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碗300克的米饭，是我一天的口粮

金明玉盯着面前这碗米饭，已经盯了七分钟。

米饭堆成小山，冒着热气。在食堂的日光灯下，每一粒都饱满、油亮、白得刺眼。她拿起勺子，手在抖——不是紧张，是记忆在抖。

在平壤，米饭是按克分配的。成年人每天400克，儿童300克，老人350克。她家的米缸永远只装到三分之一处，缸底垫着旧报纸，显得米多一些。每次煮饭前，母亲会用专门的量杯舀米，多一粒都要放回去。

而现在，这碗饭至少有300克。只是一顿饭的量，却接近她在家一天的口粮。更让她呼吸困难的是，周围的同学吃不完就倒掉。左边的男生倒了半碗，右边的女生倒了三分之二。那些雪白的米饭滑入泔水桶时，连个响声都没有。

“明玉，你怎么不吃？”中国室友小雅端着餐盘坐下，盘子里有红烧肉、炒青菜、还有一份她叫不出名字的汤。

“吃。”明玉说。

她舀起一勺饭，送进嘴里。米饭温热，有点硬，是食堂大锅饭常见的水准。但在她嘴里，这口饭有千斤重。

她想起去年冬天，弟弟因为偷吃了她省下的半碗米饭，被父亲罚站到半夜。弟弟哭着说饿，母亲偷偷塞给他一小块玉米饼。第二天，父亲向组织汇报了这件事，弟弟被取消了当月的“优秀少年”评选资格。

“粮食是国家的财产。”父亲当时说，“个人的欲望必须服从集体的需要。”

而现在，她坐在这里，一个人面前摆着“国家的财产”，周围是随意处置“国家财产”的人们。没有人汇报，没有人受罚，甚至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对。

明玉吃完了一整碗饭，连掉在桌上的三粒都捡起来吃了。小雅惊讶地看着她：“你这么饿啊？”

“不能浪费。”明玉说。

小雅笑了：“没事，吃不完正常，下次让阿姨少打点就行。”

明玉没说话。她看着小雅餐盘里剩下的半块红烧肉——油光锃亮，瘦肉连着肥肉，是她只在节日才能见到的东西。小雅随手把它倒进了垃圾桶。

那一瞬间，明玉的胃抽搐了一下。不是饿，是某种更深的东西在痛。

周五晚上，小雅带明玉去了兴顺夜市。

明玉站在夜市入口，感觉自己站在了另一个星系的边缘。光——首先是光。成千上万盏灯泡串成河流，照亮了数百个摊位。然后是气味：烤肉的焦香、麻辣烫的辛香、臭豆腐的诡异香、糖炒栗子的甜香，所有这些混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物理性的气味浪潮，拍打在她的脸上。

“想吃什么？”小雅兴奋地问，“烧烤？烤冷面？炸鸡排？海鲜？”

明玉的喉咙发干。她不是没有选择困难，她是选择恐惧——在平壤，你不需要选择，因为根本没有选择。国营餐厅的菜单永远只有三样：冷面、拌饭、汤饭。而这里，光是“面”就有二十多种：刀削面、拉面、方便面、炸酱面、热干面、担担面……

“我……不饿。”她说。

“少来，晚饭都过去三小时了。”小雅拉着她走到一个烧烤摊前，“尝尝这个，烤面筋，可好吃了。”

摊主递过来两串。面筋被烤得金黄，刷着厚厚的酱料，撒着孜然和辣椒面。小雅接过来就咬，酱汁沾到嘴角。

明玉拿着她那串，像拿着一个危险的证物。她咬了一小口——面筋外焦里嫩，酱料咸辣中带着微甜。味道很好，好到让她害怕。

“怎么样？”小雅问。

“好吃。”明玉说。这是真话，也是罪证。

她们继续往前走。每个摊位都是一场小型奇迹：整只的鱿鱼在铁板上滋滋作响，土豆被切成螺旋状炸成金黄，鸡蛋灌进面饼里膨胀成球，水果被串起来裹上冰糖变成琥珀色的晶体。

明玉看着这一切，突然想起奶奶讲过的故事：旧社会地主家过年，会摆出“满汉全席”，一百零八道菜，吃不完就倒掉喂狗。奶奶说这话时，总是带着仇恨的语气：“那些剥削阶级，不配拥有粮食。”

而现在，她站在这里，看着普通百姓随意购买、随意享用、随意浪费的食物。这不是地主家的宴席，这是每个人都能参与的日常。

“看，那个！”小雅指向一个摊位。

明玉看过去，血液瞬间凉了。那是一个卖“朝鲜冷面”的摊位。招牌上写着“正宗平壤风味”，还画着一个穿民族服装的女孩在跳舞。

摊主是个中国大妈，用东北口音吆喝着：“来尝尝啊，酸甜可口，清凉解暑！”

明玉走近些。她看见不锈钢盆里泡着的荞麦面，看见切得整齐的泡菜，看见煮鸡蛋和牛肉片。看起来很像，但不是。平壤的冷面汤是牛肉熬的，清澈见底，味道醇厚。这里的汤浑浊，加了太多的糖和醋。

小雅买了两碗。她们坐在塑料凳上吃。明玉吃第一口就知道——这不是家乡的味道。太甜了，太酸了，太刻意了。但她没有说，只是埋头吃。

“好吃吗？”小雅问。

“嗯。”明玉说。她吃得很慢，很仔细，像在进行某种仪式。她在心里比较：这里的面更软，家里的更有嚼劲；这里的牛肉是切片，家里的是撕成丝；这里的鸡蛋是整个，家里的是切成两半。

吃完后，小雅把剩下的汤倒了。明玉没有。她端起碗，把汤喝得一滴不剩。冰凉的、过甜的、不正宗的汤滑入喉咙，像吞下了一整个陌生的世界。

回去的路上，明玉突然说：“在我们那里，冷面是婚礼和生日才吃的。”

“真的啊？”小雅惊讶，“那你们平时吃什么？”

“米饭。泡菜。偶尔有鱼。”明玉说。她没有说，米饭常常是混着玉米的，泡菜常常是过季的，鱼常常是咸鱼干。

小雅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那你多吃点，把以前的都补回来。”

明玉点点头。但她知道，有些东西是补不回来的。比如对粮食的敬畏，比如对浪费的恐惧，比如那个因为半碗米饭失去荣誉的弟弟。

超市的审判

第一次走进家乐福时，明玉以为自己会窒息。

不是人多，是东西多。一眼望不到头的货架，像没有尽头的食物矩阵。光是“油”就有二十多种：花生油、菜籽油、橄榄油、玉米油、葵花籽油……每种油还有不同品牌、不同规格、不同价格。

她走到大米区。这里的大米不是装在米缸里，而是装在透明的塑料袋里，堆成一人高的墙。东北大米、泰国香米、日本越光米、有机大米、富硒大米……价格从每斤两元到二十元不等。

明玉伸出手，抚摸一袋五常大米的包装。塑料薄膜很光滑，下面的米粒隐约可见。她想起家里的米缸，想起母亲舀米时小心翼翼的样子，想起缸底那张越来越旧的报纸。

“让一下。”一个中年男人推着购物车过来，车里已经装了四袋十公斤装的大米。他轻松地搬起第五袋，扔进车里，继续向前。

明玉站在原地，看着那个男人的背影。四袋米，四十公斤，够她全家吃三个月。而那个男人买米的动作那么随意，像买一瓶水。

她继续走，来到零食区。这里的冲击是另一种维度的——色彩。薯片的包装袋是亮黄色、橙色、红色；糖果是彩虹色；巧克力的金色包装在灯光下反光。所有这些颜色挤在一起，形成一种视觉上的喧哗。

最让她无法理解的是“试吃”。一个促销员端着托盘，上面放着切成小块的蛋糕：“免费品尝，新品上市！”

免费。品尝。

在明玉的世界里，这两个词不可能连在一起。食物要么是配给的，要么需要用票证购买。没有“免费”，更没有“品尝”——你买什么就吃什么，没有后悔的余地。

但她看见人们自然地走过去，用牙签戳起一小块蛋糕，放进嘴里，点点头或摇摇头，然后离开。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特别。

明玉犹豫了很久，最终也走过去。促销员对她微笑：“尝尝吧，巧克力味的。”

她拿起牙签，手在抖。蛋糕很小，一口的量。她放进嘴里——绵密、香甜、有浓厚的巧克力味。很好吃，好到让她想哭。

“怎么样？”促销员问。

“好……好吃。”明玉说。声音很小，像在认罪。

“买一盒吧，今天特价。”

明玉摇摇头，逃也似的离开。她跑到超市角落的洗手间，锁上门，对着马桶干呕。不是蛋糕的问题，是“选择”的问题。是“免费”的问题。是这个世界的问题。

她打开水龙头，用冷水洗脸。镜子里的人脸色苍白，嘴角还沾着一点巧克力屑。她伸手擦掉，然后盯着自己的手指——就是这根手指，刚刚接过“免费”的食物。

在平壤，接受别人的食物是严重的事情。要么是组织关怀，要么是私人恩惠，都要记录，都要回报。没有“免费”，一切都有代价。

但在这里，“免费”真的免费。“品尝”只是品尝。你可以接受，可以拒绝，可以接受后不买，没有人会说你不懂感恩。

明玉靠着洗手间的墙，慢慢滑坐到地上。瓷砖很凉，透过裤子传来。她抱住膝盖，把脸埋进去。

外面传来超市的广播声，是欢快的促销广告。还有人们的谈笑声，购物车的轮子声，收银台的扫码声。

所有这些声音编织成一个世界，一个她理解不了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食物不是生存资料，是消费品；不是国家财产，是个人选择；不是配给份额，是无限供应。

而她已经在这个世界里生活了三个月。每一天，她都在背叛原来的世界。每一顿饭，都是一次小小的叛变。

三天后，明玉坐上了回国的列车。

过边境时，海关检查她的行李。一个女军官打开她的背包，里面只有几件衣服和几本书。没有中国零食，没有纪念品，没有违禁品。

“就这些？”女军官问。

“就这些。”明玉说。

女军官看了她一眼，眼神里有审查，也有好奇。“在中国吃得怎么样？”

明玉沉默了一会儿。她想起那碗300克的米饭，想起夜市的烤面筋，想起超市的试吃蛋糕，想起那罐倒掉的泡菜，想起最后的晚餐和吃剩菜的猫。

最后她说：“吃得饱。”

女军官点点头，在护照上盖章：“过去吧。”

列车驶过鸭绿江大桥时，明玉望向窗外。江水平静，对岸的祖国在晨雾中渐渐清晰。

她摸了摸自己的胃。那里是空的，但又很满。空的是食物，满的是记忆。

她知道，回到平壤后，她会重新开始计算每餐的克数，会重新珍惜每一粒米，会重新把食物当作国家财产而非个人选择。

列车进站时，明玉整理好衣领，准备下车。

月台上，母亲在等她。见面第一句话是：“瘦了，那边吃得不好吧？”

明玉拥抱母亲，闻到她身上熟悉的泡菜味和柴火味。这是家的味道，是祖国的味道，是她必须回归的味道。

“嗯，吃得不好。”她说。

这是她回国后说的第一个谎。她知道，为了活下去，未来还会有无数个。

只是偶尔，在深夜饿醒时，她会想起沈阳的夜市，想起那些被随意丢弃的食物，想起那些不在乎浪费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