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玲玉去世后有多凄惨？横不到8尺的墓地，墓草凄凄，满目苍凉

1953年7月，淅淅沥沥的小雨落在上海西宝山路。雨水把尘土拍进石缝，一位旅沪记者循着旧报上那串模糊坐标，来到闸北联义山庄。他此行只为看一眼阮玲玉的安息之所。

沿路的石阶碎裂，一截枯藤横在面前。跨过去，是一块横不到八尺的小台，竖不过一丈。台上长满马兰和荠草，黄色的锈水顺着残破铁皮往下淌，一股淡淡的潮霉味随雨丝钻进鼻腔，不得不说，这情景让人心头一紧。

“这就是真人女儿身的尽头？”记者轻声自语。他掀起乱草，才看见两块木牌。第一块写着“唐阮玲玉”，第二块写着“永垂不朽”。字迹早被风雨侵蚀，剩下几道黑影。那声“唐”字，像一根冷钉钉进旁观者的心里。

场景在眼前，却很难把它和1935年3月11日上海那场万人空巷的葬礼联系在一起。十八年前，阮玲玉的灵柩从万国殡仪馆出发，江宁路两侧人山人海。警察撑起人墙也挡不住溢出的哭声，据巡捕档案，当日送行者逾三十万。十二位电影界名流合力抬棺，锣鼓低沉，花圈堆成长廊。

阮玲玉当年不过二十五岁。她在银幕上演尽悲欢，却把自己的终点写成“人言可畏”四个字。有人说这是她留给世人的警句，也有人说那根本不是原稿。真伪难辨，但舆论的利刃确实逼得她走向氰化物。

回望1927年，《挂名的恨》首映时，她还是新人。短短八年，她从五线小角长成票房王牌。《神女》《渔光曲》里一滴泪、一声叹，把底层妇女的委屈演得淋漓。导演吴永刚形容她：“像特敏感的底片，光一触就显影。”同行胡蝶自叹不及。

然而银幕外的生活并不光亮。父亲早逝，母女寄食豪门，低首哈腰养成她谨慎又隐忍的性格。18岁那年，她爱上豪赌少爷张达民，以为遇到拯救自己的人。不久便明白，对方只盯着她片酬和嫁妆。她不忍割裂旧情，于是把钱当止痛片，一颗一颗塞进张家无底洞。

1933年底，她与茶商唐季珊相识。唐衣冠楚楚，言笑得体，对阮母也颇为殷勤。外界便默认她找到了依靠。可唐性子要面子，最怕闲言碎语。张达民见有机可乘，串通小报撰写桃色绯闻，一时间“阮唐张三角纠葛”满城风雨。1934年那份诉状，把两段感情一股脑摆上台面，影迷惊愕，媒体趁火。唐季珊恼羞成怒，把怒火施加在阮玲玉身上，冷嘲热讽不止。屋外流弹，屋内暗箭，她的日子如同漫长的刑期。

1935年3月8日凌晨，愚园路爱丁顿公寓。阮玲玉服药后被送往福民医院。广仁医院就在两条街外，设备更好，唐却担心泄密，坚持去设施简陋的地方。凌晨四点半，心跳停摆。报童天亮即刻传单，上海从弄堂到码头都沸腾了。

风光葬礼之后，日军入侵，沪北多处坟场被弹火刮过。联义山庄虽幸存，但墓碑多毁。1949年初，园区以“公共墓地”名义重新登记，需家属补缴管理费，唐季珊置若罔闻。就这样，墓碑失修、铁皮护栏风吹日蚀，才有了记者眼前这一片萧瑟。

“如果当年她能再硬气一点，会不会另有结局？”记者把香烛插进湿土，心里冒出跟所有影迷一样的疑问。可历史没有假设。银幕里，她替弱者呐喊，银幕外，她没能拯救自己。

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神女》在莫斯科影展被选作中国早期经典，苏联学者拉宾诺维奇看后直言：“她的表演水准，可与瑞典的嘉宝比肩。”那一年，阮玲玉已沉睡二十二载，墓草仍无主修整。

1960年代，香港影业兴盛，邵氏计划翻拍《神女》，筹备方想迁坟以取些遗物道具，却发现墓位早被平为菜地。关于遗骨下落，园区工作人员只留下简短记录：“未续契，抛荒处理。”资料至此戛然而止。

横不到八尺的土丘，埋的不仅是一个天才演员，也埋葬了旧上海影坛短暂而璀璨的荣光。舞台灯暗，人群散去，掌声留不住尘埃。墓草年年枯荣，那块“唐阮玲玉”的陈旧木牌早已不知去向，但在胶片上，她的眼泪依旧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