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后，他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53岁又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

他是一位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老同志，永远值得我们铭记，他就是李维汉同志。红军长征之后，李维汉就担任了中央组织部的部长，又在53岁的时候，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

接下来，咱们就一起看看这位老同志的传奇人生吧。

1896年，李维汉出生于湖南长沙县的一个清贫知识分子家庭。

早年，他曾在湘军工厂学铸工，后来凭借自身努力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与毛主席成为了校友。从湖南一师毕业后，李维汉留校任教，正巧毛主席也曾在一师附小实习，两人也很快成了同事。

两个年轻人都怀揣着救国救民的伟大理想，意气相投，很快就走上了同一条路。

1918年，李维汉与毛主席、蔡和森等志同道合的进步青年一起，创建了新民学会。这个学会汇聚了一大批湖南地区的优秀青年，他们在这里交流思想、探讨救国之道，为湖南地区的建党工作做了重要的思想和组织准备。

1919年，李维汉踏上了前往法国的留学之路，在那里，他与周总理等同志一起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1922年，李维汉由毛主席、蔡和森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3年，毛主席被调到中央担任领导职务，李维汉则接替他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在担任湘区书记的这段时间里，李维汉积极开展工作，他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在湖南各地建立起了一个个坚强的党组织，为革命事业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

同时，他还积极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推动了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发展。他组织民众开展反帝斗争，领导了驱赵反吴运动，沉重打击了军阀势力。

此外，他还十分重视工人、农民、青年和妇女运动，亲自领导工运、农运、青运、妇运，组织工农群众积极支援北伐战争，使得湖南地区的革命形势一片火热，有力地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

1927年，长沙发生了反革命的“马日事变”，随后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大革命遭到了失败。

在这危急关头，中共中央进行改组，李维汉与张国焘、周恩来、张太雷、李立三组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他们当机立断，作出了举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以及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重要决定。

8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在汉口召开，李维汉担任会议主席。他在会上代表中央常委报告了会议筹备经过，积极参与讨论并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

这次会议上，李维汉与瞿秋白、苏兆征一起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常委。

值得一提的是，在八七会议上，瞿秋白和李维汉力荐毛主席进入政治局，但毛主席心系湖南的农民运动，决定回湖南领导秋收起义。会议结束后，毛主席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领导了震惊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这次会议具有转折性的意义。连续经历了好几错误路线的李维汉，深刻认识到了只有毛主席才能带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从那以后，他坚定地拥护毛主席在中央的领导地位和毛主席的路线。

遵义会议后，李维汉跟随中央红军继续长征，他担任军委二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等职务，克服了千难万险，最终胜利到达了陕北。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李维汉再次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同时还兼任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务。他在这些岗位上兢兢业业，为党的组织建设、干部培养以及理论宣传等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5年瓦窑堡会议前，李维汉代中央起草了《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强调要联合整个农民，形成广泛的农民统一战线，并争取实现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确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6年12月起，李维汉又历任中共陕甘省委书记、中央群众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等职。

在此期间，他组织研究陕甘宁边区及周围区域的统战和民族问题，先后起草了不少重要文件，这些文件经中央批准后，成为了党开展回族、蒙古族工作以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导性文件。

1937年5月，李维汉担任中央党校校长等职务，他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教育为长期抗战服务”的方针和毛主席关于教育与政治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指示，在任陕北公学党组书记兼副校长、分校校长、校长期间，为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和发展以及全国抗战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1942年9月，他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协助林伯渠等同志做了大量工作。

他按照党中央“精兵简政”的方针，组织起草了《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等文件，达到了毛主席提出的“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为克服经济困难、提高军政人员素质起到了积极作用。

他还坚决贯彻“三三制”原则，主动联系李鼎铭等党外人士，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民主政治，创造了成功经验，中共中央为此通知各根据地，推广陕甘宁边区“三三制”经验。

此外，他积极参与组织边区大生产运动，推动了边区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为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模范抗日根据地和党领导抗日战争的巩固后方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派出代表团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

1946年4月，李维汉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在周总理的领导下参加了国共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他参与草拟“五五宪草修正案”，积极联络各方面人士，为宣传党的主张、扩大党的影响做了许多切实有效的工作。

1946年底，国共谈判破裂后，李维汉先后任中央城市工作部副部长、部长。

1948年9月，中央城工部改名为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李维汉担任部长，主管统战和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他在广泛协商的基础上，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为中共中央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达成关于召开新政协的协议付出了辛勤的努力和智慧。

北平和平解放后，李维汉热情接待了抵达北平的李济深、沈钧儒、谭平山等民主党派代表和民主人士，向他们介绍中共的方针政策，组织他们参观解放区，并与他们反复协商和交换意见，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取得了共识，为新政协的顺利召开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9年，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李维汉被推选为秘书长兼第一小组组长，负责商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代表名额和名单。

他协助周总理广泛接触各方面人士，深入调查研究，经常为一个代表人选的确定而多方协商、再三斟酌。同时，他还向要求参加新政协的党派、团体和个人反复进行说明解释，做了大量协调工作。

周总理在总结新政协筹备工作时也评价说：“维汉同志出力最大。”

在新政协筹备期间，毛主席曾就新中国是否实行联邦制征求李维汉的意见，李维汉根据我国的历史和现实情况，提出不宜实行联邦制，建议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他的这一建议被党中央和毛主席采纳，并得到充实和完善，明确载入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成为了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和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是李维汉为新中国政治建设做出的一项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李维汉一直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的职务，同时还担任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他从1948年至1964年底，长期主管统战工作，善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提出了许多适合国情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原则。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提出统一战线要为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大运动服务。

李维汉还十分重视团结宗教人士、做好宗教工作。

他指出，我国的宗教具有群众性、长期性、国际性、复杂性，在一部分少数民族中还有民族性。他强调必须坚持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团结各种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共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要废除宗教中的压迫剥削制度，让宗教适应社会主义制度。

同时，要在宗教界培养一批具有丰富宗教知识的爱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培养宗教界有地位的领袖人物和接班人。

1984年8月11日，李维汉病逝于北京，享年8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