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少将逃亡台湾途中被俘，笑着和老同学打招呼：我是中央军委的

1946年仲夏，成都春熙路的一家小咖啡馆里，灯光昏黄。穿着笔挺蓝呢西装的李长亨把一卷香烟悄悄塞进桌角暗格，那里面裹着刚从中统档案室抄出的名单。隔着窗，他看见街对面巡逻的宪兵，心跳却并未加速。从十八岁那年埋头学联宣传起，他就明白，地下斗争比枪林弹雨更要冷静。

李长亨1915年生于四川安岳，兄长早年从事学生运动，他在讲义堂后排听多了进步言论，很快与同学周俊烈结识。1936年冬，两人一起去了延安，改名“李唯平”，在抗大短训时埋头苦学。半年后，中央南方局要他以“李碧光”的身份返回四川。他想上前线，却没有犹豫，“服从”一词他记得最牢。

返乡后，他先在县立高小混了个校务主任，表面教书，暗里拉线。可没多久，地方保警开始盯梢，他干脆南下成都。一次饭局，他借着撮合相亲的名义，与两位三青团干事同桌，话锋一转，便主动透露自己“愿为党国效命”。对方眼睛一亮，几周后，一纸介绍信把他送进成都中央军校政治研究班。

奇妙的是，党组织不但默许他加帮结社，还时常叮嘱：“刀尖上跳舞，心底要干净。”李长亨牢记。政研班毕业，他顺势进入中统第三期训练班，在军统和中统之间周旋。两边互相掣肘，他却左右逢源：今天给军统抄写简报，明天把复写底稿交给地下交通员。靠这一手，他换来了中统“可靠干才”的评价。

1947年春，成都、重庆大逮捕风声鹤唳。李长亨坐在机要室，手里那份“抓捕要犯名单”像烙铁一样烫，他咬牙把半数名字划掉，另一半硬生生背了下来，深夜交给接头员。次晨搜捕开始，多名骨干得以提前转移，这一役让他在情报战史上占了浓墨一笔。

战场形势急剧逆转。1948年底，李长亨被召到南京。那时的国民党部队溃不成军，谁都怕带兵，他却主动领命出任45军312师副师长。外人以为他是求升迁，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他另有使命：削弱戒备，为解放军渡江铺路。于是便有了招募新兵不及训练、火炮散件缺失、电台频段混乱等“低级纰漏”，都被他装作无意办成。

1949年4月，东风吹拂，百万雄师横江而下。45军先是97师起义，紧跟着102师、312师被打得七零八落，一路向南狂奔。李长亨的算盘是混到台湾再作长谋，可俗话说“船到江心补漏迟”。4月末，他在宁杭公路口被华东野战军的一个营切断退路，最终束手就擒。

俘虏队伍里，李长亨不慌不忙，目光在人群中搜索。忽然，他看见一个熟悉的背影——八十八师补训团长钱申夫。两人曾同住窑洞，如今一身解放军军服、一身国军将官呢子大檐帽，尴尬又亲切。李长亨快走几步，压低嗓音：“老钱，是我，中央军委的人。”钱申夫愣住，一时没想起那段延安旧事。李又补一句暗号，两人交换了一个眼神，才算对上号。

此后事情发展很快。钱申夫连夜向三野前委转报，电报发京师。四十八小时后，中央军委回电：“速送李长亨北平。”原本谨慎的战俘审查，因这纸电报戛然而止。至此，长达十三年的潜伏生涯宣告结束。

潜伏不是电影镜头里夸张的藏匿与枪声，它更像每日重复的麻木生活：穿帮会长衫，打酒楼交际，隔三岔五写“忠党爱国”文章，同时在蛋糕夹层里藏微缩胶卷。李长亨做惯了这种双面人，连妻子赵蜀芳也只当丈夫是能干的中统干部，直到1950年新政府统一登记，她才知道自己嫁了个共产党。

他留下的手稿原本很完整，可在动荡中毁去大半，现在能见的照片只有两张，还是洗印模糊的半身像。档案专家感慨，许多细节已无法考证；但有一点毋庸置疑——从川西小镇的中学生，到国军少将，再到中央军委特别召回人员，这条曲折的暗流，为胜利节约了无数时间与生命。

1956年，他被安排到国防部情报部门，继续低调做事。有人问他最危险的一刻，他笑答：“危险？那次在前线被俘，正好省了船票去台湾。”爽朗一句，把浓墨重彩的风浪轻描淡写。

历史书往往记录战役的炮火与旗帜，却很少写到这些背影连着后方补给线般的无声功勋。李长亨的故事提醒人们：一场胜利不只来自正面冲锋，还有暗夜灯下的针线活。没有那成百上千个像他一样在敌营里操刀的人，渡江不会那么顺畅，南京也不会那么快城头变幻。

他曾自嘲：“用过这么多名字，还是喜欢‘黎强’。董老起的，好记，也算对得起这条命。”如今再提“黎强”，知道的人不多了；可在一份份已解密的情报归档表上，“供者：黎强”依然醒目，那是硝烟散尽后最硬朗的落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