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坚法师：试论中国佛教圣地信仰与实践——以名山圣境生态保护为核心

试论中国佛教圣地信仰与实践

——以名山圣境生态保护为核心

中国佛教圣地信仰，是佛教传入中国后，与本土五岳崇拜、昆仑信仰、道教洞天福地思想深度融合的产物。其以名山、圣河、圣迹、圣树等为载体，形成兼具宗教意蕴、民族情怀与生态智慧的体系。

一

引 言

佛教圣地作为信仰的物质载体，在世界佛教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与印度佛教四大圣地（蓝毗尼、菩提迦耶、拘尸那迦、鹿野苑）以佛陀生平圣迹为核心的形成逻辑不同，中国佛教圣地信仰自诞生之初便深深植根于本土文化土壤。从四大佛教名山到各地祖庭道场，从圣河沿岸的修行胜地到古树名木环绕的古寺群落，中国佛教圣地不仅承载着宗教修行、祖师纪念的核心功能，更通过数千年的实践积淀，形成了独特的生态保护传统。这种将信仰实践与自然守护相结合的文化形态，既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的生动体现。探讨中国佛教圣地信仰的根源、演进与实践，尤其是其蕴含的生态保护理念，对于挖掘传统文化当代价值、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二

中国佛教圣地信仰的文化根源

中国佛教圣地信仰的形成，并非外来宗教文化的简单移植，而是建立在对本土文化传统的吸收与重构之上。先秦时期形成的五岳崇拜、昆仑崇拜，以及道教发展出来的洞天福地思想，为佛教圣地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原型与精神内核，促成了佛教信仰与本土民族情怀的深度契合。

（一）五岳与昆仑崇拜

中国古人对自然山川的崇拜由来已久，五岳体系的形成与昆仑神话的流传，构建了华夏民族早期的地理神圣观。五岳（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作为华夏大地的地理标识，被赋予了沟通天地、承载国运的神圣意义，历代帝王的封禅大典更强化了其政治与文化象征价值。昆仑山脉则在神话叙事中被视为“万山之祖”“天帝之都”，成为连接人间与仙境的精神枢纽。这种将特定山川神圣化的思维方式，为佛教圣地的选址与建构提供了重要参照——佛教传入后，僧人往往选择清幽雄奇的名山建立道场，正是延续了本土“山为神圣居所”的文化认知。例如，五台山作为文殊菩萨道场，其“华北屋脊”的地理格局与五岳的神圣性建构逻辑一脉相承；峨眉山、普陀山、九华山等也均以其独特的山川形胜，成为佛教与本土地理崇拜融合的典范。

（二）道教洞天福地思想

道教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洞天福地”体系，进一步丰富了中国传统的圣地文化内涵。道教将天下名山大川划分为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认为这些地方是神仙栖息、修行成仙的理想场所，其核心思想在于强调自然环境与宗教修行的共生关系。这种“择佳境而居”的空间选择理念，与佛教“阿兰若”（清净处）的修行传统不谋而合。佛教传入中国后，不仅在道场选址上借鉴了洞天福地的清幽特质，更在空间建构上吸收了其“自然与人文共生”的理念——寺庙建筑依山而建、与自然相融，不破坏原有生态格局；圣迹的划定则以保护自然景观为前提，形成了独特的佛教自然生态观。例如，普陀山作为观音菩萨应化道场，其岛屿格局与道教东海仙山的意象相契合，而山中寺庙、庵堂的布局则充分尊重地形地貌，成为佛教与道教空间理念融合的典型。

（三）民族情怀的圣地信仰

中国佛教圣地信仰的形成，始终伴随着民族文化认同的建构。从魏晋南北朝时期“沙门不敬王者”之争的调和，到唐宋时期佛教与儒家伦理的深度融合，佛教逐渐从外来宗教转变为承载华夏民族情怀的文化载体。佛教圣地作为这一融合过程的物质见证，其神圣性不仅源于宗教教义，更源于其与民族历史、文化记忆的深度关联。例如，九华山作为地藏菩萨道场，其“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信仰内核，与华夏民族“忧国忧民、济世救人”的文化精神相契合；历代文人墨客在圣地留下的诗词游记、碑刻书画，更将宗教信仰与家国情怀、山水审美融为一体，使佛教圣地成为兼具宗教价值与民族文化意义的人文高地。

三

佛教中国化进程中圣地信仰的演进

佛教传入中国后，历经千年的本土化改造，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圣地信仰体系。这一体系以“菩萨道场”“祖师祖庭”为核心，以名山、圣河、圣迹、圣树等为载体，通过教义阐释、实践传承与文化积淀，构建了多层次、立体化的信仰空间，实现了宗教信仰与本土文化、自然环境的深度融合。

（一）修行道场体系的形成

中国佛教圣地信仰的演进，首先表现为道场体系的不断丰富与完善。早期佛教圣地多以译经场、祖师弘法地为核心，如洛阳白马寺、西安大慈恩寺等，其神圣性主要源于宗教活动的历史积淀。随着佛教与本土文化的融合加深，以“菩萨应化”为核心的名山道场逐渐成为圣地信仰的主流形态。四大佛教名山的形成是这一进程的标志性成果：五台山为文殊菩萨道场，象征“智慧”；峨眉山为普贤菩萨道场，象征“行愿”；普陀山为观音菩萨道场，象征“慈悲”；九华山为地藏菩萨道场，象征“大愿”。这四座名山分别对应佛教“悲、智、愿、行”的核心教义，形成了相互补充、体系完整的信仰格局。

除四大名山外，中国佛教还形成了众多特色道场，进一步丰富了圣地体系：福建支提山作为天冠菩萨道场，以“支提佛国”的圣名流传；重庆金佛山作为燃灯古佛道场，承载着“过去佛”的信仰记忆；大势至菩萨道场狼山、弥勒菩萨道场雪窦山等，与四大名山共同构成了覆盖全国的佛教圣地网络。这些道场或因菩萨应化传说，或因祖师驻锡传承，或因宗教文物遗存，均成为信众朝拜的核心场所，而每一座道场的形成，都离不开与当地自然环境、文化传统的深度结合。

（二）信仰载体的拓展

中国佛教圣地信仰的另一重要演进，是信仰载体从单一人文圣迹向多元自然圣境的拓展。在佛教教义与本土“天人合一”思想的共同影响下，圣地信仰不再局限于寺庙、祖师故居等人工建筑，而是延伸至名山、圣河、圣树、奇石等自然景观，融合了传统文化“万物有灵”的信仰认知。

圣山是信仰载体的核心，除四大名山外，云南鸡足山、浙江天台山、江西庐山等均因佛教文化积淀而成为圣山，其山川形胜被赋予宗教象征意义——山之高象征修行境界之高，水之清象征心性之纯净，林之幽象征禅境之深邃。圣河则以其滋养万物的特质，成为信仰与生态融合的重要载体，如长江、黄河沿岸的诸多渡口、滩涂，因僧人修行、信众朝拜而成为圣迹，信众对河流的敬畏与保护，实则是宗教信仰与生态保护的有机结合。圣树与古树名木更是圣地信仰的重要象征，佛教视树木为“佛法传承的见证”，如菩提树枝繁叶茂象征“觉悟”，松树、柏树象征“修行的坚韧”，许多寺庙都有千年古树，被信众视为“神树”加以保护，形成了佛寺与古树的共生关系。

（三）人文内涵的积淀

中国佛教圣地信仰的演进，始终伴随着人文内涵的不断积淀。历代信众、文人、僧人在圣地的活动，为其注入了丰富的文化元素，使圣地从单纯的宗教修行场所，转变为承载文学、艺术、历史记忆的文化高地。

文人墨客的参与是人文内涵积淀的重要动力。从谢灵运的山水诗到苏轼的题咏碑刻，从徐霞客的游记到八大山人的画作，无数文人在佛教圣地留下了作品，这些作品既赞美了圣地的自然之美，又阐释了佛教的禅理智慧，使自然景观与人文精神相互辉映。例如，普陀山的“普陀十二景”不仅是自然景观的集合，更因历代文人的题咏而被赋予深厚的文化意蕴；九华山的化城寺、肉身宝殿等圣迹，在诗词散文的渲染下，成为“地藏信仰”与“山水审美”融合的典范。

此外，宗教仪式、民俗活动的传承也丰富了圣地的人文内涵。信众的朝拜活动、寺庙的法会庆典、与圣地相关的民间传说，共同构成了圣地的文化生活场景。这些活动既强化了信仰的凝聚力，又促进了文化的传播与传承，使佛教圣地成为连接宗教、文化、民俗的重要纽带。

四

中国佛教圣地信仰的生态实践

中国佛教圣地信仰的核心价值之一，在于其将宗教教义与生态保护实践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自然保护传统。在“不杀生”“慈悲为怀”“天人合一”等理念的指引下，圣地信仰通过禁忌规范、行为约束、文化传承，构建了一套立体的生态保护体系，为古代社会的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平衡维护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禁忌与规范：生态保护的制度保障

佛教圣地信仰通过一系列禁忌与规范，为生态保护提供了制度层面的保障。在佛教“不杀生”教义的基础上，圣地普遍形成了“禁猎、禁伐、禁渔、禁焚”的禁忌的——禁止在圣地范围内猎杀动物、砍伐树木、捕捞鱼类、焚烧山林，将圣地划定为“生态保护区”。例如，五台山、峨眉山等名山道场，历代都有“山禁”规定，禁止随意砍伐树木、破坏植被；普陀山、鼓浪屿等海岛圣地，禁止捕捞海洋生物，保护海洋生态。这些禁忌并非单纯的宗教戒律，而是通过宗教权威转化为全民遵守的行为规范，形成了“敬畏自然、守护圣地”的社会共识。

除了普遍禁忌外，圣地还形成了针对性的保护规范。对于古树名木，寺庙通常会设立“护树碑”，明确保护责任；对于河流泉水，禁止污染、堵塞，视其为“圣泉”加以呵护；对于珍稀动物，视为“灵性之物”，加以善待与保护。这些规范通过师徒传承、民间教化的方式代代相传，成为圣地生态保护的重要制度基础。

（二）佛教生态保护的具体举措

在禁忌与规范的指引下，佛教圣地开展了一系列具体的生态保护行动，形成了“植林护山、蓄水保土、善待生灵”的实践传统。

植林护山是圣地最普遍的生态实践。佛教认为，种植树木是“积功德”的重要方式，许多寺庙都有“功德林”“放生林”的传统——僧人及信众通过植树造林，既美化了圣地环境，又起到了保持水土、涵养水源的作用。例如，九华山历代僧人坚持植树，使山区植被覆盖率长期保持在较高水平；普陀山的寺庙组织信众种植松树、樟树等，形成了“寺在林中，林护寺”的生态格局。此外，寺庙还会组织专人看护山林，及时扑灭山火、防治病虫害，确保植被的健康生长。

蓄水保土是圣地生态保护的另一重要举措。佛教圣地多位于山区，水土保持至关重要。寺庙通常会修建蓄水池、引水渠、梯田等设施，既满足自身用水需求，又防止水土流失。例如，峨眉山的寺庙利用地形修建了众多蓄水池，收集雨水用于灌溉与饮用；五台山的僧人在山坡上开垦梯田，种植农作物与药材，既避免了陡坡开垦导致的水土流失，又实现了土地的可持续利用。

善待生灵是圣地生态保护的核心实践。佛教“慈悲为怀”的理念，促使信众与僧人善待圣地范围内的动物，形成了“人与动物共生”的生态场景。在圣地范围内，动物受到保护，不被猎杀、伤害，许多鸟类、兽类在寺庙周边栖息繁衍，与人类和谐共处。例如，普陀山的海鸥、峨眉山的猕猴，都因受到善待而成为圣地的“灵性象征”；许多寺庙还设有“放生池”，信众通过放生行为表达对生命的尊重，同时也促进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三）生态伦理的全民教化

佛教圣地信仰通过文化传承，将生态伦理转化为全民的自觉意识，实现了生态保护的长期传承。圣地的宗教仪式、民间传说、文化艺术等，都蕴含着“敬畏自然、守护生态”的理念，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信众与当地民众的价值观。

宗教仪式是生态伦理传承的重要载体。寺庙的法会、朝拜活动中，僧人会宣讲“慈悲护生”“保护环境”的教义，引导信众尊重自然、善待生命；放生仪式则通过具体的行为实践，强化信众的生态保护意识。民间传说则将生态保护理念融入故事之中，例如，关于圣地古树“显灵”护佑众生的传说，关于动物“报恩”的故事，都在民间广泛流传，成为教化民众保护自然的生动教材。

此外，圣地的建筑、碑刻、楹联等也承载着生态伦理思想。寺庙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理念；碑刻中的“护山文”“禁伐令”，明确记载了生态保护的规定；楹联中的“青山不墨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等名句，则通过文学艺术的形式，传递了对自然之美的赞美与敬畏。这些文化元素共同构成了生态伦理传承的载体，使“保护圣地、守护自然”的理念深入人心。

五

当代价值与启示

中国佛教圣地信仰所蕴含的生态保护理念与实践，不仅是古代社会生态保护的重要智慧结晶，也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在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挖掘佛教圣地信仰的当代价值，对于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丰富当代生态伦理体系

佛教圣地信仰所倡导的“慈悲护生”“天人合一”“敬畏自然”等理念，与当代生态伦理思想高度契合。当代生态伦理学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反对人类中心主义，而佛教圣地信仰早已通过数千年的实践，将这一理念转化为具体的行为规范与生活方式。将佛教圣地信仰中的生态伦理思想融入当代生态伦理体系，可以丰富生态保护的文化内涵，为生态治理提供更具包容性与人文关怀的价值指引。

（二）为生态保护提供实践借鉴

佛教圣地信仰的生态实践，为当代生态保护提供了可借鉴的模式。圣地通过“禁忌规范—行为实践—文化传承”的三维体系，实现了生态保护的长期有效传承，这种“文化引领、民众参与、制度保障”的模式，对于当代生态保护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例如，在生态保护区建设中，可以借鉴圣地“禁伐禁猎”的禁忌制度，建立严格的保护规范；在生态修复中，可以借鉴“功德林”“放生林”的模式，引导公众参与植树造林、物种保护；在生态教化中，可以借鉴圣地“文化传承”的方式，通过民间传说、文化艺术等载体，强化公众的生态保护意识。

（三）促进宗教文化与生态文明融合

中国佛教圣地信仰是宗教文化与生态文明融合的典范，其经验对于推动当代宗教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度融合具有重要启示。宗教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与影响力，引导宗教界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发挥宗教文化中的生态智慧，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例如，鼓励宗教场所开展生态保护实践，建设“生态寺庙”；支持宗教界人士宣讲生态伦理思想，引导信众参与生态保护；挖掘宗教文化中的生态资源，开发生态旅游、文化体验等项目，实现宗教文化传承与生态保护的良性互动。

六

结 论

中国佛教圣地信仰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佛教文化与本土五岳崇拜、昆仑信仰、道教洞天福地思想深度融合的产物。其以名山、圣河、圣迹、圣树为载体，通过教义阐释、人文积淀、生态实践，构建了兼具宗教意蕴、民族情怀与生态智慧的立体体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佛教圣地信仰通过禁忌规范、实践行动、文化传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态保护传统，为古代社会的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平衡维护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当代社会，中国佛教圣地信仰所蕴含的生态保护理念与实践，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我们应进一步加强对佛教圣地信仰的研究与保护，推动其生态智慧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贡献文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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