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梓材倾囊资助毛主席，1950年生活困难求助，主席：北京人浮于事

一九四九年十月下旬，新政权刚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成立，京城各部门临时办公室里堆满了公文。夜色将至，灯火还亮着，毛泽东批阅完一叠报告，忽被工作人员递来一封盖着“湖南湘潭”邮戳的来信。署名“梓材”，是一位多年不见的故交。他取出信纸，低声念了几行，神色微动，随后把信折好放进外衣口袋，叮嘱道：“事情多得很，明天我亲自回。”谁也没想到，这封普通的求助信，会把他拉回四十年前那条弯弯的乡间小路。

那个小路尽头，是湘乡井湾里私塾。光绪三十二年，也就是一九零六年，十三岁的毛润之第一次背着新书包来到这里读书，东家姓郭。私塾先生郭伯勋不拘一格，除了四书五经，还常给学生讲《水浒》《三国》。少年的毛润之对“替天行道”的故事尤为着迷，常常私下传阅古本，课堂上眉飞色舞。郭伯勋虽察觉，却并未苛责，反而引经据典鼓励这位学生要“立心高远”。教书先生的包容，让年少的毛润之第一次懂得“读书是为行道”。

晚上寄宿在郭家，是那段岁月里最暖的记忆。郭家老大梓阁、老二姑娘把这个邻家小弟照料得无微不至，缝补衣衫、分菜让饭是常事。年仅九岁的郭梓材更是形影不离，“润之哥、润之哥”地叫个不停。冬日里，两人常蜷在灶膛旁烤火，议论天高地远；春耕时又一起下田帮忙，脚上沾满泥巴。小伙伴的崇拜与信任，悄悄滋养了青年毛泽东的领袖气质。

新式教育的风吹到湘乡后，两人的道路分岔。毛润之执意报考东山学堂，要去长沙闯荡；郭梓材则留在家里，照看田地。分别不代表疏远，信件往来持续不断。辛亥风雷炸响，他们又并肩投军，穿上了新军的灰色号衣。彼时的列兵月饷七元银元，毛润之把大半用来订报买书，水钱请“老弟”代劳，可把梓材挑水挑得直喘粗气，却乐在其中。

清帝逊位，南北议和，革命似已告成。毛泽东辞军复学，郭梓材随之退伍。此后七载，两人行踪各异，却在长沙、安源、韶山不断碰头。毛泽东筹办《湘江评论》，跑学生运动；郭梓材在湘潭电灯公司做簿记。借着这层便利，毛泽东把公司地下室当作秘密开会的场地，保密文件则交给“最可靠的阿材”看管。一次开会前，毛泽东轻声交代：“门口就拜托你了。”梓材点点头，捧着算盘站岗，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却把来来往往的视线牢牢挡住。

到了一九二五年，毛泽东返回韶山组织农协。郭家祠堂成了夜谈所，牌桌上摊着并非麻将而是传单。为了掩人耳目，郭梓材身着长衫，手摇折扇，假装与人谈行情，桌底下却传递名单。地主武装上门搜捕时，他匆匆把文件塞进灶膛，火星飞溅，脸被熏黑也顾不上。正是这样一位“周旋于市侩间”的普通营业员，在关键节点替地下党保住了无数要命的纸张。

缘分还在延伸。韶山姑娘刘天民饱受家暴，毛泽东帮她摆脱童养媳的锁链。她赴长沙读女校，思想日益开明。后来在安源，她与郭梓材相识，彼此惺惺相惜，结为伉俪。夫妻双双脱党后，生活并未好转；反倒因入股湘潭电灯公司，把多年积蓄悉数赔光。伪钞横行、战火频仍，家中米缸常常见底，他们却依旧咬牙撑着。

解放战争胜负已分后，国统区纸币骤贬。到了一九四九年底，国民党法币成了废纸，物价如飞。郭梓材先后尝试茶庄、百货、猪鬃加工，皆因战乱与通胀而告吹。无奈之下，他只得在一九五零年八月给“润之哥”写信，恳请安排个差使，一家五口好糊口。信中语气颇为谨慎：“若能在京城得一份闲职，亦不惴再累您。”

一九五零年八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提笔回信。他用的是学生时代的旧称呼：“梓材学兄。”短短百余字，既是劝慰，也是原则：北京百业待举，人浮于事，不如就在湘潭由熟人酌情安置。信封里夹着三百万旧币，约折合人民币三百元左右。“权作应急。”他又问起“天民近况如何”，落款只简简单单“毛泽东”。

有意思的是，这封回信往往被误读为“拒绝”。其实，新政权初建，中央机关到处缺人手，可毛泽东坚持“亲故不用”原则，既不让私人关系影响用人，也绝不抛下老友。他选择的，是另一条通向情义与原则兼顾的路径——私人资助加地方照顾。后来，湘潭地委出面，把郭梓材安排进当地猪鬃厂任会计，工资虽低，总算有了固定收入。

然而命运再一次捉弄。猪鬃厂连年亏损，郭梓材患上视神经萎缩，逐渐失明，再度失业。夫妻俩咬牙支撑到一九五四年，仍旧入不敷出，只得又写信北上。毛泽东让秘书代笔回复，随信寄去三百元新币：“目下大兴建设，事务纷繁，你们暂勿来京，俟后计议。”简短几行，却把关切写得清清楚楚。

转年，郭梓材双目尽盲。日子一度逼仄到靠乡邻接济。毛泽东辗转得知，再次批示解囊。此后十余年，他前后六次寄款，总额一千七百元；并把自己新作的诗稿一并寄赠，“让他们消遣”。这是国家领导人的援手，却是朋友之间的惦念。刘天民被调入湘潭市政协，旧日地下工作者终于拥有稳定生活来源，她常说：“润之还是那位热心肠的秀才。”

在中南海，毛泽东不止一次和来访的韶山宗亲聊天时提到“阿材”：“这人憨厚，吃了不少苦，岁月待他不薄，他待人却更真。”语气里没有高高在上的怜悯，更像少年宿友的关照。六十年代初，困难时期物资紧张，毛泽东仍嘱秘书寄去几瓶补药和棉布。秘书劝他保重身体，主席摆手笑说：“我欠他的早就多了。”

一九六四年冬，郭梓材病逝。噩耗传来时，毛泽东正在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他沉默良久，只说一句：“可惜未能再见面。”翌年，他让人寄去挽联及慰问金。刘天民保留了所有书信，每当提起，仍称“写来字迹如昔，神色可见”。

一九七七年，刘天民弥留，嘱托子女将这些珍贵信札交给组织，不作私藏。翌年，三封亲笔信、七封秘书复函、两首诗稿，被妥善入藏。如今翻检那些信页，依旧可见墨迹未干时的温度：既有“北京人浮于事”的大局观，也有“嗣后有困难，可再来信”的贴心话。

回头细算，郭梓材是接受毛泽东私人资助最多的朋友之一。原因很简单：他在少年时代给了未来领袖以温暖，又在革命最艰难的黑暗时刻倾其所有。湘潭老乡的交情、战友般的信任、雪中送炭的旧情义，使毛泽东始终认为“这份账要算，不能欠”。但情归情，原则是原则，组织任用干部绝不夹带私货，这是当年那封信的弦外之音。

从井湾里私塾到中南海灯火，跨越半个世纪，他们一共写下十几封家常信，字里满是烟火味。郭梓材的故事并不轰轰烈烈，却映照出一种珍贵的两难——在公与私之间，在情与法之间，如何取舍。毛泽东用行动给出了答案：该拒绝的职位托请，婉言谢绝；该伸出的援手，则不吝分毫。正因如此，才有了那句意味深长的评语：“北京人浮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