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耗传来：被西方膜拜的中国这位大人物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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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2026年2月6日，饶宗颐先生辞世已届八载。在国际汉学界，他的名字如雷贯耳；而在国内公众视野中，却屡现令人唏嘘的场景：有人将“饶宗颐”误读为“绕宗伊”，有人则干脆略过不提，仿佛这个名字从未在文化长河中激起过涟漪。

　　热搜榜单日日翻新，网络段子层出不穷，而这位毕生伏案著述、亲赴荒漠考古、深耕敦煌遗卷、挥毫泼墨于纸绢之间的老学者，离世之后却似悄然退场——静默得近乎被遗忘。他究竟何以卓然立于学术高峰？三重维度，清晰呈现。

　　学问硬到离谱：一人顶好几个研究所

　　饶宗颐（ráo zōng yí）最令学界折服之处，在于其学术根基之坚实、治学路径之笃实。1962年，他荣膺法国汉学界至高荣誉“儒莲奖”，该奖项素来只授予在汉学实证研究中成果厚重、考据精严的学者。

　　彼时西方学界主导着中国研究的话语权，大量论断出自二手转译或理论推演。饶宗颐却以一手文献为矛、以实证方法为盾，在巴黎、伦敦、京都等地的档案库与特藏室中反复比勘，用无可辩驳的原始材料赢得尊重。

　　早年旅居海外期间，他常年浸润于各大图书馆与博物馆的故纸堆中。敦煌遗书流散全球，卷轴残损、墨迹漫漶、抄写讹误频出，常人翻阅数页便觉眼晕神疲。

　　他偏迎难而上，通过多版本对校、异体字溯源、文本互文印证等多重手段，从千余残片中钩沉索隐，系统梳理出大量佚失文献的脉络与原貌，重建若干重要典籍的流传谱系。

　　他对《老子想尔注》等早期道教典籍的深度复原与精密校订，彻底颠覆了“道教仅止于符箓炼丹”的粗浅认知——原来其中蕴藏着严密的宇宙观、系统的修行阶次、丰富的制度实践与鲜活的社会组织形态。

　　其研究疆域横跨甲骨文字、先秦史、战国秦汉简帛、儒家经义、礼乐制度、宗教演变、书法源流、绘画史论等多个方向。学界常有评语：“涉猎广者不少，广而能专、专而能通者，唯饶公一人耳。”

　　他曾就日本所藏甲骨拓本作专题讲演，首次完成系统性编目与断代分析；又将敦煌写经书法提升为独立学术命题，不仅关注笔法风格，更延伸至抄经制度、僧团教育、书写媒介与信仰传播之间的深层关联。

　　许多当下热议的学术命题，他早在半个世纪前便已提出雏形。例如“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互动视角，他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即展开文献钩稽与图像比照，为后续研究埋下关键伏笔。

　　语言能力是他手中一把锋利的解剖刀：英文、法文、日文、德文皆可自如运用于学术写作与文献研读；梵文、巴利文亦曾深入涉猎，助力佛典源流考证。

　　学术圈最忌“隔靴搔痒”，他坚持直面原始文本，拒绝依赖译本或他人综述。少了一道转译屏障，结论自然更具穿透力与稳定性。这份硬核实力，使他在国际学坛赢得由衷敬重而非客套敷衍。

　　底子怎么来的：天啸楼里熬出来的童子功

　　人们不禁追问：如此深厚的学术造诣，究竟如何养成？饶宗颐出生于广东潮州一个书香世家，家中藏书楼名曰“天啸楼”，累世积聚古籍逾十万卷，堪称岭南私家藏书之冠。

　　别家孩童追逐嬉戏于巷陌之间，他却早早步入“纸上江湖”：逐页翻检线装典籍、工整誊录读书札记、分类编纂藏书目录、逐字校勘异文讹字。

　　听来枯燥乏味，若真持之以恒十余载，大脑便会自发构建起一套“典籍坐标系统”——但凡瞥见某段引文、某种字体、某类避讳，便能迅速定位其所属时代、地域、版本谱系与思想脉络。

　　二十岁出头，他已着手整理潮汕地方文献，最终完成《潮州艺文志》（初稿成于1935年前后，刊行于1936年），首次为潮州一地历代著述、作者生平、文献存佚勾勒出完整知识图谱。

　　此类地方艺文志工程，老辈学者往往耗尽半生方得小成。而他青年时期即告竣，靠的并非灵光乍现，而是日复一日与泛黄纸页的无声对话，是无数个晨昏在青灯下伏案抄校的沉淀。这一扎实起点，赋予他日后驾驭冷门材料、产出前沿成果的底气与定力。

　　学界素有“南饶北钱”之说，将其与钱锺书并置而论。钱氏目光如炬，向来极少轻许他人，却多次公开称誉饶宗颐“功力深厚，识见超卓”。季羡林亦曾撰文坦言：“读饶公文章，如见古人风范。”

　　这种跨越学派、超越地域的高度认可，并非出于寒暄应酬，而是源于彼此能精准识别对方学术劳动中的真实分量。能在多个高度专业化的领域持续产出经得起同行反复检验的成果，方为真正意义上的“通儒”。

　　饶宗颐身上始终葆有一种“旧式学人”的精神气质：不争虚名、不事张扬、不借流量造势。出席学术活动时，他常谦称“后学”，将姿态放至最低，把心力倾注于最高处。

　　那种沉潜内敛、专注致远的治学状态，在今日喧嚣语境中愈发稀缺。正因如此，大众对他知之甚少；而在一线研究者眼中，这类学者才最为可畏——不声不响，成果却如春笋破土，一茬接一茬，厚积而薄发。

　　钱和名都能要：他偏偏选了另一条路

　　饶宗颐的书画作品在艺术市场备受追捧，价值不菲，这是业内公认的事实。按常规路径，举办高端个展、推出限量版画、参与重量级拍卖，晚年生活本可极尽从容富足。

　　他并未选择这条坦途。最具代表性的一例，是他将毕生珍藏的百余件书画精品无偿捐赠给香港大学，使其成为永久开放的公共学术资源。对多数人而言，此举无异于主动放弃可观资产，换取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可泽被后学的文化资本。

　　公益实践方面，他也始终身体力行。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年逾九旬的他率先捐出一笔善款，继而挥毫创作数十幅作品义卖，所得款项悉数汇往灾区前线。

　　2010年甘肃舟曲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恰逢他九十寿辰，亲友所赠贺礼金全部转作赈灾专款，未留一分一毫用于私用。此类举动在外人看来并无传播效益，反而意味着将本可用于个人生活的资源持续向外输送。

　　支撑这一选择的，是一种朴素而坚定的价值逻辑：文化成果根植于社会土壤，其滋养亦应回馈于社会肌理。道理至简，践行极难。

　　当下不乏热衷标榜“大师”头衔者，但当金钱、声望与资源真正摆在面前，能做到不伸手、不截留、不包装、不炒作的，实在凤毛麟角。饶宗颐以一生行动昭示：所谓“文化人格”，不在高谈阔论之中，而在关键时刻能否放下身段、捧出真心、交付实绩。

　　后来，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正式将一颗编号为10017的小行星命名为“饶宗颐星”。这项命名没有喧哗仪式，亦无煽情渲染，含义却极为庄重：一个人的生命虽已落幕，但其精神坐标却升腾至浩瀚星空，同时深嵌于中华典籍的字里行间。

　　结语

　　饶宗颐的事迹无需神话渲染，三句话足以概括本质：学问扎得深，根基夯得牢，为人守得正。名字读音并不复杂，记住更非难事——饶宗颐（ráo zōng yí）。

　　热搜终会沉没，流量必然消散，唯有沉潜于纸页的思想与挺立于世间的风骨，历久弥坚。在这位文化巨匠逝世八周年之际，我们不必拘泥于形式纪念，至少请让这个名字及其承载的学术高度与人格重量，重新落回它本该占据的历史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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