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春：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标识性原创性概念大家谈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确保社会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这为我国未来社会治理现代化改革标定了清晰的前行方向。如何基于已有经验对这一改革方向进行深入阐释与理论提炼已成为一项战略性研究议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实现了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重要转变。习近平总书记系统总结了新时代以来我国加强和改进社会治理的经验，提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在制度上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回顾新时代我国社会治理领域的重要经验，以下改革举措中蕴含着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的重要密码。

一是以党建引领推动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世界各国在探索现代化社会治理模式时都面临一个共同问题，即：如何推动政府、市场、社会多方主体围绕共同治理目标有序合作。由于不同主体的目标不一、遵循的规则也各有差异，共治有序运行总会面临不少矛盾与冲突。面对这一全球治理普遍性难题，我国的经验是以党建引领来推动多方主体基于人民性立场达成治理共识，再充分运用党组织网络广覆盖的组织优势，在不同主体间建立起共同行动的治理网络，从而实现高效共治。如：上海一直深入探索区域化党建的改革举措，推动各类驻区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向街镇党组织报到并共同参与区域内的公共治理活动，以党建联建促成多方协同共治。近年来，在平台经济快速兴起、高流动性社会日益成型的背景下，各级党组织通过创新党建网络构建方式，逐步将快递小哥、网红主播等网络社会新兴职业群体吸纳进入各类共治平台，有效实现了社会活力迸发与治理有效的协同发展。就此而言，党建引领为现代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一种独特的中国经验与制度智慧。

二是以人民至上理念推动有为政府治理。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现代国家的政府形态普遍采用科层制模式，即严格遵循规则与制度，同时实行清晰的职能分工与结构分层。这种政府治理模式虽然提升了公共部门的专业化治理能力，但也带来了跨部门协同难题以及重形式规则而轻治理实效等问题。在中国的社会治理实践中，各级政府一方面不断强化规则导向的运作模式，另一方面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度重视将治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加强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在“重心下移”的制度背景下，不断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形成了持续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的动力机制。以上海近年来的城市更新为例，各级政府、不同职能部门在党组织引领下紧密协同，以依法依规为前提最大限度吸纳公众意见并惠及公众利益。各级政府通过政策协同、资源整合有效解决了困扰上海多年的“拎马桶”难题并推动基层公共服务设施全面升级，为人民城市治理实践添加了新的鲜活注解。这些实践在凸显中国治理智慧的同时，也为全球公共部门改革提供了重要启发。

三是探索渐进式转型中社会有序发育的新路径。从全球治理的一般规律来看，社会秩序的构建仅仅依靠政府是不够的，还需要社会组织与社会力量在公共服务供给和秩序维护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对于转型中国家来说，社会力量的发育面临着一个两难问题：一方面，如果社会活力迸发的过程中缺乏引导，很容易引发非预期的社会冲突；另一方面，如果单纯加强管控，又容易遏制社会发育的动力。因此，如何在活力与秩序之间找到恰当的均衡点，就成为重要治理挑战。我国在应对这一挑战的进程中，逐步形成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特经验。例如，强调围绕公益领域推动社会力量成长，在紧贴社会需求的同时引导社会力量有序进入公共领域；推动社会组织深度嵌入社区治理领域，在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的支持下开展社会动员，从而实现秩序与活力的兼容；以政府购买服务制度体系引导社会力量有序成长，等等。这些举措一方面为社会力量的成长提供了有力支持，另一方面也塑造了社会力量成长的基础秩序。

总体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提供了一种破解现代社会治理普遍性矛盾的总体性思路，其中蕴含着独特的制度文明意涵。突出表现为：在多维价值取向间寻求均衡的核心理念，在多元利益协调中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复杂社会整合中强调共同体思维的治理逻辑。以上价值与精神持续贯彻于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之中，使其不仅在制度形态上展现出自身独特性，更在制度文明意义上贡献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新范式。

（ 作者为上海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处处长、教授。本文为作者在上海理论社科界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家座谈会上的发言）

原标题：《黄晓春：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标识性原创性概念大家谈》

栏目主编：王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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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黄晓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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