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你爸那500万，一分没给你，你真的一点不恨？”夜深人静，苏晴在那个四壁空空的廉价出租屋里问我。
我掐灭了烟头，看着她那双在服装厂打工、指尖磨得发红的手，轻轻摇了摇头。
我说，恨有什么用，日子终归是自己过的。
她没再说话，只是把头埋得更深。
我们都以为，这辈子大概就这样了，在生活的泥泞里刨食，直到老去。
直到三年后，那个电话打来，用一种近乎荒谬的方式，告诉我们，命运的剧本，原来还有未被翻开的下一页。
我叫林伟，一个扔进人堆里就找不着的普通人。
没什么宏大的志向，也没什么过人的天赋。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半死不活的建筑公司画图，拿着一份饿不死也撑不着的薪水。
我性格偏内向，或者说，懒得表达。觉得很多事，说出来不如做出来。
苏晴是我的妻子，她和我不一样。
她像春天里最先冒头的那一抹新绿，温柔，善良，对生活永远抱着一点天真的期待。即使我们挤在三十平米的出租屋里，她也能把日子过出点诗意来。
认识她，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运气。
娶了她，是我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事。
她唯一的缺点，或者说，她背负的十字架，是她的原生家庭。
岳父苏大明，一个典型的老派家长，在他的世界里，儿子是天，是家族的延续，女儿则是嫁出去的客人。
小舅子苏浩，被这种思想浇灌长大的独苗，理所当然地认为，整个世界都该围着他转。
在那个决定我们命运走向的下午之前，我们和苏家的关系，就像一杯温吞水，表面平静，底下却沉着搅不动的渣滓。
那天是个周五，我正对着一张画了一半的结构图发呆，苏晴的电话打了进来。
她的声音带着一丝压抑不住的雀跃。
“林伟，妈刚打电话，让我们今晚务必回家吃饭。”
“又有什么事？”我问，手指无意识地在鼠标上敲击。
“妈说，是天大的喜事！”
天大的喜事。
这四个字从苏晴嘴里说出来，让我心里也跟着动了一下。
我们结婚三年，日子过得紧巴巴，每月还完房贷，剩下的钱要掰成两半花。苏晴总说，对不起，让你跟着我受苦了。
我从不觉得苦，但我不喜欢看她那种愧疚的眼神。
或许，这“天大的喜事”，能让她眉宇间那一点愁云散去。
傍晚，我们提着一箱牛奶和两瓶酒，回到了岳父家。
门一开，一股浓烈的饭菜香气扑面而来。
岳母系着围裙，满脸是笑，拉着苏晴的手就不放。
“哎哟，我的乖女儿，快进来，就等你们了。”
苏浩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玩手机，眼皮都懒得抬一下，只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岳父苏大明坐在主位上，脸色红润，面前摆着一瓶没开封的好酒。
那架势，不像家宴，倒像庆功宴。
桌上摆了八个菜，都是硬菜，中间还有一盆甲鱼汤。
这排场，在我记忆里，只有苏浩考上一个三本大学那年才有过。
岳母给我们盛饭，嘴里不停地念叨：“晴晴多吃点，看你瘦的。林伟也是，别客气。”
苏晴眼里闪着光，她悄悄在桌子底下碰了碰我的膝盖，眼神里全是期待。
我想，她大概和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前阵子就听说岳父家的老宅片区要拆迁，风声传了很久。
如果这事儿定了，那确实是天大的喜事。
以老宅的面积，怎么也能分个几百万。
到时候，我们的小家，苏晴的眉头，都能松快许多了。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岳父苏大明清了清嗓子，放下了酒杯。
来了。
我心里想着，也放下了筷子。
苏晴更是坐直了身体，像个等待老师发糖的小学生。
“今天叫大家来，是有一件大事要宣布。”岳父的声音洪亮，带着一股掌控一切的威严。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我们每一个人，最后落在苏浩得意洋洋的脸上。
“咱们家的老宅，拆迁款批下来了。手续都办完了，一共，五百万。”
五百万。
这个数字像一颗小石子，在我们四个人心里激起了不同的涟漪。
岳母是欣慰。
苏浩是狂喜。
苏晴是激动，她的脸颊都泛起了红晕，紧紧攥着我的手，手心全是汗。
而我，是平静地等待下文。
因为我知道，重点从来不是数字本身，而是数字的分配。
“这笔钱，”岳父拉长了声音，享受着这种万众瞩目的感觉，“我跟你妈商量好了。”
他端起茶杯，吹了吹浮沫，慢悠悠地喝了一口。
吊足了所有人的胃口。
“这笔钱，我们一分不动，全都给苏浩。”
空气仿佛在这一瞬间凝固了。
我能清晰地感觉到，苏晴紧攥着我的那只手，瞬间冰凉，然后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
我转头看她。
她脸上的血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褪去，那双原本亮晶晶的眼睛，瞬间黯淡下来，像被风吹灭的烛火。
岳父的声音还在继续，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小锤子，敲在苏晴的心上。
“苏浩年纪不小了，该成家了。这笔钱，先拿去给他买套大点的婚房，写他自己的名字。剩下的，给他开个像样点的店，做点生意。男人嘛，总要有自己的事业。这才是我们苏家的根，是我们苏家的未来。”
“那我呢？”
苏晴终于开口了，声音很轻，像一片羽毛，却带着千钧的重量，飘荡在死寂的饭桌上。
“我不是苏家的孩子吗？”
岳父的眉头皱了起来，似乎对苏晴的提问很不满。
“你说的什么话？你是我女儿，怎么不是苏家的孩子？”
“可……”
“可什么可！”岳母打断了她，语气带着责备，“你已经嫁人了，是林家的人了。你弟弟还没结婚，我们不帮他帮谁？你是姐姐，凡事要多为弟弟着想。”
“就是啊，姐。”苏浩终于放下了手机，一脸理所当然地看着我们，“你跟姐夫都有工作，日子不是过得挺好的吗？我这还光棍一条呢，爸妈多操心也正常。再说了，家产本来就是传给儿子的，自古以来都这样，你读的书不比我少吧？”
自古以来。
这四个字，像一道无法逾越的铁幕，沉沉地压了下来。
苏晴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嘴唇哆嗦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她不是想要那笔钱，她只是想要一句“女儿，这里面也有你的一份”。
她要的，不过是一点点被承认，被放在心上的感觉。
可她没有得到。
眼看她就要在饭桌上崩溃，我伸手，在桌子底下，紧紧地握住了她那只冰冷颤抖的手。
她抬头看我，眼里全是委屈和绝望。
我对她摇了摇头。
然后，我平静地站了起来，脸上甚至还带着一丝微笑。
“爸，妈。”
我的声音不大，却让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
“这是您的钱，您有权决定怎么花。我们尊重您的决定。”
我顿了顿，目光扫过岳父惊讶的脸，和苏浩轻蔑的嘴角。
“苏浩也确实该成家立业了，我们做姐姐姐夫的，支持你们。”
说完，我拉起依旧呆滞的苏晴。
“我们吃好了。厂里晚上还要加个班，就不多待了。你们慢用。”
我没给他们任何反应的时间，几乎是半拖半抱着失魂落魄的苏晴，转身走出了那个家门。
门在身后关上的那一刻，我听到了岳父的一声冷哼。
“哼，算他识相。”
走出楼道，晚风一吹，苏晴的身体软了下来，靠在我身上，肩膀开始剧烈地耸动。
我没说话，只是脱下外套，披在她身上，然后拦了一辆出租车。
回家的路上，她一言不发，只是无声地流泪。
车窗外的城市流光溢彩，霓虹闪烁，像一个不真实的梦。
而我们的世界，在刚刚那顿饭的工夫里，崩塌了一半。
回到我们那个三十平米的出租屋，关上门的瞬间，苏晴所有的伪装都卸了下来。
她不再是压抑地啜泣，而是靠着门板，缓缓滑坐到地上，放声大哭。
那哭声里，没有撒泼，没有咒骂，只有一种被至亲之人抛弃的、深可见骨的悲伤。
她哭的不是那五百万。
我知道。
她哭的是二十多年来，自己在这个家里，原来只是一个随时可以被牺牲的、有名无实的“女儿”。
“对不起……”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哽咽着对我说，“林伟，对不起……让你跟着我受委一肚子委屈。”
我走过去，蹲下身，没有说那些“别哭了”、“没关系”的废话。
我只是默默地从茶几上抽了纸巾，一张一张递给她。
等她哭声渐小，情绪稍微平复了一些，我才开口。
“哭完了？”
她红着眼睛，点了点头。
“那就去做件事。”
我站起身，拉开床头柜最下面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两张纸。
是两张长途汽车票。
终点站是邻县，一个我们谁都没去过的陌生地方。
苏晴愣住了，看着我手里的车票，泪眼婆娑。
“这是……”
我把票放在她面前，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
“钱没了，我们可以自己挣。但心凉了，再待在这个城市，只会觉得更冷。”
“我们离开这儿，去邻县。我有个老乡在那边的工地上，说一直缺人，我过去能有个活干。你手巧，也可以在附近找个服装厂什么的。我们不靠他们，我们靠我们自己。”
我的语气很平静，没有一丝一毫的愤怒或者激动。
但苏晴知道，这是我下定的决心。
她看着我，眼神里闪过一丝犹豫。
离开这里，意味着放弃现有的一切，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从零开始。
那是一条更苦、更难的路。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那双手。
那双手，本可以因为一笔天降的财富而变得娇嫩，现在，却要去迎接更多的粗糙和辛劳。
她沉默了很久。
久到我以为她会拒绝。
然后，她抬起头，眼里的泪水又一次涌了出来，但这一次，眼神里却多了一丝决绝。
她重重地点了点头。
“好，我们走。”
决定一旦做出，行动就变得异常迅速。
我们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几件换洗衣物，一些生活用品，一个行李箱就装完了。
那些苏晴曾经视若珍宝的、从娘家拿来的小摆件，她看都没看，直接扔进了垃圾桶。
就在我们收拾行李的那个深夜，苏-晴的手机响了。
是小舅子苏浩。
苏晴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
电话一接通，苏浩那副轻佻又带刺的嗓音就传了过来。
“哟，姐，听我妈说，你们俩闹脾气了？吃完饭就跑，多不给爸妈面子。”
苏晴没说话，只是咬着嘴唇。
“为那点钱至于吗？格局大一点。那本来就是我们苏家的钱，跟你一个嫁出去的女儿有什么关系？”
“我告诉你，别想着回来哭穷闹事啊，没用。爸说了，这钱一分都不会给你。”
苏-晴的身体又开始发抖。
我一把从她手里抢过电话。
“苏浩。”我冷冷地开口。
电话那头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是我。
“哟，姐夫啊。怎么，想通了？想替我姐求情？”
“你听好了，”我打断他，“我们不需要你的钱，一分都不需要。”
“哈，说得好听。我等着看你们俩能硬气到什么时候。”苏-浩的语气里充满了不屑。
“听说你们俩工作都辞了？准备干嘛去？要不要我发发善心，从我的店里给你们匀个扫地看门的活儿？”
他的话还没说完，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人的笑声，尖锐又刺耳。
应该是他那个还没过门的女朋友。
“哎呀，阿浩，别这么说嘛。你姐姐姐夫也是要面子的。他们要去要饭，你也别拦着呀。”
要去要饭。
这四个字，像一根烧红的铁钎，狠狠地戳进了我的心里。
我没有再跟他废话。
“你管好你自己。”
说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然后关机。
这个电话，像最后一根稻草，彻底斩断了苏晴心里残存的最后一丝对那个家的眷恋。
她抬起头，通红的眼睛里没有了泪水，只剩下一种冰冷的平静。
“林伟，我们现在就走。”
“好。”
那个深夜，我们没有和任何人告别。
我们拖着一个行李箱，背着两个双肩包，像两个逃犯，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座我们生活了数年的城市。
站在长途汽车站空旷的候车大厅里，凌晨的寒风吹过，我看着身旁紧紧依偎着我的苏晴。
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们没有退路了。
前路是未知的泥泞，但身后，已是万丈悬崖。
时间是一台冷酷的机器，它碾过你的生活，不会因为你的痛苦而稍作停留。
三年。
一千多个日日夜夜。
我们在邻县这个陌生的城市，扎下了根。
如果说，把汗水和泪水滴进土里，就能算作扎根的话。
我的老乡没有骗我，工地上永远缺人。
我脱下画图匠的衬衫，换上了满是尘土的工装，戴上了那顶黄色的安全帽。
第一天，我跟着师傅们扛水泥，五十公斤一袋，从一楼扛到五楼。
一趟下来，我的肩膀火辣辣地疼，两条腿像灌了铅，抖得不像自己的。
汗水顺着额头流进眼睛里，涩得睁不开。
工友们看着我这个“白斩鸡”，一边笑一边递给我一支烟。
“兄弟，这活儿可不是坐办公室，能扛住不？”
我接过烟，点上，狠狠吸了一口，呛得眼泪都出来了。
“能。”
我只说了一个字。
从那天起，我成了工地上最沉默也最拼命的人。
搬砖、和泥、扎钢筋、扛水泥，什么累我干什么。
因为干得越多，拿的钱就越多。
每天下工，我脱下衣服，身上是一道白一道黑的汗渍和灰尘，洗澡水冲下来，地上是一层泥浆。
那双手，不到半年，就布满了厚厚的老茧和裂口，再也握不住画图的笔了。
苏晴比我也好不到哪里去。
她在一个私人开的服装加工厂里找到了工作，踩缝纫机。
计件工资。
为了多挣一点，她每天都是最早到、最晚走的一个。
工厂里噪音很大，空气中弥漫着布料的粉尘。
她常常一天十几个小时都弯着腰，盯着针脚飞速移动的缝纫机，眼睛看得又干又疼。
她的手指，经常被飞速运转的机针扎破，旧伤没好，又添新伤。
晚上回到我们租的那个小单间，她连话都说不动，倒在床上就能睡着。
我们住在城中村。
一个只有十平米，终年见不到阳光的小单间。
墙壁是潮湿的，一到雨天就能渗出水来，空气里永远有股霉味。
厕所和浴室是公用的，在走廊尽头，每次去都要排队。
这样的生活，苦吗？
苦。
苦到有时候我半夜醒来，看着天花板，会怀疑自己当初的决定是不是错了。
但每当这种念头升起，我只要一转头，看到身边熟睡的苏晴，看到她即使在睡梦中也微微蹙起的眉头，我心里那点动摇就烟消云散了。
我不能倒下。
我身后，是她。
这三年，我们像两只勤劳的蚂蚁，一点一点地，把自己的生活从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
我们很少说话，但彼此都懂。
我下工回来，她总会给我留一盆热水泡脚。
她加班晚了，我会在路口等她，把热好的饭菜递到她手里。
我们之间，没有了甜言蜜语，却多了一种相依为命的默契。
记忆最深的是第二个冬天。
那年的除夕夜，邻县下起了大雪，特别冷。
工地板子停工了，工厂也放了假。
我们忙碌了一整年，口袋里只剩下几百块钱。
看着窗外家家户户的灯火和不时响起的鞭炮声，一种巨大的孤独感笼罩了我们。
苏晴的眼睛红红的，我知道她想家了。
不是想那个给了她屈辱的家，而是想念一种叫做“年味”的氛围。
我拉着她出了门。
我们在寒风里走了很久，在小市场的角落，用最少的钱，买了半斤肉，一些饺子皮。
回到那个没有暖气、窗户上结着冰花的小屋里，我们的手都冻僵了。
我们呵着白气，一边哆嗦着，一边包饺子。
她的手因为常年踩缝纫机，关节有些变形，包出来的饺子却很好看。
当热气腾腾的饺子终于出锅时，那股简单的面粉和肉馅的香气，充满了整个小屋。
苏晴看着我被冻得通红的脸，突然就笑了。
笑着笑着，眼泪就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我有些笨拙地伸手，用我那粗糙得像砂纸一样的手指，替她擦去眼泪。
“明年，”我看着她的眼睛，郑重地承诺，“明年，我们一定能租一个有暖气的房子。”
她哭着，用力地点了点头。
那个除夕夜，我们没有看春晚，电视机里嘈杂的欢笑声只会让我们显得更凄凉。
我们只是依偎在一起，吃着那盘或许是我们这辈子吃过最香的饺子，听着窗外零星的鞭炮声，规划着那个遥远却充满希望的未来。
这三年，我们几乎没和苏家联系过。
刚开始，岳母还会打来电话，哭着让我们回去，说都是一家人，别闹脾气。
苏晴接过电话，只是平静地说：“妈，我们在这边挺好的。”
说了几次，那边也就不再打了。
至于那五百万，和那个飞扬跋扈的弟弟，就像上辈子的事，被我们刻意地遗忘在了记忆的某个角落。
我们用自己的双手，一分一分地挣钱。
第一年，我们还清了当初离开时借朋友的几千块路费。
第二年，我们有了一点点存款。
第三年，我们终于从那个阴暗潮湿的小单间，搬进了一个有独立卫浴和阳台的大单间。
虽然依旧是租的，但当阳光第一次透过阳台洒进来时，苏晴激动得哭了。
三年的磨砺，像一把刻刀，在我们身上留下了风霜的痕迹。
我的背驼了些，皮肤变得黝黑粗糙。
苏晴的眼角，也添了几道细纹。
但我们的眼神，却比三年前更加明亮和坚毅。
我们以为，日子就会这样，虽然辛苦，但平静地，一天天过下去。
直到那个电话的到来。
那是一个很普通的夏日傍晚。
太阳像个巨大的咸蛋黄，懒洋洋地挂在城市的天际线。
我拖着灌了铅一样的双腿，回到了我们的新出租屋。
打开门，苏晴正在厨房里忙碌。
空气中飘着饭菜的香气，那是我们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
“回来啦？快去洗手，马上就能吃饭了。”她回头冲我一笑。
阳光从阳台洒进来，给她镀上了一层金色的轮廓，那一瞬间，我觉得这三年的苦，都值了。
晚饭很简单，一个番茄炒蛋，一个清炒豆芽，一锅米饭。
我们面对面坐着，没有说话，只是安静地吃饭。
这是我们三年来的习惯。
身体的疲惫，让我们懒得多说一个字，但内心的安宁，却胜过千言万语。
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
是那种老式的和弦铃声，在这安静的屋子里，显得格外刺耳。
我掏出那个用了好几年的旧手机，屏幕上显示着一个陌生的本地号码。
我皱了皱眉，第一反应是推销电话。
最近总有这种电话，卖保险的，卖房子的，烦不胜烦。
我随手就想按掉。
“接一下吧，万一是工地上有什么急事呢？”苏晴提醒道。
我想了想，也是。
于是，我划开了接听键，为了方便吃饭，随手点了免提。
“喂？”我的声音带着一丝不耐烦。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一个非常标准、甚至有些过分恭敬的普通话传了过来。
“您好，请问是林伟先生吗？”
是个女人的声音，听起来很年轻，很专业。
“是我，什么事？”我一边往嘴里扒着饭，一边含糊地问。
“林伟先生您好，我是银行贵宾理财中心的客户经理，工号0734。我们系统监测到，您名下的储蓄账户刚刚发生了一笔大额资金入账，按照我行的安保规定，我们需要和您本人进行电话核实。”
贵宾理财中心？
大额资金？
我差点笑出声。
我全身上下所有的银行卡加起来，余额不会超过五位数。
其中大部分还是准备下个月交房租的。
我跟“贵宾”这两个字，八竿子打不着。
肯定是诈骗电话，现在的骗子，剧本都写得这么专业了。
我皱了皱眉，扒了口饭，嘴里塞得满满的，含糊不清地说：“大额资金？你们搞错了吧，我卡里就几千块生活费，哪来的大额……”
我本想直接挂了。
但电话那头的声音依旧彬彬有礼，却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确认感。
“没有错的，林伟先生。我们系统已经进行了反复确认。”
那女人停顿了一下，似乎是在看电脑屏幕，然后用一种更加清晰、更加郑重的语气，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道。
“我们再次确认，就在刚才，北京时间下午五点三十七分，您尾号为6688的储蓄卡账户，收到一笔来自‘信托投资公司’的转账……”
她说到这里，我手中的筷子，毫无征兆地，“啪嗒”一声，掉在了地上。
饭粒和油星，溅在了我满是灰尘的裤腿上。
我整个人，像被人点了穴一样，僵在了那里。
嘴里那口还没咽下去的米饭，仿佛变成了一块石头，堵在我的喉咙里。
我的眼睛瞪得像铜铃，死死地盯着那个小小的、屏幕已经有些裂纹的手机。
坐在我对面的苏晴，也听到了电话里的内容。
她端着饭碗的手，悬在了半空中。
脸上的表情，在短短几秒钟内，从疑惑，变成了震惊，最后定格为全然的不可置信。
她张了张嘴，喉咙里发出“咯咯”的声响，却发不出任何一个完整的音节。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被无限拉长。
整个世界的声音都消失了，只剩下电话那头，那个冷静得近乎冷酷的女声，还在继续。
她用一种播报天气预报般平稳的语调，说出了那个足以将我们整个生活彻底颠覆的数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