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登奎晚年评价：毛主席在处理国家主权领土问题上，一笔账都不欠

对贵州的关心，缘起于半个世纪前。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从绝境中找到新出路，毛泽东的战略主动权自此奠定。 纪登奎虽然那时尚在陕北，但他深知会议分量。 建国后，毛主席亲笔为遵义会议旧址题写馆名；1976年又亲题“贵州大学”四字。 这些年头过去，外界偶尔忽略这一段历史，他便会替老人家“补课”。 在贵州看到画册里只登周总理而缺毛主席照片，他当即皱眉，嘟囔“毛主席去哪儿了”。 语气不重，却没人敢接茬。

晚年里他接待学生、记者，总绕不开一个主题：毛泽东处理主权与领土问题的刚性原则。 他说话慢条斯理，偶尔夹带豫东口音，关键处又铿锵有力：“同美国、苏联打交道，主席一分钱情面不卖。” 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毛主席在会客室叫人搬来一把藤椅，笑着对这位美国总统特使说：“你们跑得够快，可还是让我们等急了。” 基辛格后来回忆，那短短一句就道破主动权所在。 纪登奎每次讲到此处，都重现毛主席的口吻，边说边挥手，“那神情，仿佛老人家又坐在对面”。

1950年冬，纪登奎与毛主席首次在开往武汉的列车上见面。 雾气弥漫的车窗映出两人身影，他汇报河南冬修水利的难题。 毛主席连问三句“能不能把河水拦住”，纪登奎连答三声“能”。 这段问答，他回忆时仍觉惊心动魄，“主席要的不只是方案，更是决心”。 次年春汛，淮河再次告急，河南民工硬是把土石坝筑到月牙般弯曲的河道里。 毛主席批示：“纪登奎的办法可行。” 线路图旁留下一行字：治淮要算长远账。 这让纪登奎明白，领土也罢，河山也罢，治国必须算大账。

自1953年起，他在信阳、开封、濮阳三地辗转任职，调动频繁却步步高升。 周边人以为他官运亨通，他却清楚每一次升迁背后都有毛主席对地方工作的督察。 比如1963年7月，他因“赞助贫农办社”经验被点名表扬，三个月后即被增补为省委常委。 他常挂在嘴边一句话：“主席心里装的是十三亿亩耕地，这才把我提上来。”

1969年5月，九届一中全会后不久，他奉调进京负责组织口，四个月里光是夜里同毛主席谈话就有三次。 有一次凌晨两点半，毛主席忽问：“如果边境真打起来，北京军区能顶得住吗？” 他如实回答：“我外行，得请行家。” 毛主席点头：“知不足，难得。” 第二天，他便把粟裕请来。 粟裕带着参谋沿北疆跑了五千多公里，拿出防御预案十三册。 纪登奎说：“那几个月我像学生一样追着名将跑。” 此后他在军内呆了七八年，自认“顶多算挂名政委”，但关键节点没出纰漏。

1974年，中美建交仍在博弈。 有一次外事简报会上，他谈及石油禁运、台湾席位、东京会谈等材料，收尾一句：“在领土问题上，主席从不挂账。” 会议室陷入短暂沉默，几位年轻外交官交换眼神，似被提醒又似被叮嘱。 这一幕多年后被记录在档案里，可见他对毛泽东外交遗训的坚守。

不可讳言，纪登奎对军务并不擅长。 1975年苏军在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北京军区压力陡增。 他常对幕僚说：“战略上要藐视，战术上不能糊弄。” 深夜灯火下，他与军科院专家推敲火箭炮数据；天亮后又跑到昌平靶场踩泥。 他自谑“门外汉”，却硬撑着把一堆图表背得滚瓜烂熟。 多年后，北京军区老参谋感慨：“纪老赏识专业，自己不强行指挥，这一点赢了人心。”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没多久，他便向中央请辞北京军区第一政委。 当面告诉邓小平：“军队需要懂行的人，我够不上，别耽误大事。” 邓公劝留，他摆手：“调我干啥干啥，我是服从组织，但也知道什么担子自己压不住。” 这一请辞至今仍被视作“知人自省”的案例。

1988年3月13日，病榻上的纪登奎接到外地来信，信封印着一枚赤色印章，上书“遵义”。 他费力撑起身子，把信贴在床头。 护士问缘由，他微笑道：“这是算旧账的地方，毛主席留下的账早结清了。” 三个月后，他悄然离世，未留下太多遗言，唯独那句话成了听者的集体记忆——主权问题，一笔账都不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