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廉三刀不死的故事，为何被日军列为“华北最恐怖事件”？

一九四四年八月，山西平遥日本宪兵队的档案里新添了一份文件，上面写着“华北最恐怖”几个字。不过，这份文件说的并不是哪支大部队，而是平遥县抗日游击大队里一个名叫黄庭廉的宣传干事。

日本人之所以感到害怕，是因为他们在刑场上对这个农民连砍三刀，又补了一刺刀，埋进土坑之后，他居然自己从坑里爬了出来，活了下来。一个普通中国庄稼汉身上这种打不垮的劲头，让日本人怎么也想不明白，也成了他们心里一块去不掉的病。

这个故事要从头说起。黄庭廉是山西泽州人，生于一九一八年。他小时候在大泉河村的学堂念过书，因为热心、常帮助同学，大家都信服他。可是，这样安稳的日子没过多久。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很快烧到了山西。和当时许多年轻人一样，黄庭廉心里也燃着救国的火。一九三八年，山西各地的抗日队伍在共产党领导的“牺牲救国同盟会”带动下，越来越活跃。那年三月，他告别父母和妻子，长途跋涉来到沁源县，参加了山西新军决死纵队，成为一名战士。因为他识字，会写会画，不久就被调去做宣传工作。

一九四零年，黄庭廉被派到太岳区平遥县抗日游击大队。他的战场转到了暗处。作为宣传干事，他的任务是发动群众、印刷传单、联络各方，把抗日的道理传播出去。这份工作既要胆大，又要心细。

在接下来的四年里，他随游击队参加战斗一百多次，多次负伤。到了一九四四年夏天，形势更加紧张，敌后环境格外凶险。七月，他接到命令，前往平遥第三区执行任务，保护群众麦收，同时开展宣传。没想到，这一次出了意外。

由于未能及时与第三区的同志取得联系，黄庭廉在平遥县城外被“清乡”的日伪军抓获。他被关进平遥日本宪兵队看守所。敌人清楚他的身份，想从他嘴里拷问出平遥地下抗日组织的情报。审讯很快开始，手段极其残忍。他们让黄庭廉和其他被捕者淋雨，甚至把装满脏水的鞋子扣在他脸上。

但无论怎样折磨，黄庭廉始终没有吐露半个字。在黑暗的牢房里，他不仅自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还鼓励其他被关押的人，同动摇变节的人进行斗争。

敌人用尽酷刑却一无所获，终于失去耐心。一九四四年八月十日下午五点左右，黄庭廉和另外八位抗日同志被押出看守所。日本翻译欺骗他们说，是要送他们去火车站，转往太原。黄庭廉心里很清楚：这是要去刑场了。

他主动走到最前面，说：“我走得快，我走前头。”刚出大门，他就回头对同志们高声说：“咱们别上日本鬼子的当，今天他们就是要杀我们。为抗日救国而死，光荣！”他带头喊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声震动了街上的百姓。

黄庭廉趁机向围观的乡亲们喊道：“老乡们，我们是八路军……今天鬼子要杀我们，我们的血，就要洒在平遥的西门外了。”

队伍被押到平遥西门外。刑场上，几位同志接连倒下。黄庭廉是第五个。面对刽子手，他毫不畏惧，痛骂敌人。第一刀砍在脖子上，他没有倒下；第二刀砍在后脑，他身子晃了晃，仍然站着；第三刀又砍在相近位置，他终于因伤势过重，晕倒在地。随后，日本兵又用刀在他肩膀、后背连砍带刺。

接着，日伪军就地挖坑，草草将他掩埋。大家都以为他死了。然而，深夜时分，生命的奇迹发生了。大约一个小时后，冰凉的夜露和刺骨的剧痛把黄庭廉激醒。他感觉手上的绳子有些松动，求生的意志支撑着他，用尽全身力气，从压着他的土和战友的身旁一点点挣扎出来。

他辨不清方向，只凭本能拖着满身是血的身体，朝远处黑黝黝的村庄爬去。

他爬到城西北的刘家庄时，已筋疲力尽，躲在一个麦秸垛后。一位清晨出门的老汉发现了他。老汉看清他破旧军装上的八路军标志，毫不犹豫地将他背回村里藏了起来。

平遥当地的地下党组织和群众得知后，立刻为他请医治伤，妥善安置。伤口疼得厉害，但黄庭廉最惦记的仍是组织。他趴在炕上，仔细写下了自己被捕、受刑和遇害的经过，向党组织报告，并请求审查。这份用生命换来的忠诚，组织很快知晓。九月，游击大队派人来看望他，通知他党组织生活已经恢复，并留下人员照料。

黄庭廉“三刀不死”的事迹，像风一样传开。一九四四年，太岳军区授予他“战斗英雄”称号。到这年年底，他的伤基本痊愈，但后脑留下了一道长十五公分、深两公分的大疤，再也无法消退。他重新回到了战斗队伍。

这件事本身，正是对所谓“华北最恐怖事件”的最好回答。日本人的恐惧，并非源于神怪，而是因为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全套的暴力手段，抓捕、酷刑、公开处决，都始终无法摧毁一个普通中国战士的意志。

黄庭廉后来继续为革命工作，直至离休。他脑后那道深深的伤疤，不仅属于他个人，更是那个年代千千万万不肯低头的中国人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