二致。

值得一提的是，边区政府统计，当时干部贪污率约占百分之五。比例不算高，却足以侵蚀抗战根基。要想拖住日寇，先得堵住内耗。于是，肖玉璧的结局既是法条使然，也是政治需要；不杀，无法服众。

有人感慨，战功显赫为何不能抵消过错？答案在文件里：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到处贴着“无论功过，一律自治”的红字。老英雄站在法律面前，并无特权。恰恰是因为他有名声、有影响，若放过他，别人岂肯心服？这条逻辑，毛泽东比谁都明白。

站在今天的史料旁回看，可以梳理出几层教训：其一，战争时期的廉政制度，是确保后方稳定的重要防线；其二，论功行赏与执法必严从来不可对立；其三，个人的悲情并不一定能与历史大局相抗。肖玉璧的故事虽然令人痛惜，却在1941年的逻辑中自有必然。

绵绵黄土地，埋过太多忠骨，也掩埋过背弃原则的灵魂。3050元，写出了抗战大后方的艰苦，也敲醒了不少人。至于那封没能换来新生的信，如今已无从寻觅，可落款处那行端端正正的名字，依旧提醒后人：革命成败，不只在枪林弹雨，也在一条“廉”字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