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姐的信是如何送出渣滓洞的？黄茂才、曾紫霞回忆不同，谁更准确

说起江竹筠（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江姐）临终前写的那封把孩子托付给他人的信，有个细节在很长日子里都让人摸不着头脑，甚至觉得不合常理。

瞧那上面的落款，黑纸白字写着：1948年8月27日。

动笔那会儿，江姐心里跟明镜似的，知道自己怕是熬不出去了。

她在牢房里把筷子头磨尖了当笔使，把棉花烧成灰兑水当墨用，在那种要命的环境里留下了最后的嘱咐。

麻烦就出在这个送信的人是谁上。

曾紫霞，当年关在一块儿的狱友，后来写回忆录《战斗在女牢》时信誓旦旦地说，这信是她缝在衣袖里带出去，亲手交给接头人谭竹安的。

可偏偏查查当年的出狱档案，这事儿就悬了。

曾紫霞是1948年8月5日被保释回家的。

再看江姐写信的日子，那是8月27日。

人走了二十二天，信才写出来。

除非曾紫霞能让时间倒流，不然这信她绝对带不走。

那这封关乎烈士骨血的信，到底咋出去的？

谜底揭开，让人大跌眼镜——是个穿着国民党制服的看守，叫黄茂才。

要想弄明白这事儿，咱们得盘盘当年狱中地下党面临的一笔“用人账”。

1948年5月，黄茂才进渣滓洞当差时，其实就是个被抓壮丁逼得没法子的老实巴交的庄稼汉。

他娘那是为了保住儿子的命，托人才让他去端这碗“皇粮”。

在他娘看来，这活儿既不用上战场又饿不着。

可黄茂才一进去就觉得浑身不自在。

就在这时候，里面的地下党，特别是曾紫霞和她那口子刘国鋕，眼神毒辣，一眼就瞅出这个看守“不对劲”。

黄茂才身上没得那种特务的狠劲儿，反倒一脸憨厚，透着股庄稼人的淳朴。

这对坐牢的革命者来说，那就是个天大的“漏洞”，更是救命的机会。

要想把情报送出去，把外面的信儿递进来，非得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安插个自己人不可。

这事儿风险大得吓人，可一旦成了，收益没法估量。

曾紫霞一打听是老乡，这就搭上话了，拉着狱友们开始对他进行“交心”。

这可不是硬邦邦的策反，而是唤醒他的良心。

黄茂才心软了。

他开始帮着囚犯们遮遮掩掩，递个条子啥的。

到了1949年8月，解放军都要过江了，国民党那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

江姐意识到最后的关头快来了，她干了件特别有人情味的事儿：拉着几个女同志，给黄茂才织了件毛衣。

这哪是毛衣啊，这是无声的契约。

意思就是：我们拿你当自家兄弟，当亲人看。

也就因为这份过命的交情，才有了后面送信的事。

按照黄茂才后来的说法，1948年8月27日那天下午，江姐把他喊到门口，一脸严肃地把信交给他，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送到重庆中山公园那边的培才小学，亲手交给谭竹安。

黄茂才没含糊，真就送了。

虽说他记的时间有些出入，但这在逻辑上说得通——信写好了，总得等黄茂才轮休或者出门的时候才好带出去。

这封信最后确确实实到了谭竹安手里。

送信的事儿弄清了，接信人谭竹安的身份更让人揪心，这背后的人际网更是复杂。

信里的字句，读来让人心都在滴血：

“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

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把独苗儿子托付给谭竹安，江姐这心里算的是一笔最难的情感账。

谭竹安是谁？

他是江姐丈夫彭咏梧原配老婆谭正伦的亲弟弟。

说白了，江姐把亲儿子托付给了丈夫“前妻”的娘家兄弟。

这在一般人看来简直疯了，根本不可能。

但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这恰恰显出了革命者那种把私情抛在脑后的大胸怀。

这事还得从1943年说起。

那时候彭咏梧在重庆搞地下工作，为了掩护身份，组织必须派个女同志跟他假扮夫妻。

原配谭正伦远在云阳老家，孩子又病了来不了，组织最后定了江竹筠。

那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革命的日子，假两口子在生死关头真就有了感情。

1945年，组织一点头，两人正式结了婚。

这对老家的谭正伦来说，确实不公平。

谭竹安作为弟弟，一开始对姐夫和江姐那是一肚子火。

江姐从不藏着掖着。

她曾经跟谭竹安交过底：“要是革命胜利了，咱都还活着…

只要需要，我把你姐夫还给你姐。”

这话说得敞亮，直接把谭竹安震住了，也赢得了谭家上下的敬佩。

当彭咏梧牺牲、江姐被抓后，抚养彭云这副重担，奇迹般地落到了原配谭正伦肩上。

1948年2月，也就是江姐进监狱前不久，重庆正处在白色恐怖最吓人的时候。

谭正伦冒着天大的风险赶到重庆，接过了才一岁十个月大的彭云。

往后两年，谭正伦带着这个“情敌”的孩子东躲西藏，好几次跟特务擦肩而过。

国民党想抓彭云来威胁江姐，多亏谭正伦拼死护着，这阴谋才没得逞。

江姐在牢里写那封托孤信时，心里这笔账算得透亮：她信得过谭家人的品行，信得过谭竹安和谭正伦会把这孩子当亲生的养。

事实证明，这把她赌赢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当年的每个决定，几十年后都有了回音。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重庆烈士陵园纪念馆。

已经是个老头子的黄茂才受邀回到了这个让他魂牵梦绕又遭了半辈子罪的地方。

建国后，因为当过渣滓洞看守，黄茂才被定成了历史反革命，判了无期（后来减刑放了，可帽子没摘）。

他嘴皮子都磨破了，说自己当年帮党干过事、送过信，可没人作证，只能背着黑锅在农村改造。

那件当宝贝一样的毛衣，也在六十年代抄家的时候弄丢了，成了他心里拔不出的一根刺。

就在这次活动上，老天爷开了眼。

黄茂才在人堆里碰上了曾紫霞。

这会儿的曾紫霞，已经是四川医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的副主任、教授了。

老战友见面，分外眼红。

曾紫霞一眼就认出了这位当年的“看守老乡”。

对曾紫霞来说，虽然记忆有点偏差（误以为信是自己带的），但黄茂才当年怎么照顾难友，她心里跟明镜似的。

一听说黄茂才蒙了这么多年的冤，曾紫霞二话没说。

她拿出了当年共产党人的硬气，主动给黄茂才写证明材料，还给中央和四川省里写信反映情况。

她这是拿自己的政治名声，给这个当年的“国民党看守”做担保。

在曾紫霞的奔走下，1982年，四川荣县司法机关发了改判书，宣布黄茂才无罪。

这位沉默了几十年的老人，终于在晚年找回了自己的清白和脸面。

回过头看，这就是个关于“信任闭环”的故事。

江姐信得过谭家，把骨血托付给了最不可能的人，换来了儿子平安长大；

狱里的志士信得过黄茂才，把情报和命交给了敌人的看守，换来了消息通畅；

而在三十年后，这份信任穿透了岁月，当年的幸存者曾紫霞，用一张证明，还了当年那份恩情。

在那个暗无天日的年代，这些人做出的每个选择，不光要有胆量，更得有一双看透人心的慧眼。

他们不光打赢了仗，更是赢得了人心。

信息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