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34年11月24日，北平陆军监狱，一个39岁的将军被押上刑场，他却说：「给我拿把椅子来，我得坐着死。」
他叫吉鸿昌，曾亲手下令枪毙了自己的亲侄子，也曾率军收复了"九一八"以来被日军占领的第一片国土。
01
1895年农历十月十八，河南扶沟县吕潭镇，吉家添了个男丁。
他爹叫吉茂松，在镇上开了间小茶馆。
说是茶馆，不过两张旧桌子、几条长板凳，靠卖一文钱一碗的粗茶，勉强维持一家人的嚼用。
吉茂松没什么文化，性子豁达，说话做事讲究一个"正"字。镇上人都知道，老吉家穷归穷，腰板直。
男孩取名吉恒立，字世五，后来改名吉鸿昌。
吉鸿昌打小就在茶馆帮忙。端茶、烧水、擦桌子，七八岁就能一手提壶一手端碗，在桌子间穿来穿去。
他的特点——硬。骨头硬，脾气更硬。镇上谁家孩子欺负他，抡拳就打，从不吃亏。打赢了回家挨揍，打输了也回家挨揍。
他爹教训孩子只有一个法子：抡扁担。整个吕潭镇都知道，老吉家那小子外号叫"扁担楞"。
楞归楞，吉茂松管教儿子不只靠扁担。
晚上收了摊，茶馆没客人，他就着油灯给孩子们讲道理。
但翻来覆去就几句话："人穷志不穷"、"宁可站着饿死，不能跪着吃饱"。
吉鸿昌那时候还小，未必全听得懂，但这些话一锤一锤敲进了他骨头里。
1913年秋，冯玉祥在河南郾城招兵。
那年吉鸿昌还不满十八岁。没跟家里商量，自己跑到郾城报了名。
冯玉祥的西北军选兵有标准：吃得苦、打得仗、不耍滑头。
吉鸿昌三条全占。在新兵里表现突出，很快被送进模范连当学兵，不久提升为手枪连连长。
从此，这个茶馆里端茶倒水的穷小子，进了军营，扛起了枪。
往后，他从连长干到营长，从营长干到团长、旅长、师长。
1925年，三十岁的吉鸿昌已经是绥远省督统署直辖骑兵团团长兼警务处处长，不久又升任第36旅旅长。
官越做越大，但吕潭镇茶馆里那个"扁担楞"的底色，一直没变。
02
1920年5月，吉鸿昌接到家里来信——父亲病重。
他赶紧请假回乡。推开家门，吉茂松已经瘦得脱了相，躺在床上喘粗气。
吉鸿昌蹲在床边，握着父亲的手。老爷子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攒了半天劲，才开口。
「爹，你有啥话尽管说，孩儿一定照办。」
吉茂松一字一顿：「当官要清白廉政，多为天下穷人着想。做官即不许发财。你做到这一点，为父才死而瞑目。做不到，我在九泉之下也不能安眠。」
吉鸿昌跪在地上：「孩儿记下了。」
几天后，吉茂松病逝。
安葬了父亲，吉鸿昌回到部队，干了一件在当时整个西北军、乃至整个中国军界都没先例的事。
他把"做官即不许发财"七个字亲笔写好，拿到陶瓷厂，让工匠烧制在细瓷茶碗上。不是烧一只，是烧了一卡车。
碗烧好后，他让人开着卡车拉回营地，集合全体官兵，搞了一场正式的"发碗仪式"。
全营将士站得笔直，一个个盯着自己的长官，不知道他要唱哪出。
吉鸿昌站在队伍前面：
「我吉鸿昌虽为长官，但我绝不欺压民众，掠取民财。我要牢记家父教诲，做官不为发财，要为天下穷人办好事。请诸位兄弟监督。」
说完，亲手把碗一只一只发到每个士兵手里。
那年吉鸿昌二十五岁，军衔是营长。
这只碗跟了他一辈子。从河南到绥远，从绥远到宁夏，从宁夏到察哈尔，再到天津，再到北平。走到哪儿，碗带到哪儿。直到他39岁被枪杀那天，这只碗还在他行李里。
吉鸿昌不光嘴上说说。他拿积蓄回家乡办了一所学校，穷人家孩子免费读书。部队移防到哪里，就在哪里捐钱建学堂。
1929年，吉鸿昌被任命为宁夏省政府主席兼第十军军长。率部进入宁夏后头一件事，不是摆官架子，是命令军队帮当地农民收割庄稼。
他自己也下地。撸起袖子，弯腰割麦子。老百姓端茶递水过来，吉鸿昌摆摆手：
「我是自愿来的，又不是你叫来的麦子客，割麦子还要管饭？」
当地人把这事传了很久。
吉鸿昌的部队，也因此得了个名号——铁军。
纪律严明，秋毫无犯，长官不贪不占，士兵不扰民不抢粮。在那个军阀混战、兵匪不分的年头，这样的部队，确实少见。
03
吉鸿昌的"铁"，不只对部队。
他在老家有个侄子叫吉星南，按辈分得叫他一声叔。
吉星南仗着叔叔是手握重兵的师长，在吕潭镇横行霸道，敲诈勒索、欺男霸女，镇上人躲着他走。碍着吉鸿昌的面子，谁也不敢招惹。
1926年，一个外村人叫赵兴运，到吕潭镇做小生意，卖凉粉。赵兴运认识了吉星南，两人起初处得不错。赵兴运带着老婆、孩子和母亲，租住在吉家房子里，靠凉粉摊子养家。
时间一长，事情变了味。
吉星南盯上了赵兴运的妻子。两人勾搭成奸后，合谋除掉赵兴运——把砒霜拌进食物里。
赵兴运和他的老母亲中毒身亡。
两条人命还不算完。赵兴运留下的两个孩子，之后不久离奇失踪。下落不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四条人命。
整个吕潭镇都知道这事。但扶沟县地方当局没一个人过问。原因简单——吉星南的叔叔是吉鸿昌，西北军的师长，谁敢动？
乡亲们敢怒不敢言。那个年头，军阀亲属犯了事，地方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常态。大家都认定，就算吉鸿昌知道了，也一定保自己侄子。
1927年，中秋将近。时任西北军第十九师师长的吉鸿昌赴南京公干，途经老家。母亲跟他提起了这桩事。
吉鸿昌听完，拍案而起。
当即给扶沟县县长杨宗敏写了亲笔信，措辞严厉：此案必须从严从重处理，绝不姑息。
信送到杨宗敏手里。这位县长琢磨了一阵，得出一个结论——吉师长不过做做样子，堵堵乡亲们的嘴。哪有叔叔真杀侄子的道理？
于是杨宗敏把吉星南和赵妻抓进了县大牢。但进去之后，待遇跟住客栈差不多：牢里单独给二人开了灶台，吉星南想吃什么吃什么，赵妻不另行关押，两人在狱中照常同居。
1928年，吉鸿昌回家省亲，一过问，发现这件事根本没落实。侄子在牢里活得比外面还滋润。
吉鸿昌带人开着汽车直奔扶沟县城，到了县大牢，把吉星南和赵妻一起提了出来。
吉星南看到叔父派来的车，心里踏实了——以为叔父终于出手，来接自己出去。他笑着上了车，还跟旁边的人招了招手。
汽车没往吕潭镇开，一路飞驰到了城郊。
吉鸿昌推开车门，把吉星南拽下来，揪住他衣领，当着随行人员的面，一桩一桩历数罪行：勾引他人妻室，下毒害命，残害无辜——整整四条人命。
吉星南腿一软，跪在地上：「叔，叔，我再也不敢了，饶了我吧……」
吉鸿昌一字一顿：
「你仗势欺人，无法无天，下毒害命，该当死罪。今天认法不认亲，执行枪决。」
吉星南和赵妻当场被枪毙。
消息当天传遍扶沟县。
百姓拍手称快。一个师长，亲手下令枪毙自己的亲侄子——这事在整个豫东地区流传了很多年。
从此，吉家在吕潭镇的名声变了。
不是怕。是服。
04
1926年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响应北伐。
吉鸿昌率部参加西安之战，随后一路东征，攻克洛阳、巩县，强渡黄河，拿下豫北重镇新乡。
1927年，他的部队扩编为第19师，吉鸿昌升任师长。1928年调防甘肃天水，任第30师师长。
到了1929年，他已经是第十军军长兼宁夏省政府主席。三十四岁，掌一省军政大权。
但那个年头，升官快不一定是好事。军阀之间的仗，从来没停过。
1930年4月，中原大战爆发。
当时全国名义上统一，实际上各地军阀各据一方。冯玉祥的西北军、阎锡山的晋军，同南京方面矛盾重重。最终冯、阎联手，与南京方面在中原地区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混战，双方投入兵力超过百万，波及大半个中国。
吉鸿昌奉冯玉祥之命，率部从宁夏出潼关，参战。
打了五个月，西北军兵败如山倒。联合战线四分五裂，各部纷纷被收编。吉鸿昌手里还有几万人，为保存实力，接受改编，被任命为第22路军总指挥兼第30师师长。
但紧接着，上面派了一个他不愿干的任务——带兵到河南潢川、光山一带，配合围剿红军。
吉鸿昌不愿打这种仗。
他在部队里公开讲：「枪口不对内，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甚至私下写信给对方，表明态度：我吉鸿昌的枪，不会朝自己人开。
这些话传到南京，上面震怒。
一个"特派员"被派驻吉鸿昌司令部，名义上协调军务，实际上监视他一举一动。
吉鸿昌心里清楚，处境已经危险。但他不妥协。宁可丢掉军权，也不违背原则。
1931年9月21日，命令下来了——解除吉鸿昌兵权，强令他以"考察实业"为名出国。
一个统领数万人的军长，一夜之间变成被流放的闲人。他连自己的部队都没来得及交代，就被安排上了去往欧美的轮船。
那年吉鸿昌三十六岁。从十八岁投军到三十六岁被解职，他在军队里整整待了十八年。从一个端茶倒水的穷小子，一路干到军长、省主席。到头来，因为说了一句"枪口不对内"，流亡海外。
05
吉鸿昌到了美国，名义上"考察实业"，实际上被体面地赶出了国门。
但迎接他的不是考察，是接二连三的屈辱。
1931年的美国，正处于大萧条之中。经济崩溃之下，排外情绪高涨，华人首当其冲。早在1882年，美国就通过了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这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部针对特定族裔的移民禁令。到了1930年代，这部法案仍在执行。华人在美国被公开歧视，很多公共场所拒绝接待中国人。而同为亚洲面孔的日本人，因为当时日本跻身世界列强、海军实力位居全球前三，反而在美国受到礼遇。
吉鸿昌到美国第一天，去纽约一家头等旅馆登记入住。前台翻了翻他的护照，面无表情：「我们不接待中国人。」
换了一家，同样被拒。
更窝火的事发生在邮局。他想往国内寄一件衣物，邮局职员看了看他填的地址，抬起头：「中国？世界上已经没有中国了。」
吉鸿昌攥紧拳头，刚要发作，旁边陪同的中国驻美使馆参赞拉住他，小声劝：「你为什么不说自己是日本人呢？只要说日本人，马上就能受到礼遇。」
吉鸿昌甩开他的手：
「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
当天晚上，吉鸿昌回到住处，找来一块小木牌，端端正正写上五个字："我是中国人"，下面又用英文：I am Chinese。
第二天，他把这块木牌挂在胸前，走上了纽约的大街。昂着头，腰杆挺得笔直。路人侧目，有人窃笑，有人投来不解的目光。吉鸿昌一概不理。
在美国期间，他接受了多家媒体采访，利用每一次公开发言的机会，向世界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
但他心里清楚，在国外说得再多没用。他的战场在中国。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消息传到海外，吉鸿昌再也坐不住。
2月28日，他登上了回国的轮船。
06
回国后，吉鸿昌面对的局面更加复杂。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一夜之间占领沈阳，随后短短四个多月吞并整个东北三省。1932年淞沪抗战虽然暂时守住了上海，但华北局势日益紧张。日本人从东北往关内步步蚕食，热河、察哈尔一带已是前线。
而国内，各方势力之间的角力从未停止。
吉鸿昌回国后，秘密与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同年秋天，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一个旧军阀体系出身的将领，转变为一名坚定的革命者，这个跨度在外人看来极大。但回看吉鸿昌前半生——穷人家出身、父亲遗训、杀侄立法、拒绝内战、被解除兵权——这个选择有迹可循。他骨子里的东西一直没变：站在穷人一边，站在正义一边。
加入组织后，吉鸿昌做的头一件事，是变卖家产。
他把多年积攒的家底拿出来，凑了六万大洋。这笔钱在当时不是小数目——1930年代，一个普通城市工人月薪大约十到二十块大洋，六万大洋够一个工人不吃不喝攒上三百年。
吉鸿昌用这笔钱买了一批武器弹药，秘密运往张家口。
07
1933年5月26日，张家口。
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人联合东北义勇军和察哈尔当地武装力量，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被任命为第二军军长，随后又担任北路前敌总指挥。
这支队伍组成复杂。原西北军旧部、东北退下来的义勇军、蒙古族武装、察哈尔当地民团，装备参差不齐，训练水平差距极大。但有一个共同点——都愿意打日本人。
6月，吉鸿昌率部北进。
先打康保，拿下了。再打宝昌，也拿下了。接着打沽源，三战三捷。
每收复一座县城，当地百姓夹道欢迎。这些地方沦陷后，百姓苦不堪言。眼看中国人的军队打回来了，老人、妇女、小孩端着水站在路边。
多伦是塞北重镇，扼守察哈尔北大门。"九一八"事变后就被日伪军占领。城内守军是伪军加日军顾问，工事坚固，兵力充足。
吉鸿昌率部对多伦发起进攻。这一仗打了整整七天七夜。
同盟军装备远不如日军，炮少，弹药紧缺，很多士兵连像样的步枪都没有。但吉鸿昌亲临前线指挥，士气极高。
7月12日，多伦收复。
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从日伪军手中收复失地。消息传出，各地报纸争相报道，百姓奔走相告。在那个天天丢城失地的年代，多伦收复让所有人看到——日本人不是不可战胜的。
但这股劲头没持续太久。
同盟军腹背受敌，弹药补给断绝。8月8日，日军大举反攻多伦。吉鸿昌下令部队分批撤出。
撤离那天夜里，多伦百姓站在街头送行。
此后两个月，同盟军处境急剧恶化。吉鸿昌试图带三千多人去商都与友军会合，遭到围追堵截。10月，在昌平一带被重兵合围，部队大部溃散。
为保存残余力量，吉鸿昌与方振武去第32军驻地找商震谈判。刚到地方，南京方面来了电令——把二人押送北平。
押送途中，吉鸿昌用计让方振武脱了身。车子继续往北平开，但到了城外，押送的士兵动摇了。
这些士兵大多是原西北军旧部，对吉鸿昌多年为人心知肚明。一路上听他讲了两个多小时抗日故事，越听越觉得这人不该被送去受死。
最终，几个士兵冒险在北平城外放走了吉鸿昌。
08
1934年5月，吉鸿昌在天津法租界秘密落脚。
察哈尔的失败没打垮他。他认识到一件事：零散的、各自为战的抗日力量，必须整合起来。
他在天津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被推举为主任委员。这个组织的核心目标只有一个——团结一切力量，武装抗日。
大同盟成员来自各方：原西北军旧将领、地方实力派代表、各地爱国人士。吉鸿昌负责联络、协调、筹资购武。
他把自己在天津的住宅——法租界与英租界交界处的一栋红色小楼——变成了地下联络站。三楼辟出一个角落，架起简易印刷机，印刷大同盟机关刊物《民族战旗》。
这栋小楼有了一个代号——"红楼"。
入夜之后，"红楼"三楼的灯总亮着。各路人马进进出出，吉鸿昌一个接一个地谈话、部署、安排。
6月，他秘密联络了西安的杨虎城，争取到一笔援助。用这笔钱加上自己筹措的资金购买武器弹药，分批运往各地。
同时，他从原西北军中挑选了一批有经验的军官，集中到天津秘密训练，再派往西北、豫南、豫西、安徽等地，组建武装力量。
但南京方面下达了通缉令。军统天津站站长陈恭澍接到任务：对吉鸿昌动手。
陈恭澍是军统系统里的老手，人称"辣手书生"。接到命令后，他找来情报组组长王文，两人反复商量方案，需要几个人来执行具体行动。
王文先到北平物色人选。在西单商场门口，他碰上了多年未见的表兄吕一民。吕一民是个混社会的，听说有这差事，二话不说答应了。到天津后，吕一民又拉来自己的堂侄吕问友。
刺杀小组成型：陈恭澍指挥，吕一民、吕问友、杨华庭、王文具体执行。
他们在英租界马克斯道的一栋楼房里设了据点，开始日夜监视吉鸿昌行踪。
"红楼"三楼的灯光，每晚透过窗帘，人影隐约。特务们记下了吉鸿昌的出入规律、会面对象，以及他经常出没的几个地点。
09
1934年11月9日，下午。
这天，吉鸿昌回到家，跟妻子胡红霞要一笔钱。
一万块大洋的存款。
胡红霞说：「这笔钱还有十几天就到期，到时候有一笔利息。能不能等两天再取？」
吉鸿昌摇头：「搞革命，搞抗日，还能等十来天？这时候还管什么利息？这钱是咱们的，但用在事业上比咱自己花更有意义。」
胡红霞没再说什么，把存折递给了他。
吉鸿昌拿了存折出门。
这是胡红霞最后一次见到丈夫活着的样子。
当天晚上，吉鸿昌来到天津法租界国民大饭店，45号房间。
房间里坐了四个人：吉鸿昌、任应岐、刘少南、李干三。名义上打牌，实际上商量抗日武装的部署。
陈恭澍已经收到了情报，亲自赶到国民饭店后门，坐在一辆黑色轿车里指挥。王文、二吕和杨华庭进了饭店，在45号房间对面开了一个房间。
他们为了确认目标位置。
杨华庭想了个法子——找来一个小皮球，在二楼走廊里拍着玩。饭店茶役推开45号房门送水的一瞬间，杨华庭顺手把球扔了进去，借找球的由头，探头进屋扫了一眼。
看清了吉鸿昌坐在哪个位置。
出来后，杨华庭把情况报给吕一民和吕问友。两人各掏出手枪，推上膛。
陈恭澍从车里传来命令：「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吕一民和吕问友走向45号房门。王文和杨华庭在走廊两端把风。
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屋里出了变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