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坚法师：北魏佛图户制度历史考辨

北魏佛图户制度历史考辨

中国古代社会治理有一种特殊的社会人身依附现象，如血缘家族关系的依附，工商行业发展的依附，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宗教信仰的依附，共同构成传统社会治理的底层逻辑。宗教信仰的依附关系，大多停留在心理认同与信仰的趋同，乃至宗教活动或者慈善的互助关系。佛教则不然，通过部分高僧的智慧影响力，结合朝廷的力量，参与对社会底层无依靠的弱势群体的帮扶，形成世界宗教史上独特的社会人身依附关系，即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寺户、佛图户、僧祇户制度。这三者都是宗教信仰的人身依附关系，但是侧重点有所不同，本文专门深入佛图户制度，希望给现在社会治理研究，带来不一样的视野与思考。佛图户制度是北魏时期由沙门统昙曜创设的寺院依附人户制度，其以“重罪囚犯与官奴”为核心救济对象，通过“宗教庇护”的运作模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实现了对生命权的特殊保障。

一

引 言

北魏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北方政权，其制度创新既承载着民族融合的时代特征，也蕴含着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佛图户制度，作为北魏寺院慈善体系中的特殊组成部分，既是佛教与封建政权相互博弈、相互依存的产物，也是中国古代社会救济与刑罚制度的独特形态。长期以来，学界对北魏寺院的研究多聚焦于僧祗户、僧祇粟等制度，而对佛图户制度的系统性考辨相对薄弱，尤其缺乏从生命权保障与现代法治视角的深度解读。

佛图户制度，以“重罪者免死入寺”为核心特征，将本应处以极刑的重罪犯，特指底层起义失败当诛杀的流民及其连坐家属，转化为寺院依附者，寺院分配给耕种土地，每户缴纳一定数量粮食，形成半官方的救荒粮仓，用于荒年社会慈善救济。这一制度设计既缓解了北魏社会的阶级矛盾与民族冲突，也为佛教的恢复与发展提供保障。从历史维度看，其兴起与消亡与北魏的政治局势、宗教政策密切相关；从价值维度看，其对生命权的优先保障，突破了封建法制的刚性框架；从现实维度看，其蕴含的宗教救济理念与罪犯矫正思路，对当代法治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

佛图户制度的历史脉络

（一）制度起源与设立背景

佛图户制度的正式确立，始于北魏皇兴末年至延兴年间（470—475年）沙门统（相当于佛教协会会长）昙曜的奏请。作为北魏最高僧官与国师（国家精神领袖），昙曜的这一举措，并非单纯的宗教行为，而是深刻契合了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与佛教发展需求。北魏统一北方后，为巩固统治对被征服地区实施强制迁徙政策，尤以青、齐二州的“平齐户”最为典型。这些底层百姓在征战连年的岁月，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生存困境被迫引发了频繁的流民起义，严重威胁着北魏政权的稳定。由于社会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朝廷开始重新审视佛教文化与价值，迫切希望佛教为国家治理发挥积极作为。

昙曜关于让大量起义失败流民及其连坐免于诛杀的奏议，恰好满足了北魏统治者与佛教界的双重需求：对统治者而言，将重罪犯划归寺院为佛图户，既避免了大规模杀戮可能引发的社会动荡，又通过佛教的“教化”功能弱化反抗意识，实现了传统儒家“宽仁治理”的政治目的；对佛教界而言，佛图户为寺院的农业生产与日常运作提供了坚实保障，推动了寺院建设的恢复。高宗文成帝批准该奏议后，佛图户制度正式确立，成为北魏佛教寺院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制度核心内容与运作模式

根据《魏书·释老志》的明确记载，佛图户的核心构成群体为“民犯重罪及官奴”，其法定义务包括“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佛图户的责任明晰：一是寺院的日常杂役，如清扫寺院等；二是寺院配给土地从事农业生产，需向寺院缴纳粮食等农产品。从隶属关系来看，佛图户直接隶属于各州镇的具体寺院，而非僧曹（佛教管理机构），这与归僧曹统辖的僧祗户形成鲜明区别。

佛图户缴纳的税费归寺院所有，寺院对其拥有绝对的人身保护权利及义务，保障其不再受到朝廷的事后清算，这种人身依附关系构成了佛图户制度的核心特征。佛图户的身份源于“重罪免死”的宗教庇护，寺院通过对其进行宗教教化，试图实现“洗心革面”的改造目标。这一模式既满足了寺院恢复的劳动力需求，又为统治者解决了重罪犯处置的社会难题，成为北魏时期一种特殊的社会治理模式。

（三）制度消亡与历史遗存

佛图户制度的鼎盛期与北魏佛教的“国教化”进程相伴相生，随着佛教的不断发展，佛图户的数量也逐渐达到峰值。然而，这一制度的消亡同样与宗教政策的重大调整密切相关。北周建德三年（574年），武帝宇文邕为扭转“僧尼滥多，耗费民财”的局面，扩充国家财政收入与兵源，发动了大规模的灭佛运动，下令“毁破前代关山西东数百年来官私所造一切佛塔，扫地悉尽。融刮圣容，焚烧经典。沙门僧尼，并令还俗，还归编户”。在这场灭佛运动中，寺院被拆毁，僧尼被强制还俗，寺院体系彻底崩溃，依附于寺院的佛图户制度也随之正式废除。从佛图户的诞生到衰亡，前后历经一百多年，在中国历史长河里，佛图户制度分外耀眼，值得我们反思与总结。

尽管佛图户制度在北周时期宣告终结，但其历史影响并未完全消失。隋唐时期，寺院中出现的“净人”群体，其职责同样包括寺院杂役与农业生产，身份上依附于寺院，延续了佛图户“寺院依附劳动”的本质特征；吐蕃统治下的敦煌寺户，更是直接继承了北魏佛图户的制度内核，以“寺属依附民”的身份承担寺院的各类劳动任务，成为佛图户制度的历史遗存。这些后续形态的寺院依附人户，证明了佛图户制度所蕴含的“宗教庇护与劳动依附相结合”的模式具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对底层百姓的保护价值，成为中国古代宗教社会救济制度的特殊组成部分。

三

佛图户制度的救济对象

（一）核心救济对象

佛图户的救济对象并非单一群体，而是呈现出重罪犯、官奴与流民的多重身份，其中以重罪囚犯为核心群体。这些重罪囚犯的主体是参与流民起义失败后被判死刑者，尤以齐州、青州等地的流民起义参与者最为集中。北魏时期，青、齐二州作为被征服地区，民众既要承受沉重的赋税剥削（“常赋之外杂调十五”），又要面对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加之频繁的自然灾害导致“频岁不登，郡内饥弊”，生存困境迫使大量民众走上流民起义的道路。起义失败后，这些参与者被统治者定为“谋逆重罪”，本应处以极刑，通过高僧昙曜的奏议，他们被划归寺院成为佛图户，获得了生存机会。

官奴群体作为佛图户的补充力量，主要包括获罪官员的家属与战争俘虏。这一群体社会地位低下，缺乏人身自由与基本生活保障，通过成为佛图户，他们摆脱了沦为社会奴婢的悲惨命运，获得了相对稳定的生存依托。值得注意的是，佛图户与平齐户、僧祗户之间存在身份转化关系：北魏将青、齐二州被征服民众迁徙至平城附近设立“平齐郡”，这些平齐户初始为僧祗户的主要来源，但其中部分因反抗压迫而获罪者，会从僧祗户转化为佛图户，这一转化过程也反映了北魏社会阶级矛盾的尖锐性。

（二）反抗压迫的政治性罪名

佛图户所涉“重罪”的本质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刑事犯罪，而是以流民起义为代表的政治性反抗行为。北魏统治者将流民起义定性为“谋逆”“叛乱”等重罪，并处以死刑，这一罪名认定具有强烈的阶级属性与政治目的性。从历史背景来看，这些流民起义的爆发多因“抚慰未能周尽”“赋役繁重”“饥馑连年”，本质是底层民众为争取生存权而进行的抗争，并非针对封建统治秩序的根本性反抗。

统治者将此类行为定为“重罪”，其目的在于通过严刑峻法压制反抗意识，维护自身统治地位；而佛教接纳这些“罪犯”，实质是对统治者“以刑止刑”逻辑的柔性修正。佛教“众生平等”“慈悲救度”的伦理理念，使其突破了封建阶级秩序的束缚，将生命权置于首位，这种对政治性罪名的“去罪化”解读，凸显了宗教伦理对封建法制的制衡作用，也体现了中国古代多元治理体系的复杂性。

（三）救济数量的历史推断

由于相关史料记载的局限性，佛图户的精确数量已无法考证，但结合北魏寺院经济的规模与社会背景，可进行合理推断。北魏末年（528年），全国佛寺数量已达3万处，僧尼人数超过200万人，寺院规模庞大，大量土地集中于寺院，才有现实土地分配空间。

僧祗户与佛图户作为寺院的两大劳动力支柱，“遍于州镇”，形成了覆盖全国的寺院依附人户网络。其中，僧祗户按“岁输谷六十斛”的标准向寺院缴纳粮食，其数量约占全国农户的一定比例；佛图户作为直接为寺院提供劳动服务的依附群体，虽数量少于僧祗户，但结合北魏时期流民起义的规模，单次起义失败后被定为“重罪”者动辄数千人，累计下来，北魏鼎盛时期佛图户的总数应在数万人以上。这一数量与当时流民起义的频发程度相契合，覆盖了绝大多数被判处死刑的流民起义参与者。

四

现代法治视角下佛图户制度

（一）宗教救济对生命权的优先保障

佛图户制度的核心价值，在于其突破了封建法制“君权至上”“以刑止刑”的刚性逻辑，以宗教伦理为依据，实现了对生命权的特殊保障。在封建时代，重罪犯的生命被视为维护统治秩序的“牺牲品”，统治者通过死刑执行彰显权威，而佛教“生命至上”的伦理理念，通过佛图户制度转化为具体的生命保障实践。寺院以“劳动代偿”替代“死刑执行”，既为这些“重罪者”提供了生存机会，也避免了大规模杀戮可能引发的社会动荡，体现了“生命不可剥夺”的朴素正义观。

从现代法治视角来看，佛图户制度所蕴含的生命权保障理念，与现代法治“生命权为基本人权之首”的核心原则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呼应。现代法治强调生命权的绝对性与不可侵犯性，反对死刑的滥用，而佛图户制度对被迫参与“谋逆重罪”者生命的保留，实质是对封建死刑泛化的柔性制衡，这种以宗教力量保障生命权的实践，为中国古代社会注入了人文关怀的基因，也为当代生命权保障提供了历史参照。

（二）与现代法治理念的思考

1. 理念契合之处

其一，对刑罚目的的修正。现代法治主张刑罚的本质是“惩戒与矫正并重”，核心目标在于促使罪犯回归社会，而非单纯的报复性惩罚。佛图户制度通过劳动改造与宗教教化相结合的方式，试图实现罪犯的“洗心革面”，这种劳教逻辑，与当代“恢复性司法”理念具有相通之处，均强调对罪犯的教育与转化，而非单纯的刑罚威慑。

其二，对弱势群体的救济属性。流民与重罪犯均属于社会边缘群体，现代法治强调对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通过完善的法律制度为其提供基本权利保障。佛图户制度以宗教力量为依托，为这些边缘群体提供生存资源与改造机会，具有原始的社会救济属性，与现代社会救济制度“保障基本生存权”的核心目标相一致。

其三，对严刑峻法的制衡作用。现代法治反对“死刑泛化”，主张严格限制死刑适用，坚持“少杀慎杀”的刑罚原则。佛图户制度对“谋逆重罪”者的生命保留，实质是对封建死刑滥用的柔性制衡，通过宗教伦理的介入，降低了严刑峻法的残酷性，这种对刑罚强度的适度约束，与现代法治的刑罚谦抑原则具有内在契合性。

2. 历史局限所在

其一，人身依附的非自愿性。佛图户的寺院依附，对其拥有绝对的人身控制权与劳动支配权，这种人身依附关系与现代法治“人身自由不受非法限制”的核心原则相悖。这种带有一定劳教性质的人身依附，以牺牲人身自由为代价的救济，缺乏现代法治所要求的自愿性与公平性。

其二，救济的宗教排他性。佛图户制度本质上是北魏政权与佛教界的利益交换，而非普遍的人权保障制度。其救济范围仅限于“归依寺院”的群体，非佛教信徒的重罪犯无法获得此类庇护，这种宗教排他性导致救济缺乏公平性，与现代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存在本质差异。

其三，缺乏权利保障机制。佛图户在法律上没有任何权利救济途径，其生存权、人格尊严等基本权利完全依赖寺院的善意，一旦寺院失去庇护能力，其权益将无法得到任何保障。这种“无救济即无权利”的状态，与现代法治“权利受保障、救济有途径”的核心原则相去甚远，也反映了封建制度下人权保障的局限性。

（三）宗教慈善与法治建设的启示

1. 坚守生命权保障的底线思维

佛图户制度的历史实践启示我们，无论个体行为多么严重，生命权都应作为不可突破的底线。在当代法治建设中，应进一步严格限制死刑适用，完善对重刑犯的权利保障体系，将“惩戒”与“救赎”有机结合。一方面，要坚持“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严格控制死刑适用范围，仅对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适用死刑；另一方面，要加强对重刑犯的教育改造与权利保障，为其提供基本的生活条件、医疗保障与法律救济途径，帮助其重建社会认知，实现“再社会化”，避免单纯的报复性司法。

2. 推动宗教慈善的法治化引导

佛教“救度众生”的慈善理念在当代仍具有重要价值，应通过法治手段规范宗教慈善行为，实现宗教伦理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首先，要完善宗教慈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宗教团体参与公益事业的法律地位、权利义务与运作规范，确保宗教慈善活动在法治框架内有序开展；其次，要鼓励宗教团体参与社区矫正、刑满释放人员安置、流民救助等公益事业，将宗教的道德教化功能与社会救济需求相结合，形成多元化的社会治理格局；同时，要加强对宗教慈善活动的监督管理，防范宗教力量对弱势群体的过度控制，保障受助者的合法权益。

3. 构建系统化的流民救济体系

北魏流民起义的根源在于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这一历史教训对当代社会具有重要警示意义。当代社会应建立健全覆盖失业、灾害、贫困等多重场景的流民救助体系，从源头化解社会矛盾。一是要完善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为流民提供必要的食品、住所与医疗救助，保障其基本生存权；二是要加强就业扶持与技能培训，帮助流民实现稳定就业，摆脱贫困状态；三是要建立心理疏导机制，缓解流民的心理压力与社会疏离感，促进其融入社会；四是要强化社会矛盾排查与化解，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从源头减少“因贫致罪”的现象，践行“预防优于惩戒”的现代法治理念。

4. 强化刑罚矫正功能的多元化发展

佛图户制度中的“劳动改造”与“宗教教化”相结合的模式，对当代社区矫正制度具有借鉴意义。当代刑罚矫正应构建多元化的矫正体系，突破单纯的监禁惩罚模式，结合教育、劳动、心理干预、社会帮扶等多种手段，帮助罪犯实现“再社会化”。一方面，要加强对罪犯的思想道德教育与法律教育，提高其法治意识与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要注重劳动改造的实效性，通过技能培训帮助罪犯掌握谋生技能，为其刑满释放后的就业创造条件；同时，要引入心理干预机制，解决罪犯的心理问题，促进其人格健全发展；此外，还应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形成政府、社会、家庭联动的矫正格局，体现现代法治的人文关怀。

五

结 论

佛图户制度作为北魏时期的特殊社会制度，其兴起是当时阶级矛盾、民族冲突与宗教发展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核心特征是“重罪免死入寺为奴”，形成了“宗教庇护—劳动依附—宗教教化”的运作模式。这一制度既为北魏政权缓解了社会矛盾，也为佛教发展提供了劳动力支撑，更以宗教伦理为依托，实现了对重罪犯生命权的特殊保障，突破了封建法制的刚性框架。

从现代法治视角来看，佛图户制度与现代法治理念既存在契合之处——其对生命权的优先保障、对刑罚目的的修正、对弱势群体的救济。在当代社会，应坚守生命权保障的底线思维，推动宗教慈善的法治化发展，构建系统化的流民救济体系，强化刑罚矫正功能的多元化，实现惩戒与救赎的有机统一，彰显现代法治的人文关怀与社会治理效能。

参考文献：

[1] 魏收. 魏书·释老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2] 陈寅恪. 金明馆丛稿二编[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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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瞿同祖.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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