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德有给毛主席做口译紧张到腿抖，受周总理批评，廖承志站了出来

1955年10月15日的夜风略带凉意，中南海灯火犹亮。一名三十出头的青年翻译被领进勤政殿，他叫刘德有，脚步不快却明显发飘——那天，他第一次为毛泽东主席担任日语口译。灯下的长桌铺着洁白台布，场面不算奢华，但排坐的分量令人屏息：毛主席、周恩来、刘少奇、陈毅等人依次落座，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则在对面。刘德有被安排在代表团长身旁，手心已是冷汗。

毛主席开场用了湖南腔：“热烈地欢迎你们！我们都是同一个人种。”刘德有的大脑飞速运转，他想把“人种”译成“种族”，结果慌乱中竟脱口而出“民族”。话音刚落，周总理轻声提醒：“不是民族，是人种。”这一句非批评却胜似批评，刘德有瞬间腿抖如筛。

就在气氛将僵未僵之际，坐在后排的廖承志挪到主席身边，笑着举手：“我来，我来。”随后三个小时，廖承志的日语稳、准、活，让日本客人频频会心大笑。刘德有暗暗咬牙：同样的语言，为何差距这么大？

要理解差距得先回到源头。刘德有生于1924年大连，一度身处日本占领区。1946年，他在东北大学日语系毕了业。1951年春，他被派往大连日侨学校教中文；一年后，又进京参与《人民中国》杂志创办，开始了长达十二年的笔译生涯。日常口译机会不少，可真正直面最高领袖的场合并不多，心理建设远比词汇储备重要，这一点他当时并不明白。

1957年3月11日，紫光阁再度召见日本电影代表团。周总理的谈话中突然提到“Ruan Ling-yu”。这一次，刘德有再次愣住——“阮玲玉”三个字怎么也搜不到对应的日文译名。周总理见状，俯身在纸上写下“阮玲玉”，笔画很快，却又放慢重写一遍。会见结束后，总理单独把他留下，说得郑重：“年轻人要懂得历史，不能割断历史。”这一句话像火烙在心里，自此成了刘德有案头座右铭。

1961年10月7日，“日中友好协会代表团和教育代表团”到访。那天毛主席兴致极高，见来客自称儿童文学作家，便笑言：“那你是安徒生的朋友喽！”客人拍手称快：“今天见到毛主席，是我人生戏剧的最高潮。”谈话中，主席又抛出成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湖南话一出，刘德有没听清，“同类呼友”四字在脑中打滑。眼看局面要冷，廖承志轻轻补了句：“主席说，同类呼友。”有惊无险，局面稳住。两年多来，刘德有几乎形成条件反射：一旦卡壳，余光先扫廖承志。

1962年1月2日，他再度在中南海为日本社会党访华团做口译。这次场面温和，毛主席谈起革命历程，忽然转头：“你是哪一年入的党？”“1956年。”主席点头，又向客人介绍：“他是新中国成立后入党。”对方问及兵法，毛主席回答“边打边学”，又引用克劳塞维茨的名言。刘德有庆幸自己读过《战争论》，总算一字不错地译了出来，心头悬石这才落地。

1964年7月10日，人民大会堂里一场多团联访会见，气氛隆重。刘德有只穿了短袖白衬衫，格外扎眼。毛主席却先和他开起玩笑：“你叫德有，有德没有德呀？”这句半真半假的笑问，让他一时答不上来。还是同事解围：“刘德有品行端正。”主席听后微微颔首。短暂尴尬，很快消散。

从1955年到1964年，刘德有在“高压锅”里成长。他随身揣着那本周总理写过“阮玲玉”的小本，凡是新词、典故、成语，随记随查。驻日工作期间，他把收音机当老师，看新闻、听评书，乡音未改，却练就了东京街头的地道腔。十多年后，日本学者藤山纯一感叹：“刘先生的日语，比我好。”这是对他日夜苦练的公正注脚。

再回望廖承志那句“我来”，分量不比一锤定音的战时部署轻多少。抗战期间，正是廖承志在香港筹款、联络、组建抗日游击队，才有东江纵队的燎原之势。到了和平岁月，他把同样的胆识与语言天赋用于民间外交，帮助中日破冰。1972年前，东京的地下电台里常回荡着他的声音，日本听众说：“像本国人一样。”

刘德有的口译之路并非平坦。知识盲区、紧张情绪、方言差异——每一步都可能坠入深坑。幸运的是，他遇到了两位导师：一位是随时提醒的周总理，一位是挺身补位的廖承志。批评与援手并行，他的日语从“差点误译”到“无懈可击”，背后是无数夜灯和汗水。

如今翻开当年会议记录，那些曾让他心惊肉跳的瞬间已成历史细节。人们记得周总理书写的三个字，也记得廖承志的善意一笑，更记得那位青年翻译从抖腿到稳坐，最终以娴熟口译赢得首长和友人的信任。历史的主角或许是领袖与将星，但每一次成功的会见，背后都有默默成长的“刘德有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