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回想起与毛主席交谈，得出中国精神：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一九七八年盛夏，杨振宁从成都起飞前往拉萨。飞机掠过南迦巴瓦峰，皑皑雪线在舷窗下闪出冷光，令他想起五年前那次密集而滚烫的谈话。那天发生在北京，却像此刻高原的阳光一样刺眼——短促，却终身难忘。

回忆仍有温度。那句“物竞天择争朝夕”正是他此行途中信手写下的诗句，而灵感的源头，则来自毛泽东亲口说出的另一句警语：“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雪山静默，耳畔仿佛又响起那低沉而带湖南口音的嗓音。

时间往回翻到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七日。北京的晚风带着蒸腾的暑意，杨振宁与周培源并肩走下汽车，穿过静悄悄的长廊。周恩来在门口等候，神情依旧温和，只一句“主席在书房”便领他们推门而入。

屋内扑面而来的是书卷气。简陋木床靠墙，地上摞着厚厚一叠资料。毛泽东起身相迎，衣袖轻抖，看得出体力不济，可目光依旧炯然。那一握手，杨振宁感觉自己多年的物理训练也不足以精准刻画当时心率的急促。

开场没有寒暄，毛泽东直接抛出问题：“光量子究竟能不能再分？”杨振宁正准备解释实验极限，老人忽然笑道：“要是分不下去了，一万年以后，你们这些科学家干什么？”一句俏皮，实则蕴含辩证法。

杨振宁解释弱相互作用、对称性破缺时，毛泽东顺势谈到公孙龙与惠施的“万世不竭”。他边说边比划：“白马、黑马，都叫马，可谁见过抽象的‘马’？”在场众人会心而笑。思想火花的撞击，让这间不足二十平方米的书房显得比宇宙还阔大。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很快将话题扭向现实格局。“艾尔索普说苏联怕中国，因为缺一片太平洋。”他双手向外一摊，像把太平洋摔在茶几上。周恩来、周培源随之轻笑，杨振宁则敏锐地捕捉到领袖眼里对世界大势的审慎与自信。

谈及诗词时，毛泽东问杨振宁最喜欢哪几句。杨略一思索，回答：“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毛泽东轻敲扶手：“解释太多就坏诗味。”随后提到《诗经》中“鱼网之设，鸿则离之”，指“鸿”被误释为蛤蟆，“笑死人不偿命”。房里气氛顷刻变得轻松。

临告别前，杨振宁按捺不住敬意：“祝主席万寿无疆。”毛泽东摆手：“不对，不科学。”简单五个字，竟让杨振宁心头一震——在崇敬与理性之间，领袖仍坚持科学尺度。

夜深，汽车驶出西华门，街灯拉出长长影子。杨振宁透过车窗看入灯海，忽觉这座城市比几小时前年轻了许多。那晚回到钓鱼台，他写下日记：“若科学与国家命运能如此紧密相连，个人荣誉算什么？”

之后数年，他频繁往返太平洋两岸。为清华筹划理论物理中心，为北大选定教材，也担任华裔学术团体与中方的联络人。有人劝他干脆回国定居，他想起周恩来当年的叮嘱——先把桥梁加固，再谈归岸——便继续保持“行者”状态。

一九七八年春天，中美隔绝已久的科技交流彻底解冻。杨振宁率领二十位青年学者访华，足迹遍及沪宁线、川藏线。高原航程中，他望着云海写下那首四句诗，末尾一句“争朝夕”不假思索挥就。同行者不解，他只是笑笑，把纸条折好放进外衣口袋。

不得不说，毛泽东那晚的抛问并非即兴。物质无限可分与时间紧迫意识，两条线索交织成一种精神：既要宏观长远，又要日计分秒。杨振宁后来在普林斯顿演讲时引用此句，台下掌声稀疏，却在回国导师的来信里得到热烈回应——“这是中国千年积淀后的新表达”。

再往后，杨振宁在合肥、在深圳、在香港多次提及那次中南海夜话。他不愿把它神化，只说：“我在那儿听到的，是一个政党赢得执政合法性后的历史自觉。”听者半懂不懂，但每当提到“只争朝夕”，在场的中国学者总能迅速会意。

四十多年过去，这句话依旧挂在不少实验室和车间墙上。字迹褪色，可神采犹存。求证一个科学假设，或完成一次攻坚试制，没有人真能等上一万年。朝夕之间，意味着今天就得迈出那一步。

一条朴素准则，从一位将近八十岁的政治家经由一位五十岁科学家的口传心授，最后抵达无数具体岗位。对历史来说，这或许只是微不足道的“偶然”。但对当事人而言，那是点燃终身热情的火种。

飞机在拉萨贡嘎机场平稳降落，舱门开启，稀薄空气扑面而来。杨振宁踏出舷梯，深深吸了一口高原风。他想，雪山能屹立百万年，人却不得不在有限的朝夕里完成自己的功课。这一点，当年毛泽东说得够透，也够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