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宜昌满城白花，为广西诗将军送行

那天的宜昌城，空气里有一种特别的凝重。街上的人比往常多，却静得出奇。茶馆里没人高声谈笑，码头上的力夫歇了担子，都朝着一个方向望。是丁，城里在办公祭——祭一位死在外省的广西将军，钟毅。

这名字如今许多人陌生了，可在当年，是个让鬼子头疼、让同胞心热的字号。公祭的场面白花挂满了灵堂内外，不像是纸扎的，倒像整个江汉平原的芦花，一夜之间都飞来给他戴孝。来的人，有袍泽，有政要，更多的，是平头百姓，拖家带口，默默地来，鞠个躬，又默默地走。他们祭的，不单是一位师长，是将近四十个春秋里，一个中国人最典型、最壮烈的那种活法儿。

钟毅是广西扶南人，家里是耕读传家，父亲是前清秀才。他本是个读书种子，四书五诗经史子集读得通透，诗写得尤其好，笔下有股郁勃不平的英气。你看他二十岁上下，在自家书房门口贴“蛮园”二字，两旁的对联是自己拟的：“矢志澄中原闻鸡起舞；雄心造时势匹马纵横。” 屋子里还题着诗：“男儿仗剑出乡关，不斩楼兰誓不还。太息中原长板荡，要将只手挽河山。” 这哪里是寻常书斋里的吟风弄月？这分明是听见了时代裂变的巨响，按捺不住，要把一腔子热血泼洒出去的架势。那时节，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他看不下去，在家乡办夜校，训壮丁，革陋习，可总觉得局促。一身的劲，得找个更大的地方使。

于是弃文从武，进了韶关讲武堂。从此，一个本该握笔的手，拿起了枪。他的路，和李宗仁、白崇禧的新桂系连在了一起。北伐，他参加了，在“钢军”第七军里从连长做到团长，德安大捷有他的功。可他不只是个武夫。他带的兵，不一样。他推行“一枪一书”，仗要打，书也要读。他觉得，没有文化的军队，终究是懵懂的。他亲自给部队写军歌，歌词朴素刚健：“行军不落伍，打仗要争先；重伤不流泪，轻伤仍上前……” 又编《十守则歌》，教士兵守纪律，敬百姓。这在当时，是稀罕事。他随身带着关公的画像，敬的是忠义二字；他严于律己，连弟弟行鞠躬礼的角度不对，都要认真纠正。他骨子里，还是个传统的士人，把“修身”看得很重，然后把修来的这身正气，带到了血肉横飞的战场上。

抗战军兴，他率部北上，从江淮打到鄂北。台儿庄的烽火，武汉会战的硝烟，他都经历过。官做到一七三师师长，中将衔。他爱写诗，诗是战地日记，也是心迹。撤退时见百姓流离，他写：“半夜班师天地昏，中原到处哭声闻；料应卷土重来日，一战唤回故国魂。” 驻守淮河，壮志难酬，他写：“四境纷传撤退忙，倭夷横海渡长江；临淮关上思歼敌，剑气升腾月满窗。” 这“剑气升腾”四个字，贴切。他的人和诗，都有一股子磨砺过的、寒光闪闪的锐气。

真正的劫数，在一九四零年五月。日军发动第二次随枣会战，兵力火力占尽优势。钟毅的一七三师，奉命掩护主力转移。这是一场注定惨烈的后卫战。他以一师之力，在随县、枣阳一带，死死挡住日军一个精锐师团（藤田师团）的猛攻，血战了七天七夜。打到后来，部队被打散，弹尽粮绝。五月九日，在河南唐河县苍苔镇附近的芦苇荡边，身边只剩数十卫士，又陷入日军骑兵的重围。

最后时刻，他异常平静。右胸已中弹，生命在流逝。他先把作战资料、日记、诗稿和私章，仔细包裹好，埋在芦苇根下。然后，他对身旁的人说，万不得已，当留一弹自戕，勿为敌得，遗羞华胄。日军合围上来，他举起左轮手枪，对准自己，扣动了扳机。年四十岁。他实践了一个中国军人最极致的诺言：舍身取义，绝不苟且。

消息传开，举国震动。他的灵柩从敌后抢出，运到重庆，再运回广西。沿途所过，军民肃立致哀。在宜昌的公祭，便是这漫漫长路上，悲恸与敬意的一次集中迸发。人们哭他，敬他，不仅因为他是殉国的将军，更因为他活出了中国人理想中的人格：有文化，有气节，有担当，最后，以最干净、最刚烈的方式，把这一切还给了这片土地。

他死后，极尽哀荣，但也历尽沧桑。他的墓在桂林尧山，几十年后，竟曾被宵小炸开盗扰，景象凄惨。幸而后来又被修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他当年在前线接待过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侃侃而谈；他的朋友里，有后来的共产党员，他明知身份，却依然保护。历史的风云激荡，有时会模糊一些身影，但时间流水冲刷过后，真金的光泽，终究会露出来。

所以，当我们今天，隔着岁月的烟尘，再去想宜昌城里的那场公祭，那满城的静默与白花，祭的到底是什么？我想，祭的是一种未曾熄灭的“剑气”。那是一个书生在国难当头时，毅然把笔换作剑的决绝；是一个将军在绝境中，埋好诗稿再赴死的从容；是一个中国人，对于“文明”与“气节”最深沉的信仰与实践。

钟毅将军葬在桂林，他的衣冠冢立在唐河他殉国的地方。有些地方，以他为名建了学校。名字或许会被淡忘，事迹或许会变成史书里几行冷静的文字。但总有一些时刻，比如读到他那句“要将只手挽河山”的时候，比如听说他临终前从容埋下日记的时候，我们心里某一块柔软而坚硬的东西，会被轻轻地、重重地撞响。

那声响，和当年宜昌公祭时，回荡在长江水面的呜咽与默哀，是连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