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命毒师效应”成真：研究称癌症确诊后犯罪行为激增14%

一部《绝命毒师》曾让全世界观众见证这样一个故事：温和的高中化学老师沃尔特·怀特，在被诊断出肺癌、家庭经济陷入困境后，为了给家人留下钱，从循规蹈矩的教师一步步堕入冰毒大佬的犯罪深渊。许多人曾以为这只是戏剧化的虚构，但一项最新研究显示，“绝命毒师效应”在现实世界中确实存在：癌症诊断会让原本守法的人犯罪概率上升约 14%。

这项由斯特芬·安德森（Steffen Andersen）、艾琳·科姆肖（Elin Colmsjö）、詹保罗·帕里塞（Gianpaolo Parise）和金·佩扬恩堡（Kim Peijnenburg）等经济学家联合完成的研究，利用了丹麦全国范围的大型行政数据，将健康记录与犯罪数据库进行了系统关联分析。研究团队聚焦 1980 至 2018 年间在丹麦被诊断为癌症的 368，317 名居民，并将其与尚未确诊但在人口特征上相似的对照群体进行比较，以观察癌症诊断前后犯罪行为的变化轨迹。

分析发现，在确诊后的第一年，癌症患者的犯罪率反而略有下降。研究者认为这是因为化疗、放疗等治疗过程极为消耗体力，患者要频繁往返医院或长时间住院，无论主观意愿如何，都难以有精力或机会去实施违法行为。然而，当最初的身体冲击逐渐缓解，大约在确诊两年以后，患者违法的概率开始超过基线水平，并在随后几年持续攀升，这种影响甚至可以持续十年以上。

更为关键的是，这种犯罪上升趋势并非只是“惯犯重操旧业”。研究指出，癌症诊断会推动许多此前无犯罪记录的个体首次走上违法之路，成为人生轨迹中的一个“负向转折点”，使原本亲社会的生活道路被打断。在研究者看来，这一现象体现了人在遭遇重大健康冲击时，对社会契约的坚持是多么脆弱。

要理解这种变化，必须回到“理性犯罪人”理论。20 世纪 60–70 年代，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和艾萨克·埃利希（Isaac Ehrlich）提出，很多犯罪行为并非出于“天性邪恶”，而是个体在权衡犯罪收益、被抓概率和处罚强度后的理性选择。而一次严重的健康打击，会系统性地改变这三项参数中的多项。

首先是经济动机。癌症会严重侵蚀人的“人力资本”，大幅削弱其正常就业能力。研究发现，癌症诊断与收入下降、就业概率降低、工作时长缩短显著相关，合法收入来源被削弱，使得非法收入在成本收益计算中的相对吸引力提高。缺乏房产净值、配偶收入等财务缓冲的人群，在诊断后更容易出现违法冲动，显示经济安全网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对象所在的丹麦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即便如此，癌症患者仍因劳动能力下降等原因面临收入剧减。研究指出，如果将场景换到医疗负担更沉重的美国，情况可能更为严峻。在美国，即便有私人保险，癌症患者平均每月自付费用接近 600 美元，病情越重自付越高；有研究显示，约 42% 的患者在确诊两年内耗尽终身积蓄，癌症幸存者申请破产的可能性是普通人的两倍多，而总体治疗费用常常超过 15 万美元，这使得癌症在美国不仅是生理打击，更是财务灾难。

不过，单靠金钱困境无法完全解释这一现象。假如动机仅限于经济压力，我们可能只会观察到盗窃、诈骗等“经济性犯罪”的明显上升。然而数据表明，非经济性犯罪（包括暴力犯罪）相对增幅更大，约为 38%，而经济性犯罪仅上升约 14%。这指向了另一条更加阴暗的机制：生存概率的改变。

现代刑事司法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未来惩罚的威胁”来震慑潜在犯罪者。如果一个人不再指望自己有未来，那么这种威慑就会被严重削弱。研究者发现，癌症患者在主观上面临更低的“预期处罚成本”，原因就在于其预期寿命下降：在癌症类型分组分析中，那些生存率下降最陡峭的患者群体，也是犯罪行为增幅最大的群体。换言之，终末期预后会“折价”对未来惩罚的恐惧，如果一个人很可能活不到五年后的刑期，那么当下犯罪的预期风险在其心中就接近于零。

在“谁更容易走上绝命之路”的问题上，数据给出了颇具规律性的答案。研究显示，癌症诊断后犯罪行为的上升主要由男性驱动，这符合长期以来的犯罪学发现：在面对失业、离婚等人生重大压力时，男性比女性更容易以暴力或违法行为来“回应”。从收入层次看，低收入群体在犯罪行为上有更大的绝对增幅，但高收入家庭在相对增幅上反而更大。在丹麦，社会福利有上限，高收入者罹患重病后收入跌幅相对生活水准更为剧烈，可能因此产生更强烈的“相对剥夺感”，从而在行为上出现更大偏离。

一个颇为反直觉的发现是：确诊后寻求心理帮助的患者，其犯罪概率是未寻求心理援助者的 2.5 倍。研究者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心理咨询会诱发犯罪，相反，这个变量更像是一种“求救信号”。那些主动寻求心理治疗的患者，往往正承受着更深层、更剧烈的精神创伤，而正是这部分心理冲击最严重的人群，最有可能在随后表现出“情绪爆发式”的越轨行为。

既然经济压力在这一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那么完善的社会保障理应具备“预防犯罪”的副作用。研究团队利用了 2007 年丹麦市政改革这一“自然实验”，该改革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导致一些地区的福利支持水平下降，而另一些地区则保持相对慷慨。结果发现，在削减福利的地区，健康冲击对犯罪的“敏感度”明显上升：癌症患者在这些地区的犯罪增幅更大。这说明，当安全网变得更“吝啬”，重大疾病带来的违法外溢效应会更加严重。

在经济学中，“外部性”指的是某项活动对未参与者造成的影响，却没有反映在成本之中，污染是最经典的例子。这项研究提出，重大疾病同样存在一种被忽视的“犯罪外部性”。人们往往把健康打击视为个人悲剧，认为损失只在患者及其家庭内部消化，但数据表明，这种冲击会向外扩散，通过盗窃、暴力乃至更广泛的社会失序，影响到毫不相干的群体。

研究作者据此提出，福利制度不仅是对病患的救助，更是一种公共安全工具。那些能有效缓冲健康冲击经济后果的福利项目，可以减少由此产生的社会负外部性，从而降低整体犯罪率。在他们看来，当社会在制度层面未能充分托住被疾病击倒的人时，可能会以另一种隐蔽的方式付出代价：为更多的犯罪买单。从这个角度看，《绝命毒师》中那个被病痛与经济绝望逼到绝境、最终走向犯罪的形象，或许不只是影剧作品中的极端设定，而是在统计意义上正在现实世界中一次次上演的故事。

这项研究成果近日发表在《美国经济学期刊：应用经济学》（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