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若没有周恩来的四封信，新四军战士极可能被国民党杀害

1949年4月23日下午，东风阵阵吹过南京石头城，城楼上“打倒蒋介石”的标语还在晃动。人群里，一个面容消瘦的中年人攥着一张发黄的报纸，眼眶通红，他叫李觉，三年前被关进苏州司前街看守所时才三十三岁。

炮声渐远，回忆却汹涌而来。那张报纸正是他在狱中读到的《中央日报》，头版黑字写着：“周恩来先生为李觉等人缓颊”。印刷油墨已斑驳，字迹仍刺眼，像一声炸雷，把绝望撕了个口子。

时间拨回到1946年1月，苏南小镇黄桥的梅林寺寒风刺骨。李觉带着五名武工队队友刚合衣躺下，寺里老和尚已偷偷溜到保安队报信。天没亮，三十多条枪口围了进来。“不能坐以待毙！”队长金瑞生只丢下一句话，率先冲出窗子。短促的枪声过后，他倒在廊下，鲜血和僧袍的灰尘混在一起；李觉和战友杨阿考被捆了个结实，从此踏进国民党监牢。

同年5月，陪都重庆结束短暂使命，国民政府迁回南京。中共代表团随即入驻梅园新村，房子少，警哨多，暗桩明桩把小巷堵得死死的。30号院里，周恩来刚安顿下电台和文件柜，满桌的双十协定条文还没翻完，一桩意外闯进门口。

7月一个闷热午后，一位布裙妇女抱着孩子被卫兵挡在外面。她急得直哭：“我找我大哥，姓周。”哨兵半信半疑，一把推开。此刻，周恩来身边的通讯员小李正巧出门，看见情形便迎上去，“快请进，首长在等你。”短短一句，对话就此打住。

妇女名叫宿惠芬，篮子里整整三十个麦饼，一一掰开才摸出一封油纸包着的密信。周恩来拆开，墨迹因面粉渗水略显模糊，却不影响他迅速捕捉到几个关键信息：苏州、死刑、李觉、杨阿考、滕小良、郑重。

读完信，他沉默良久，只对宿惠芬说了四个字：“必救诸君。”一锤定音，随后就是行动。

7月19日，第一封信写就。周恩来在信里称李觉等人“复员归乡，遭诬陷羁押”，交邵力子转呈江苏省主席王懋功，要求“即予释放”。话不多，却掷地有声。

风声很快传回苏州牢里。得知周恩来出手，囚室里炸开了锅。李觉压低嗓门对难友说：“外面有人管我们了，撑住！”随后三百多名被囚的同志发起绝食，三天水米不进，高唱《国际歌》，震得砖墙回响。

8月初，回信如石沉大海，更坏消息却先一步传来——李觉、杨阿考、郑重、滕小良被判死刑。周恩来拿到名单时，当晚就在30号的煤油灯下写下第二封信，语气冷峻：“若执意杀人，势将影响敝方对贵方被拘人员之处理。”短短一行，分量却重如山岳。

压力传导，一路到孙洪霖、韩焘案头。处决令被暂缓，但四人仍戴着沉重手铐。国民党机关算尽，想把人吊着，作为谈判的筹码。

9月，周恩来第三次落笔，只写一个人名——滕小良。“与此案无涉，即请释放。”吴县地方法院置若罔闻。11月，他接着寄出第四封硬气公函：“请贵院迅予放人，经维司法尊严。”四封信，剑拔弩张，把对方的退路堵得死死的。

与此同时，苏州看守所内的秘密联络不断。周恩来派出的交通员在菜篮和棉被夹层里送进报纸、药品和纸笔。牢里的人写日记、抄歌词、讨论局势，硬是在铁窗后建起一个“地下夜校”。

1947年11月，形势骤变。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大举内战。中共代表团撤出南京前夜，周恩来叮嘱助手：“继续盯住这几位，南京丢了也要把人带回来。”一句话，后来真成了预言。

解放战争节节推进，1949年初春，华东野战军兵锋逼近长江。3月21日，苏州城头尚飘挂青天白日旗，监狱却先乱了：省高院突然批示减刑，李觉二十年、郑重十五年、滕小良七年，全数转为看守。越狱似的轰动未见，却有悄悄流出的消息——“大军来了，快准备。”四月，牢门洞开，众人被押往江北途中，一夜炮火，守卫弃械奔逃，囚车人去镣存。

再度站在自由天地的他们冲向前线，有人加入渡江先遣队，有人进入苏州军管会。李觉直奔南京，寻到梅园新村时，院落空空，门口挂着“渡江支前指挥部”木牌。他抚摸斑驳砖墙，轻声自语：“没有那四封信，哪有今日？”话音被风吹散，只余一纸老报在掌心轻颤。

后来，李觉被调入江苏省军区，杨阿考回到家乡组织民兵，滕小良、郑重也各自投身地方建设。档案里，他们的刑期一栏有重重的批注：“周恩来四致函件，改判后释放”。

他们的人生因此改写，而这笔账，历史已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