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仲丽几十年后见到毛主席，不知该怎么称呼，谈话后她提三个要求

1918年初春，长沙城外细雨蒙蒙。周南女校创办人朱剑凡正与好友杨昌济闲谈时，一位二十五岁的青年踏进了朱家的客厅，灰布长衫，神采奕奕，他就是刚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不久的毛润之。当天，五岁的朱仲丽坐在窗边的小竹椅上，听着几位长者讨论“新民学会”的筹备细节，小女孩不时抬头张望，对面这位“毛叔叔”言谈间流露出的自信吸引了她的注意。

朱剑凡是书香门第，又大胆接受新思潮，把家产拿出来办学，这在保守的湘中乡绅里并不多见。杨昌济与他投缘，常把最出色的学生带来切磋。毛润之那天谈起“从改造个人入手，才有改造社会的可能”，语速不快，却掷地有声。朱剑凡抚着胡须，连连点头，随口招呼女儿：“过来，叫毛叔叔。”短短一句，勾起了毛润之柔和的笑意，也在朱仲丽心里埋下一粒崇敬的种子。

长沙的夏天来得急。1919年五四风雷传入湖湘，周南女校里连女学生都议论罢课和抵制日货。朱仲丽虽年幼，耳边却常听父亲与“毛叔叔”讨论北京学潮与巴黎和会，一家小院里弥漫着激荡的空气。那之后数年，毛润之赴京、去沪、再转井冈山，消息辗转传来，朱仲丽每次都听得入神，仿佛那是天边传回的战鼓。

时间跳到1931年。朱仲丽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攻读妇产科学，课余参观义诊，见识到了城市底层民众的疾苦。医学训练使她养成条理与严谨，也增添了另一层思考：救人，不只在手术台，还在社会大潮里。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炮火就在校园外轰鸣，她毅然辞去中央医院稳定职位，经香港、桂林一路辗转，向着陕北而去。

1938年深秋，延河水边天高云淡。延安保育院借来一匹骡子，送“朱医生”去枣园见主席。窑洞前黄土坡上，扫出半圈平地当晒场。朱仲丽下了骡，心口怦怦直跳——十余年未见，眼前那位伟人已是全国抗战的旗帜。可要开口叫“毛叔叔”？还是“毛主席”？她两手搓了又搓。

刚跨入洞口，她脱口一句长沙方言：“毛叔叔，您健旺？”话音甫落，又觉不妥，立正敬礼补上一句：“毛主席！”毛泽东朗声一笑，抬手示意坐下：“还是当年的小妹子！”一句暖语，紧张顿消。

炭火噼啪作响，谈话自然而去。朱仲丽汇报自己读书七年、实习两年，手术刀虽握得不久，却动过几百台剖宫产。毛泽东听完连连称赞：“乡里娃娃能读到这份上，不容易。”两人随后聊到北平、南京的难民现状，也谈起前方卫生防疫的短缺。窑洞里的气氛并不拘谨，更像老友久别重逢。

交谈间，朱仲丽敏锐地留意到毛泽东案头堆满文件，烟灰缸里燃剩半截香烟，脚边棉鞋仍沾着晨霜。医生的职业本能让她忍不住开口提出三个请求：一是每天抽空散步，活动筋骨；二是尽量减少吸烟，最好戒掉；三是务必按时吃早饭，再忙也要睡够。她说得郑重，却掩不住口音里的真诚。窑洞里静了两秒，毛泽东哈哈大笑：“小妹子成了大夫，说话比你父亲当年还厉害。”

几年后，王稼祥在苏联治疗伤势归来，身体仍虚弱。组织考虑到他的健康与翻译需求，将朱仲丽安排到身边协助。毛泽东半开玩笑地劝王稼祥：“这位朱医生脾气好，手也稳，你可要珍惜。”缘分自此延伸，两人在1941年结为伴侣。此事在延安窑洞里传为佳话，说毛主席的“眼光”总能点将，也能点姻缘。

抗战胜利后，朱仲丽随丈夫赴东北组建后方医疗体系。1948年辽沈、平津战役期间，担架队与野战医院人员不足，她带头把病房改成简易手术间，连夜做剖腹探查。当时她已经怀孕，却因剧烈呕吐和营养不良出现严重并发症。为了不拖队伍，她在沈阳一家平房里接受了紧急手术，失去了生育机会。外界有人替她惋惜，她却淡淡一句：“前方需要人，哪能顾得了小家。”

建国后，卫生部成立妇幼保健处，朱仲丽被任命为处长，主持起草《母婴保健试行条例》，奔走各省推行重点县示范。那几年，她行程超过十二万公里，平均两天换一地，有人戏称她是“坐着火车做产检的人”。不得不说，这股韧劲让不少后辈自愧不如。

1964年，她放下手术刀，转而整理笔记，将延安医疗和妇幼保健经验写成《陕北窑洞里的助产灯》。文字朴实，却被国内外医学期刊多次引用。之后十多年，她以“珠珊”为笔名写下小说《白求恩在晋察冀》《硝烟里的婴啼》等，用文学方式记录医疗战线的艰辛。有人问她为何不写回忆录，她笑答：“先把别人的故事写完，再轮到自己。”

进入耄耋之年，她依然每天清晨拉二胡半小时，午后读外文期刊，傍晚在院里踱步百来圈。昔日对毛泽东提出的三条健康建议，如今反而成了她自己的生活准则。亲友见她精神矍铄，常打趣：医者自医，真是最好的广告。她每次都摆手：“行医是分内事，可别当广告。”

1987年冬，王稼祥去世，她替丈夫整理遗稿至深夜，仍无一句悲声。外面雪花飘落，她搓着手写下日期：“十二月二十一日，雪重，稼祥安息，余心安。”书桌旁，一张老照片静静立着——那是1918年毛润之第一次来访，少年与女童同在一隅，黄卷为伴，光影斑驳。

朱仲丽晚年客厅墙上挂着毛泽东在1940年送给她的条幅：“医道济世，女儿亦丈夫。”书法褪色，却见精神长存。客来询问当年延安趣事，她只淡淡地说：“那天若不是随口一句‘毛叔叔’，或许我就紧张得一句话也说不出。”言罢莞尔。

1997年深秋，她在北京协和医院平静辞世。遗物中有一本发黄的笔记本，扉页夹着三张纸，上书“散步”“戒烟”“早饭”六字。简单，却像一把钥匙，串起她与领袖、与时代的漫长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