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年重庆谈判，毛主席碰巧见到了江青的前任丈夫，俩人说了什么？

1945年8月28日清晨，嘉陵江上雾气未散，一架C-47运输机在白公馆机场降落。机舱门打开，52岁的毛泽东迈出舷梯，他知道自己要在山城停留四十三天，也明白这趟南行比任何一次长征都难测。陪都街头人声鼎沸，欢呼、怀疑、窥探全都掺杂在湿热空气里，蒋介石准备的“考卷”已经铺满谈判桌，而另一张暗牌，还藏在记者的闪光灯后。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不过半个月，政治真空让未来的中国像一张未干的宣言，每一笔都可能被改写。国共双方都在抢时间：军统在码头加派探子，中共代表团则把住所布置成临时前敌指挥所。叶剑英反复嘱咐保卫处，“主席的安全，别松半口气”。可真正令延安方面担心的，并不仅仅是刺客的子弹，还有更隐蔽的心理战。

蒋介石曾说，谈判桌上最可怕的不是对方的言辞，而是对方的心绪。如何让对手情绪波动？军统参谋给出一个“文人棋局”——把正在重庆谋生的唐纳推到台前。这个名字在中共高层不陌生：唐纳，原名马骥良，生于1914年苏州，文艺青年，曾靠散文与短诗混迹左翼文化圈。更关键的是，他是江青的前任丈夫。

再说唐纳。这个戴着圆框眼镜、习惯夹着香烟的男子，16岁发表处女作，19岁加入“社会科学者联盟”，上海孤岛岁月里写得一手激愤文章。1936年，他在杭州六和塔下娶了正名“蓝苹”的女演员为妻，婚礼热闹如同戏台，可不到一年就以争吵、误解告终。1937年5月，俩人签字离婚，彼此一句“各走各路”，青梅竹马的情分瞬间散尽。

蓝苹改名江青，1938年到延安鲁艺报到。她敏锐，敢闯；一曲《白毛女》排练时，她的身影已经被大礼堂前排的领导瞧见。中央政治局担心其过往复杂，提出“三条纪律”后方才同意二人结合。1940年11月，47岁的毛泽东与26岁的江青在延河畔领证成婚，这段姻缘既轰动，也让外界多了几分窥探欲。

时隔五年，唐纳在重庆替《大公报》写剧评，日子清苦，却还保持文人派头。一听说“毛泽东抵渝”，他立刻躲进歌乐山友人宅里，“最好别碰见，省得尴尬”。然而，军统的眼睛比山城夜雨还密。记者们含糊相约，“采访一下，写写旧友重逢的佳话”。唐纳推辞了两回，第三次被堵在报馆门口，只好硬着头皮答应。

9月4日下午，红岩村谈判间隙，毛泽东应邀出席文化界茶会。刚踏进大堂，就看到角落里站着位清瘦男子，紧张得攥着礼帽。周恩来低声介绍：“唐纳。”毛泽东顿了半秒，走过去，伸出手。两位男子年龄相差二十一岁，一高一瘦，一身灰布中山装，一袭深色西装。闪光灯连番炸响，毛泽东握住对方的手，只说了三个字：“和为贵。”唐纳愣住，随即点头，“多谢。”两人没有再多谈半句，摄影机的咔嚓声替代了所有寒暄。

这短暂一幕，没能达到蒋介石预设的效果。第二天的报纸上，标题是《毛主席与文化人士亲切座谈》，唐纳的名字只在角落里出现，且未提他和江青那段往事。舆论未被带偏，倒是让人感慨毛泽东的镇定。周围人私下议论，说主席那三字像三座山，压住了军统的巧思，也让唐纳避免了被政治消费的尴尬。

值得一提的是，唐纳后来回忆此事时笑称：“那一握，像一条河过去了。”他本想做普通文人，被人推上前台的滋味并不好受。1949年后，他来到香港办《华商报》，继续写剧本、搞话剧，终未再涉足政治。而江青在北京的命运，则远比这位旧人复杂得多，这又是后话。

回到谈判本身，9月到10月，双方连开十一场正式会议和多次秘密磋商，10月10日签下《双十协定》。表面承诺和平建国，内里暗流汹涌。11月，蒋介石令胡宗南集团沿陇海路向中原推进；12月，东北国统军与我民主联军冲突不断。签字的墨迹未干，战火已在酝酿。重庆街头议论纷纷，“口头协定，能撑几天？”这个问题，到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时才有了答案。

回想毛泽东—唐纳的那次握手，并非历史的转折，却像一面镜子。它映出1945年中国政局的诡谲，也映出个人命运在时代洪流中的漂泊无依。有人想用旧情挑拨新局，结果只是让外人看见了共产党领袖的气度。至于江青，她那时正在延安病休，事后听闻此事，只淡淡一句：“都过去了。”

重庆谈判尘埃落定，毛泽东返延安的那天，山城上空又落起细雨。唐纳倚着长廊，远远看着机身消失在云层，转身离去。他的诗稿被雨点打湿，墨迹晕开，像极了山城的雾，也像那段被历史匆匆翻过的私人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