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喂，你好。”
电话那头的声音，沉稳，又带着一丝询问的礼貌。
我的手心全是汗，紧紧攥着冰凉的话筒。
“你好，是……是向先生吗？”
“我是。”
“我……我是在长途车上，遇到您爱人的那个……那个年轻人。”
我的声音，在小小的公共电话亭里，听起来陌生又可怜。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似乎在回忆。
然后，那个声音说：“哦，我想起来了。我妻子提过你。怎么了，你在省城，是遇到什么事了吗？”
2001年的春天，来得似乎比往年要更慢一些。风里还带着一丝不肯散去的、属于冬天的凛冽。我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行李包，站在县城那个喧嚣、混乱，永远弥漫着一股柴油和劣质方便面混合气味的汽车站里。我就要离开这里了，离开这个我生活了十九年的、熟悉到闭上眼都能描摹出每一条街道轮廓的小城，去往那个只在电视和别人的描述里存在过的、巨大而遥远的省城。
包里，揣着父亲凑出来的八百块钱，那是我们家当时能拿出的所有现金。那几张印着领袖头像的纸币，被母亲用一块手帕仔细地包了三层，缝在了我贴身衬衣的内袋里。它的重量，远不止那几克纸，它是我全部的行囊，也是整个家庭沉甸甸的期望。父亲说：“阿风，到了省城，别怕吃苦。年轻人，吃了苦，路才能走得稳。”母亲则什么都没说，只是在临行前，往我的包里又塞了几个煮熟的、还带着余温的鸡蛋。
开往省城的长途大巴，是一辆老旧的卧铺车，车身上印着褪色的“某某快运”字样。车厢里的空气，浑浊而压抑。人的汗味，食物的味道，还有车窗缝隙里钻进来的尘土味，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属于长途旅行的、令人困得发慌的气息。我的铺位，是下铺，而且是靠窗的。这在当时，算得上是最好的位置了。至少，我可以扭过头，看着窗外那些熟悉的景象，一点一点地，变成陌生的风景。这能让离别的愁绪，不至于那么集中地哽在心口。
车子缓缓驶出车站，小城的轮廓，在我的视野里，慢慢地缩小，模糊。那些熟悉的街道，那些低矮的房屋，还有那些为我送行的、亲人的身影，最终都融化成了一片无法分辨的、遥远的背景。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就像一颗被风吹起的蒲公英种子，将要落往一个完全未知的远方。我的未来，就像车窗外那些飞速后退的、看不清面目的田野和树木一样，充满了不确定性。心里，既有对未来的、朦朦胧胧的憧憬，也有一种近乎恐惧的、巨大的茫然。我把头抵在冰凉的车窗玻璃上，感受着发动机规律的、令人昏昏欲睡的震动。我就这样，开启了我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远行。
车子行驶了大约两个多小时，进入了一段平直的、仿佛没有尽头的国道。车厢里的人，大多已经进入了半梦半醒的状态。鼾声，梦话，还有孩子偶尔发出的、烦躁的哭声，交织成一首单调而冗长的旅途催眠曲。我没有睡意，只是看着窗外一成不变的风景，任由思绪飘散。就在这时，一阵骚动，打破了车厢里的沉闷。
我身旁的过道上，一个年轻的母亲，正手忙脚乱地应付着她怀里的一对双胞胎。那两个孩子，看上去不过一两岁的样子，穿着一模一样的衣服，长得也几乎一模一样。他们似乎是厌倦了这漫长而枯燥的旅程，开始用哭闹来表达自己的抗议。一个哭了，另一个必定会跟着响应，那哭声，二重唱一般，尖利，响亮，充满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执着。
年轻的母亲，显得无助而疲惫。她的额头上渗着细密的汗珠，脸色也因为着急而有些发白。她一会儿抱着这个哄，一会儿又去拍那个的背，嘴里不停地发出“哦哦哦，宝宝不哭”的、温柔却又无力的安抚声。她的铺位，是在过道另一侧的上铺，一个狭窄得连翻身都困难的空间。她根本无法同时将两个孩子都带上去，只能抱着一个，让另一个站在地上。那个站在地上的孩子，抓着她的裤腿，仰着头，哭得声嘶力竭。
车厢里，开始响起一些不耐烦的、抱怨的声音。“哎，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孩子，怎么管的！”那些声音，像一根根细小的针，扎向那个本就已焦头烂额的母亲。她的脸，更红了，是一种混杂着歉意和窘迫的颜色。她不停地向周围的人小声说着“对不起，对不起”，那姿态，卑微得让人心疼。我看着她，看着她那双因为睡眠不足而布满血丝的眼睛，看着她那有些凌乱的头发，看着她那在两个孩子之间来回安抚的、已经有些颤抖的手。我忽然想起了我的母亲，想起了在我小时候生病时，她也是这样，整夜整夜地抱着我，不曾合眼。
那一刻，我几乎没有任何犹豫。我从我的下铺上坐了起来，拍了拍那个母亲的肩膀。她回过头，眼神里充满了茫然和歉意。我对她说：“大姐，你带孩子不容易。你到我这里来吧，我这个位置宽敞一点，还能靠着窗户，孩子看见外面的东西，也许就不哭了。”她愣住了，似乎没反应过来。我没有多说，只是站起身，把我的位置让了出来，然后自己走到了过道上，找了个角落靠着。
那个年轻的母亲，在愣了几秒钟之后，终于明白了我的意思。她的脸上，露出一种难以置信的、混杂着感激和不好意思的复杂表情。她对我连声说着“谢谢，谢谢你，小兄弟”，声音里甚至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因为感动而产生的哽咽。我只是摆了摆手，说没事。她抱着一个孩子，又牵着另一个，小心翼翼地坐到了我那个靠窗的下铺上。
奇妙的是，那两个原本哭闹不休的孩子，在换了一个新环境后，竟然真的慢慢安静了下来。他们的小脸蛋，几乎贴在了车窗玻璃上，好奇地看着窗外那些飞速掠过的田野、电线杆和偶尔出现的村庄。对于他们小小的世界来说，这一切，都是新鲜而有趣的。他们不再哭了，只是时不时地，会伸出胖乎乎的小手，指着窗外的某个东西，嘴里发出咿咿呀咿的、只有他们自己才懂的声音。
年轻的母亲，终于得以松一口气。她靠在床头，看着两个安静下来的孩子，脸上露出了一个疲惫却又无比温柔的笑容。车厢里，重新恢复了之前的沉闷和安静，那些抱怨的声音，也随之消失了。我靠在过道的角落里，看着这一幕，心里感到一种莫名的、踏实的温暖。我觉得，自己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好像帮助一个在风雨中艰难前行的人，撑开了一把小小的伞。
接下来的旅程，变得平缓而安宁。那个母亲，在安顿好孩子之后，从自己的包里，拿出几个洗干净的苹果，执意要塞给我一个。我推辞不过，只好接了过来。那苹果，很甜，很脆。在那个充满了各种混杂气味的车厢里，那股清新的果香，显得格外提神。我们之间，并没有太多的交谈。只是偶尔，她会问我，去省城做什么，家里还有什么人。我也会问她，一个人带两个孩子，辛不辛苦。那些交谈，简短，平淡，却像一股温暖的溪流，在我们这两个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之间，静静地流淌着。
车子，在经历了十几个小时的颠簸之后，终于在第二天的清晨，抵达了省城的长途汽车站。天刚蒙蒙亮，整个城市还笼罩在一片灰白色的晨雾之中。车站里，已经人声鼎沸，充满了各种口音的叫卖声、拉客声，和汽车的鸣笛声。那种扑面而来的、属于大都市的喧嚣和活力，让我感到一阵既兴奋又紧张的眩晕。我帮着那个母亲，把她的行李和孩子，都安顿好。她要去转乘另一趟车，回她的家。
就在我们即将告别的时候，她忽然拉住了我。她从随身的钱包里，拿出了一张质地很好的、印刷精美的名片，迅速地塞进了我的手里。我低头一看，那名片上，只有一个名字，和一个电话号码。名字叫“向远方”，下面是一串以“139”开头的、在当时还非常稀罕的手机号码。我正想把名片还给她，她却按住了我的手，用一种非常真诚的、不容我拒绝的语气说：“小兄弟，这上面是我丈夫的电话。你在省城人生地不熟的，要是遇到什么过不去的难事，你就打这个电话找他。别客气，就说，是火车上那个带双胞胎的林姐，让你打的。”
我最终还是收下了那张名片。因为我从那个林姐的眼神里，看到了一种不容置疑的真诚。我若再推辞，反而显得有些矫情了。我把那张带着她体温的名片，小心地放进了贴身的口袋里。我们互相道了别，然后便汇入了车站那汹涌的人潮，朝着各自不同的方向走去。我甚至，都忘了问她，她的丈夫是做什么的。
走出车站，省城的清晨，像一幅巨大而生动的画卷，在我面前徐徐展开。宽阔的马路，高耸的建筑，还有那些川流不息的、崭新的汽车，所有的一切，都对我这个从县城来的年轻人，构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空气里，弥漫着一种与我们小城完全不同的、充满了机遇和活力的味道。那一刻，长途旅行的疲惫，和离家的愁绪，都被一种强烈的、对未来的憧憬所取代了。我攥着口袋里那八百块钱，心里充满了豪情。我觉得，凭着自己的年轻和力气，我一定能在这座巨大的城市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位置。
最初的几天，我住在一家最便宜的、位于城郊结合部的小旅馆里。那是一个由民房改造的、龙蛇混杂的地方。房间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张床和一个小桌子。墙壁很薄，隔壁的咳嗽声，和楼道的脚步声，都听得一清二楚。但我并不在乎这些。我把这里，当作我在这座城市里，第一个临时的、落脚的港湾。我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买一张最新的报纸，把上面所有招聘的版面，都用红笔圈起来。然后，我就按着报纸上的地址，一个一个地去找。
然而，现实，远比我想象的要冷酷得多。那些写字楼里的工作，都需要文凭，需要经验，而我，只有一张高中毕业证，和一身使不完的力气。我去过工厂，工厂的招工处，排着比我更年轻、更壮实的队伍。我去过工地，工地的包工头，用一种审视牲口的眼光，将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然后嫌我太瘦，摆摆手让我走了。我这才发现，我原先引以为傲的那些东西，在这座巨大的人才市场里，是多么的廉价，多么的不值一提。
一个星期过去了，我没找到任何工作。口袋里的钱，却像流水一样，哗哗地往外淌。住宿要钱，吃饭要钱，连坐公交车，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我开始感到恐慌。那种初到省城时的豪情壮志，被一种冰冷的、无处不在的挫败感，一点一点地侵蚀掉了。我从那个小旅馆里搬了出来，在更偏僻的“城中村”里，租下了一个月租只要八十块钱的小单间。那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贫民窟，房子与房子之间，几乎没有缝隙，终年不见阳光。空气里，永远漂浮着一股潮湿的、发霉的味道，和各种食物混合在一起的、复杂的酸腐气。我唯一的邻居，是那些在密如蛛网的电线之间，肆意穿梭的老鼠。
在“城中村”安顿下来之后，我终于找到了我的第一份工作。那是在一个大型的建材批发市场里，做搬运工。工作的内容，简单，粗暴，就是将一车一车的瓷砖、水泥、沙子，从大货车上卸下来，再搬运到指定的仓库里去。没有合同，没有保险，工资是按天结算的。干一天，给三十块钱。对于当时已经山穷水尽的我来说，这三十块钱，无异于救命的甘霖。
我开始了我的搬运工生涯。那是一段至今想起来，都觉得骨头缝里在隐隐作痛的日子。每天，我的身体，都像一部超负荷运转的机器。我的肩膀，被粗糙的麻袋，磨出了一层又一层的血泡，血泡破了，结成痂，然后又被新的重物，磨掉痂，露出底下鲜红的肉。我的双手，因为长时间地搬运水泥和沙子，皮肤变得干燥、开裂，像干涸的河床。到了晚上，回到那个阴暗潮湿的小房间里，我几乎连抬起胳膊的力气都没有了。我常常是和衣而卧，一躺下，就坠入了没有任何梦境的、沉重的睡眠。
身体上的劳累，尚可忍受。更让人感到绝望的，是那种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日复一日的重复。我每天面对的，是同样的人，同样的水泥和沙子，同样沉重的、仿佛永远也搬不完的货物。我的世界，被压缩在了那个尘土飞扬的、巨大的建材市场里。我曾经的那些梦想，那些对未来的憧憬，都在这日复一日的、机械的劳作中，被磨损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黯淡。我开始怀疑，我当初离开家乡，来到这座城市的决定，到底是不是对的。
和我一起干活的，大多是和我一样的、从农村或者小地方来的年轻人。我们的脸上，都带着一种被生活重压磨砺出来的、与年龄不符的沧桑和麻木。休息的时候，大家会聚在一起，抽着最便宜的烟，说着一些粗俗的笑话，或者抱怨着工头的苛刻和物价的上涨。没有人谈论未来，因为未来这个词，对于我们来说，太过奢侈，也太过遥远。我们的生活，被简化成了最基本的需求：吃饱饭，睡好觉，然后第二天，继续去挣那三十块钱的工钱。
那张被我珍藏在口袋里的名片，我几乎已经快要忘了它的存在。有一次，我洗衣服的时候，不小心把它从口袋里带了出来，它被水浸泡得有些发皱。我将它小心翼翼地晾干，抚平。看着上面那个“向远方”的名字，我忽然觉得有些讽刺。我的生活，非但没有走向远方，反而被困在了一个狭小的、尘土飞扬的角落里，动弹不得。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打那个电话。我觉得，那是一种示弱，一种乞讨。我父亲说过，年轻人，要靠自己的双手吃饭。我不能给我的家人丢脸。那张小小的卡片，被我重新夹回了我的钱包深处，像一个被封存起来的、永远也不会去兑现的承诺。
转眼间，夏天就到了。省城的夏天，像一个巨大的、密不透风的蒸笼。灼热的空气，让人感到窒息。对于在建材市场工作的我来说，这更是一种残酷的考验。水泥在太阳的暴晒下，烫得像火炭。每一次将它扛上肩膀，都象是一次小小的酷刑。汗水，像小溪一样，从我的额头、脊背上淌下来，很快就浸透了我的衣服。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到最后，上面会凝结出一层白色的、带着咸味的汗渍。
就是在这样一个酷热的午后，意外发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