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不止于宋元：明朝的人和事（二）

如果说宋元的泉州是“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华，那么明代的泉州，则多了一份在时代夹缝中倔强生长的张力。

翻阅明代泉州历史，从明初的城市角色变化开始，你会发现这座城市似乎总有对立式的碰撞：这里既有理学宗师的严谨与固守，也有思想革新者的大胆突破；既面临着海禁的束缚， 也有向海图存的奋斗，艺术和工艺的发展提供了相应的佐证。

正是这种“秩序”与“突破”的交融，塑造了泉州多样的文化面貌，更构成了泉州人劈波斩浪的精神引力场。

渔船 劈波斩浪 ， 驶向大海。 （陈英杰 摄）

朱子门徒与思想启蒙

明代的泉州，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读书人。

一种是秩序的守护者，比如蔡清。在当时的学术版图中，蔡清是理学“正宗”的守护者，他倾尽一生钻研《易经》，提炼出的《易经蒙引》不仅是书生案头的必备，更成为大明朝科举考试的官方“标准答案”。

在蔡清的逻辑里，学问是为了“修身”，也为了“入仕”。这种务实且严谨的底层基因，让泉州人在长达两百年的时间里，将理学修成了通往巅峰的阶梯。在那段岁月里，刺桐城走出了数百位进士，理学的规制如同一把精准的尺子，丈量着这座城市的每一块砖石、每一条街巷。

蔡清祠坐落于泉州府文庙广场西侧（资料图片）

而当整座城市都沉浸在科甲鼎盛与礼教森严中时，李贽出场了。

出生于泉州的李贽，以犀利的文字和直指人心的批判，如同拎着一把重锤，砸向了密不透风的理学铁幕。在《焚书》《藏书》中，他对“存天理、灭人欲”的观念提出了深刻质疑，强调个体感情与真诚的重要性。

李贽的出现，并非历史的偶然。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港口贸易带来的商业繁荣，天然地呼唤着对个人价值的认可和对正当个人情感的尊重。当时他的许多主张遭到保守士绅与大部分官僚的批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观点预示了晚明社会的转型与思想变动，是海洋文明对传统社会秩序的一次有力的撞击。如果说蔡清代表的是泉州内敛、守礼的“大陆属性”，那么李贽代表的则是泉州开放、自由的“海洋属性”。

李贽故居：闽南文脉氤氲，思想先驱摇篮

这样的对立实际上是硬币的一体两面。这种张力，同样体现在何乔远与张瑞图身上。

一边，是何乔远式的“沉潜”。

如果说蔡清建立了理学的坐标系，那么何乔远就是那个在时局崩塌之际，试图稳住坐标的人。当晚明陷入剧烈动荡，他选择谢绝仕途，在家居的三十年里，把所有的志气都倾注进了一部《闽书》。一百五十卷巨著，记录的不仅是福建的山川物产，更是一个知识分子对历史文脉的坚守。

何乔远画像（资料图片）

何乔远的固执，是带有悲剧色彩的守望：他深知时代在变，所以才要通过严谨的史学叙述，为地方文化筑起一道防御的堤坝。

而另一极，则是张瑞图式的“狂飙”。

作为内阁大学士，张瑞图因涉及晚明复杂的党争而在史书中留下争议；但在书法史上，他却以“折带书”开创了一代新风。那种被称为“折带书”的线条，横如利刃，折似断崖，充满了压抑的力量。他用极其先锋、甚至带有某种病态美学的视觉语言，在几百年前就预演了现代主义式的焦虑与反抗。

张瑞图以书法著称，他书写的《古直》牌匾仍存。张瑞图自号果亭山人，又号白毫庵主人。（资料图片）

这就是明代泉州人的精神跨度：他们既能一板一眼地为家族修订传承千年的地方志，也能在礼教禁锢的边缘，跳出最有启蒙精神的舞步——在季风与潮流的洗礼下，守正与开拓并非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共同构成了这座城市坚韧且多元的文化性格。

一握凝脂与千载乡音

文人们在纸上争鸣时，民间的泉州人正用另一种方式通往世界：把泥土做成传奇，把乡音唱成契约。

在明代德化，有一个叫何朝宗的人，他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拥有“品牌意识”的艺术家。

那时候的工匠在产品中留名的不多，而何朝宗在每一尊烧好的观音背后，都要端端正正地盖上自己的印章。这在当时算是一种自信且高调的行为——如同给每个作品都配发了陶瓷界的“奢侈品证书”。

明代“瓷圣”何朝宗将中国白瓷雕塑艺术推到了巅峰，图为何朝宗瓷雕《渡海观音》。（李宏图 摄）

为了破解这一抹“中国高奢白”的配方，普鲁士的奥古斯特二世甚至干出了一件荒唐事：他下令“绑架”了一名年轻的炼金术师波特格尔，将其软禁在古堡里，并威胁说：“烧不出白瓷，就送你上断头台。”

他们无法相信，这晶莹剔透的造物竟源自平凡的泥土，乃至荒诞地认为，这种瓷器是把贝壳、龙虾壳磨成粉，再混入魔术药水埋在地下几十年才成的。

若说白瓷是极致高冷的“外交名片”，泉州曲艺则是藏在怀里的“私人信件”。

在那个礼教森严的封建时代，泉州人却疯狂追逐一部《荔镜记》，为陈三五娘打破藩篱的爱情唏嘘感叹。这种浪漫与果敢，与泉州人在禁海令下“劈开波涛”求生的血性，本质上同出一源：那是对真实生命的渴求，是对刻板规制的反抗。

陈三五娘：梨园弦歌 文化印记

于是，那些提着马笼灯、跨越海岭下南洋的先辈，行囊里可以没有金银，却往往藏着一把琵琶或一支洞箫。

在南洋的泉州圈子里，南音不仅是丝竹之音，更是一种“隐形的契约”。明清时期的南洋码头，华商间若生了龃龉，往往避开语言不通的殖民法庭，而是选择在南音社的弦管声中寻找平衡。在那种家乡独有的节奏感里，由德高望重的弦友居中调停，一盏清茶，半曲《梅花操》，再大的火气也能在“礼乐”的规制下慢慢消弭。对于他们来说，南音的拍位，往往就是乡亲间公认的规矩。

结语：向海而荣

翻开《明史》，泉州的底色暗沉——那是卫所的石垒和禁海的枷锁。但翻开泉州人的日子，则会发现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叙事逻辑。

当时，大明王朝试图将泉州固定为国家防御体系的一块“盾牌”，而在向外的探索中，泉州人又将自己带向大洋深处。

石狮永宁古卫城具有600多年历史，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历来为闽东南的重要港口及海防重地。图为古城微缩模型。（图源：福建日报）

这种性格的锻造，源于长达两百余年间制度环境与现实压力的碰撞。地狭人稠的地理困局则倒逼出求变的生存哲学，正是因为承袭了传统秩序中的严谨定力，他们才能在指尖的泥土间，打磨出极致的器物造诣；也正是因为内生着海洋文明的开拓基因，他们才敢在规则的裂缝中，寻找通往未来的航道。今日重读这段历史，其实希望看到的是在“规矩”与“破局”之间反复博弈、最终自成一体的生存智慧。

五百年的光阴已经给出了回应：真正的风骨，从不是站在原地等待恩赐。即便处处约束，泉州人依然锚定了大海的方向。

这，也许便是泉州明代那些人和事留给我们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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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思源

编辑：陈庚

二审： 郑瑞卿

三审：吴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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