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0月1日,北京上空的礼炮声此起彼伏,天安门广场一片鲜红。受邀参加国庆观礼的河北遵化农民王国藩站在人群中,衣着依旧朴素,额头的皱纹里却盛满喜悦。谁也想不到,眼前这个被风吹得眯起眼的庄稼汉,会在后来十一次走进中南海,成为毛主席亲笔文章中的主角。
王国藩1919年生于遵化西铺村,家境寒苦。1941年,冀东遭遇日军“铁壁合围”式的大扫荡,村庄被焚,队伍被迫转入深山。那一年,22岁的他在山路上跟着八路军往返送粮,穿梭枪林弹雨。“只要能多给部队送一袋小米,也值。”他常这样说。抗战结束后,他没去当干部,而是回到被炮火碾过的土地,琢磨着“怎么让乡亲们填饱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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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春天,西铺村二十三户贫农陷入绝境:二百三十亩瘠薄山坡地,一张破木犁,再加一头被四家合伙“拆”成三条腿的驴,全村囊中羞涩。王国藩却拍着胸脯说:“咱把地、牲口、种子都凑到一块儿,成不?”质疑声不小,“大伙都穷,还合啥社?”可他硬是磨破嘴皮,把人凑齐,成立了西铺农业生产互助小组。那一年,他们收成翻了近一倍,队里第一回在腊月杀年猪,鞭炮声震得山雀乱飞。
增产的秘诀不玄乎:轮作、改土、积肥,外加一条被“众筹”的新水渠。王国藩白天挥锄,夜里点灯抄写技术要点,在墙上挂起黑板教社员识字,还请县里农技员驻社办讲习班。有意思的是,他给全社立了三条规矩:一是挣工分要凭力气,绝不走人情;二是社里决策要摆到当众说;三是社员没粮了先从集体仓里支取,秋后照数补回。规则一出,干劲就像开了闸的水,直往地里涌。
1955年底,西铺被批准升级为“高级社”。验收那天,县里干部数着一袋袋小米,忍不住问:“你们这地不打粮也饿不死人了吧?”王国藩呵呵一笑:“再过三年,让乡亲们都穿上棉袄!”这句豪言传到北京,被写进《勤俭办社》的按语;不久,《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里也出现了“西铺经验”。毛主席批注:“艰苦创业,足资借鉴。”
从1959年国庆到1973年党的十大,毛主席先后十次以上接见王国藩。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1960年春天的那场座谈。主席提到合作化里的一些新问题,停顿片刻,看着他问:“老王,你们那头‘三条腿的驴’现在怎样?”王国藩憨笑,“主席放心,早换成拖拉机了。”屋里一片笑声,气氛顿时活络。那一回,他被安排住在中南海西校场招待所,一床被褥睡得比窑洞舒服多了,他却连夜记笔记:“莫忘本色,莫离土地。”
风云易变。进入七十年代,一场风暴席卷全国,王国藩也未能独善其身。由于直言不讳,他被归为“有严重路线错误”,1978年春,被免去中央委员及一切职务,再次成为“普通农民”。有人唏嘘,他却淡然收拾行囊返乡,在自家土屋里挂起那幅主席赠送的“为人民服务”,像什么都没发生。乡亲们来劝,他挥挥手:“干部不是铁饭碗,当不了官还能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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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故土,他又琢磨起水利。西铺年年涝旱,他挨家挨户做工作,凑材料、抬水泥,硬是在三年里挖通了二十多公里山渠。村里老人回忆:“那会儿他蹲在渠边,裤脚卷得老高,一铲一铲扔土,跟年轻人比力气。”1984年,遵化县水利局请他当顾问,批了副县级待遇。他照领工资,却坚持每天下田,“顾问也是干活的人,可不是坐屋里吹风。”
王国藩一辈子没离开过那片贫瘠的黑土地,家里至死都是土炕土墙。他常说:“咱要是把自己当首长,乡亲们就跟咱隔心;把自己当庄户,干什么都顺当。”在他的主持下,西铺不仅解决了温饱,还办起养猪场、果木园,村民人均收入在八十年代中期翻了数番。
1994年冬,七十五岁的王国藩病重。老伴掀开被角,他仍攥着一本翻烂的《农村调查》。病榻前,有人问他最难忘哪件事,他用微弱的声音答:“还是那头‘三条腿的驴’,它让我懂得,人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再难的坎也能迈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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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西铺村的沟壑已绿树成荫,那条老渠仍在蜿蜒。每年春耕时,村口的石碑前总有人停下脚步,摸一摸碑上“王国藩创办西铺社旧址”几个字。老百姓的敬意质朴却深沉:鞭炮、麦香、笑声,都是对那位倔强老农最真切的褒奖。
王国藩没有统帅的头衔,却在田垄间打赢了一场特殊的“粮食仗”。他的经历告诉世人:国家强盛要靠干,农村富裕更要靠干;手里的锄头挥好了,一样能留下闪亮的战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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