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年叶剑英接见红军恩人，得知其生活困难：每月补贴200元够不够

1956年10月1日，北京的天空一片湛蓝。人民大会堂的大厅里，叶剑英在人群中看见一位瘦削却精神矍铄的老人，赶紧迎上前去，紧紧握住他的手，脱口而出一句广东客家话：“莫大哥，你可算到了！”被他称作“莫大哥”的，正是二十二年前曾以一纸密报挽救中央红军的莫雄。

大厅里的寒暄声犹在耳畔，时光却忽然倒回到1934年的江西瑞金。那一年，蒋介石调集数十万大军，布下“铁桶阵”第五次围剿；若被合拢，中央苏区将遭灭顶之灾。正当危局将至，一份盖着“绝密”印章的文件悄悄从广州出发，辗转千里送到周恩来手中。信封上没有署名，可所有知情人都明白，这是莫雄用性命换来的情报。8.6万名红军由此得以趁夜突围，踏上漫漫长征。蒋介石随后震怒，却始终查不出“内鬼”是谁。

莫雄何许人也？广东英德人，出身贫寒，幼年卖苦力、挑水、劈柴。少时便读《岳飞传》，心中埋下反清的火种。十六岁他就凑钱加入同盟会，后来追随孙中山，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名录里便有“莫大哥”的身影。北伐、护国、讨袁，他次次在队伍最前列。蒋介石上台后，清党、分赃、排异的做派让他心灰意冷，遂暗中与中共接上了线。周恩来、李克农都劝他暂且保留“党外身份”，在国民党体系里继续周旋，方便打探消息——这才有了后来那张颠覆战局的绝密文件。

解放前夕，1949年秋，华南一带烽烟四起。毛泽东拍着地图，同叶剑英商量入粤大计时突然问道：“老叶，你还记得莫雄吧？得想法把他找回来。”主席的语气让人听不出半点商量余地，“无论他身处何境，哪怕背了什么名分，也得请他回到人民中。”叶剑英当即领命。

10月14日，广州解放。部队刚进城，叶剑英就放下行军包，吩咐干部：“查档案、访老乡，务必摸到莫雄的下落。”数日后，情报传来：莫雄已避走香港。于是，几封亲笔信连夜送到维多利亚港。“莫大哥，岭南安静了，该回来建新广东。”落款：叶剑英。

回到广州那天，莫雄住进东山一座旧宅。叶剑英颇为郑重地登门，带了一件旧军大衣与两袋大米，外加一套委任状。握手的瞬间，莫雄有些羞涩：“我这点微末之功，怎敢劳国家惦记？”叶剑英摆摆手：“那纸情报救了十万弟兄，分量可不轻。”

北江治安委员会主任——这是中央给莫雄的职务。接管枪械、清剿匪患、安置归队士兵，样样都要硬碰硬。莫雄六旬之年仍骑马奔走，三更半夜还能翻山越岭去做劝降工作。有人问他怕不怕被旧部报复，他大笑：“怕什么？咱干的是公道事。”不到一年，粤北安定下来，铁路畅通，粮车进山，乡亲们才算头一次安睡无忧。

时间一晃来到1956年。国家百废俱兴，却也捉襟见肘，凡属非在编烈属、老同志，补贴都得排队等批。莫雄自觉日子还过得去，主动让出了名额。叶剑英得知后，把他找来问生活是否拮据。“老莫，每月补你两百，行不行？”莫雄连连摆手：“百元就够了，饭要一口口吃，别给共和国添麻烦。”两个人相视而笑。

值得一提的是，莫雄从未向任何人提起自己的“功勋”。只有在极少数场合，他才淡淡说起当年的抉择：“那时若不把文件送出去，后果不敢想。”旁人追问细节，他便转移话题，说自己当年的牛肩被扁担磨出的老茧如今还在。

1967年冬，莫雄因病安卧广州，叶剑英让医务部门全力救治。弥留之际，莫雄记忆犹新，仍念叨着“长征”二字。病房外，寒风呼啸，墙上那面红旗在夜色里猎猎作响，仿佛在无声致意。

若把他的履历写成年表，会发现一条贯穿始终的暗线：从辛亥革命到解放战争，他始终站在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路上；身份可以是同盟会员、国民党少将，也可以是中共情报员，但方向只指向一个目标——救中国。外人难以想象，一个在国民党军中当到师长级别的老资格，为何愿意冒杀头危险，将最高机密送给“敌对阵营”。对他而言，答案再简单不过：“军人行事，替的是天下苍生。”

很多年后，叶剑英谈起莫雄，仅一句评语：“此人可敬。”未加褒奖，也无多铺陈，却足见重量。共和国的荣光从来不仅属于冲锋陷阵的战将，也属于那些在暗处递纸条、传情报、背负误解仍不改信念的人。莫雄未曾穿上八一军装，却在血与火的年代为它遮风挡雨；他也未曾吟诗立传，却用一生佐证了义与信。

回到1956年的人民大会堂，国庆序曲已起，礼花在夜空绽放。莫雄端起酒杯，向叶剑英微微颔首。灯火映着他布满皱纹的脸，仿佛诉说：波澜壮阔的历史，总需要有人在暗夜点亮一盏灯。那一年，他七十岁。后来，老人在广州安度余生，每月五十元补贴始终未提增加，只在节庆之际寄来几句手书——字迹苍劲，却从不提当年的“绝密文件”。这份谦逊，比任何勋章都更显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