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二号人物何应钦，伟人坚拒他的投诚，连老蒋也一心要除掉他

1949年1月的南京，寒风卷着枯叶，刮在何应钦官邸的窗棂上，发出呜咽般的声响。

这位国民党陆军总司令，此刻正瘫坐在梨花木椅上，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密报，指节泛白。

密报上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尖刀，扎进他的心里——傅作义北平投诚，程潜湖南异动，白崇禧暗留后路。

他比谁都清楚，国民党的江山，撑不了多久了。

作为蒋介石一手提拔的“二号人物”，何应钦戎马半生，从黄埔讲台到权力巅峰，风光无限。

可此刻，他却成了孤家寡人：共产党恨他入骨，蒋介石疑他背叛，前路只剩绝境。

这一切的结局，早已在他过往的每一个选择里，埋下了伏笔。

一、从贵州山区少年，到黄埔核心骨干

1890年4月2日，何应钦出生在贵州兴义县一个普通书香家庭。

父亲何其敏是私塾先生，家境清贫，却始终坚持让儿子读书识字，希望他能走科举之路，光宗耀祖。

幼年的何应钦，聪慧过人，四书五经倒背如流，书法也写得工整有力，深得父亲喜爱。

可他骨子里，没有半点文人的柔弱，反倒偏爱舞枪弄棒，常常跟着村里的武夫练习拳脚。

1902年，12岁的何应钦进入兴义县立高等小学堂，第一次接触到现代课程。

算术、地理、历史，这些新鲜的知识，打开了他的眼界，也让他萌生了“习武救国”的念头。

1907年，17岁的何应钦考入贵州陆军小学，这是他军事生涯的起点。

学校训练严苛，每天凌晨五点出操，跑步、队列、刺杀，日复一日，他从未有过丝毫懈怠。

他的射击成绩，始终稳居全校前列，刺杀动作干脆利落，教官们都称赞他“天生是当将军的料”。

1909年，贵州督军选拔优秀学生官费赴日留学，何应钦凭借优异成绩，获得了这个难得的机会。

东渡日本的轮船上，他望着茫茫大海，暗下决心，一定要学到先进的军事知识，回国报效国家。

到日本后，他先进入东京振武学校，专攻日语和军事预备课程，半年便能用日语流利交流。

1910年，他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三期步兵科，这里是日本培养军官的最高学府。

在校期间，他系统学习了战术学、战略学、兵器学，还进入日本陆军部队实习，亲身体验现代军队运作。

在日本，他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中国留学生，其中就有后来的国民党重要将领阎锡山、朱绍良等人。

他们常常聚在一起，讨论国家前途，控诉清朝的腐朽，革命的种子，在他心中悄然发芽。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消息传到日本，何应钦群情激奋，一心想要回国投身革命。

在老师的劝说下，他强忍冲动，完成学业，1912年初，带着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证书，踏上了归国之路。

回国后，他先加入上海光复军，后回到贵州，参加反袁护国战争，从连长做起，一步步凭借战功晋升。

他治军严格，体恤士兵，手下的部队战斗力极强，在黔军中渐渐有了名气。

1924年，黄埔军校在广州成立，蒋介石急需得力助手，经人推荐，何应钦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总教官兼战术总教官。

这一年，他34岁，年富力强，终于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也开启了与蒋介石数十年的恩怨纠葛。

在黄埔军校，何应钦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教育才能。

他结合日本所学和中国军队实际，编写了《步兵战术》《野外演习教程》等教材，通俗易懂，实用性极强。

他讲课条理清晰，理论联系实际，还经常带学生到野外实地演练，深受学生爱戴。

黄埔前几期的学生，比如杜聿明、戴安澜、郑洞国等人，后来都成为国民革命军的骨干，大多得益于他的悉心培养。

1925年，何应钦升任黄埔军校教育长，成为军校二号人物，仅次于校长蒋介石。

他全面负责教学管理，从课程设置到教官选拔，从学生训练到后勤保障，事无巨细，亲力亲为。

也是在这时，他彻底获得蒋介石的信任，成为蒋介石最得力的臂膀，开始涉足国民党核心权力层。

二、北伐建功，登顶权力巅峰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目标直指北洋军阀，统一全国。

何应钦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率领部队从广东出发，挥师北上。

第一军的主力，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军，装备简陋，却士气高昂，个个斗志昂扬。

出征前，何应钦亲自训话，告诉每一位士兵，北伐的意义，是推翻反动统治，让百姓过上好日子。

他还亲自检查武器装备，督促后勤部门筹备粮草，确保部队每一步都走得扎实。

7月12日，第一军从广州出发，沿着东路进军，首当其冲的，就是福建军阀周荫人。

周荫人拥兵自重，在漳州一带布下重兵，企图阻挡北伐军前进的步伐。

何应钦派出侦察部队，摸清敌情后，采取“迂回包抄、正面佯攻”的战术，打了周荫人一个措手不及。

1926年8月26日夜，月色昏暗，何应钦派一支部队绕到敌军侧翼，悄悄潜伏。

次日拂晓，正面部队发起猛攻，侧翼部队同时突袭，周荫人的部队阵脚大乱，纷纷溃败。

8月28日，北伐军顺利攻占漳州，打开了进入福建的大门，何应钦一战成名。

拿下漳州后，他没有停留，立即指挥部队向福州进军，不给周荫人喘息的机会。

周荫人在福州集结三万余人，死守城池，扬言要与北伐军决一死战。

何应钦审时度势，采取分兵合击的策略，一路正面强攻，一路从海路迂回到福州外围。

9月3日，两路大军同时发起攻击，激战三天三夜，终于攻克福州城，周荫人率残部逃往浙江。

福建光复后，何应钦继续北进，直指浙江，遭遇了北洋军阀孙传芳的重兵阻拦。

孙传芳手下有十几万人马，装备精良，战斗力极强，是北伐军东路的最大劲敌。

何应钦没有急于求成，而是稳扎稳打，先派小部队试探敌情，摸清孙传芳的兵力部署。

1927年1月，他发现孙传芳在衢州一带兵力空虚，立即调集主力，从侧翼突袭，全歼孙传芳一个师。

2月18日，北伐军攻占杭州，孙传芳的主力溃不成军，逃往江北，浙江大部分地区光复。

北伐战争中，何应钦指挥得当，作战勇猛，他率领的第一军，被誉为“北伐王牌部队”，所向披靡。

蒋介石对他愈发倚重，北伐结束后，不断给他加官进爵，他的权力也一步步达到巅峰。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何应钦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训练总监，兼任淞沪警备司令。

他手握重兵，掌管着军队的训练和上海的防务，成为国民党内举足轻重的人物。

当时，国民革命军内部派系林立，各部队素质参差不齐，何应钦着手统一军队编制，制定训练标准。

他还主持建立了多所军事学校，为国民政府培养新一代军官，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1928年，北伐进入最后阶段，何应钦指挥大军向山东、河北进发，逼近北平。

途中，第一军与日军发生冲突，酿成“济南惨案”，日军借口保护侨民，大肆屠杀中国军民。

何应钦接到蒋介石的命令，避免与日军正面冲突，绕过济南，继续北进。

1928年6月，北伐军攻入北平，随后，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

至此，全国形式上实现统一，何应钦的功绩，被蒋介石多次嘉奖，地位愈发稳固。

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后，何应钦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兼军政部长，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民党二号人物。

这个职位，仅次于蒋介石，掌管着全国军队的整编、训练、后勤保障，权倾一时。

在这个位置上，他制定了一系列军事制度，引进德国、意大利的先进武器，建立兵工厂，推进军队现代化。

此时的何应钦，风光无限，走到哪里，都受人追捧，可他不会想到，巅峰之后，便是万丈深渊。

三、两大污点：塘沽协定的屈辱，皖南事变的血债

何应钦的一生，有两大无法洗刷的污点，正是这两大污点，让他彻底失去了被原谅的可能。

第一个污点，是1933年签订的《塘沽协定》，这份被世人唾骂的“卖国条约”，让他背上了“卖国贼”的骂名。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东北，随后，开始向华北步步进逼，企图吞并整个华北。

1933年1月，日军攻占山海关，2月进攻热河，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不战而逃，承德失守。

3月，日军直逼长城各关口，国民政府派何应钦担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负责指挥华北军事。

何应钦调集29军、17军等部队，在古北口、喜峰口、罗文峪等地组织防御，长城抗战爆发。

29军将士奋勇杀敌，大刀队夜袭日军营地，砍杀日军数百人，一时传为佳话，极大鼓舞了全国士气。

可当时的国民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愿与日军全面开战，兵力、装备也远不及日军。

长城抗战持续三个多月，中国军队伤亡惨重，最终，日军突破长城防线，兵临北平城下。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国民政府决定与日本谈判，何应钦作为华北最高军事长官，负责主持谈判事宜。

1933年5月22日，谈判在天津塘沽举行，日方代表态度强硬，提出了一系列苛刻条件。

他们要求中国军队撤退到指定防线以西，不得在华北部署兵力，还要承认日军对东北、热河的控制。

何应钦多次向南京请示，蒋介石指示他“以保全华北为重，可适当让步”。

5月31日，何应钦的代表熊斌，与日本代表冈村宁次签订了《塘沽协定》，全盘接受了日方的苛刻条件。

协定签订后，举国哗然，北平、天津、上海等地的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声讨何应钦，骂他“卖国求荣”。

各大报纸纷纷发表评论，谴责这份丧权辱国的协定，何应钦一夜之间，成为众矢之的。

他对外界的批评始终沉默，只是私下里说，这是“忍辱负重”，为备战争取时间。

可无论如何，这份协定，让中国丧失了华北的部分主权，也让他彻底失去了民心。

第二个污点，是1941年的皖南事变，他亲手策划、实施了这场反共惨案，欠下了血债。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何应钦担任军政部长，负责全国军事动员和后勤保障。

抗战初期，他确实做了一些工作，比如制定征兵计划，建立后方兵工厂，接收外国援助物资。

1940年，他还兼任中国远征军总司令，指挥部队入缅作战，虽然最终失利，却也给日军造成了重大伤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