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回忆：“西安事变”前后争取东北军

本文转自《新周报》，据《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刘培植/文

导读：“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三省沦陷。国民党蒋介石对外实行不抵抗主义，对内继续疯狂“围剿”我工农红军。东北军虽然也曾参与围剿红军，但它在国民党内深受歧视，同蒋介石的矛盾由来已久。为此，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决定，争取东北军共同抗日。

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

李克农

为了争取东北军，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副主席亲兼主任，李克农、朱理治等协助工作。在周副主席亲自指导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成立训练班，培训做东北军工作的干部。

与此同时，把在此前几次战役中俘虏的东北军三个师的中下级军官120余人，集中在瓦窑堡，成立了“解放军官学习班”（即“白军军官连”）。中央领导同志亲自讲课。毛泽东在讲课中讲了党的优待俘虏的政策，指出：“拿着枪是敌人，放下枪就是朋友”；博古讲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和抗日的形势；邓颖超驳斥了国民党诬蔑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谣言；彭德怀揭露了蒋介石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卖国阴谋。我们党不仅在政治上不歧视他们，在生活上也给予优待，在吃的穿的方面，他们都比红军官兵要好。

革命烈士高福源

通过教育，俘虏军官的思想和政治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他们纷纷加入“抗日同盟会”，个别人还加入了共产党。组织上给他们发了路费，让他们回到东北军去。周副主席、彭总还亲自找高福源（注：东北军某团团长，被俘后成为中共党员）谈话，交给任务，派他回东北军，向张学良、王以哲等重要将领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与此同时，周副主席又指示在党的活动分子中，挑选政治可靠、勇敢坚定的同志，以红军代表名义，秘密派往东北军的所属部队，做中、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和秘密建党工作。我（注：本文作者刘培植）当时任陕甘晋苏维埃政府和省委白区工作部副部长，也被派去做争取东北军的工作。

在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之后，周副主席派我去陕西洛川做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中将和105师（注：军的编制，后改为四十九军）师长刘多荃中将的工作。刘多荃代表王以哲在洛川县飞机场秘密接见我，答应了我们提出的三个条件：一是停止对红军进攻，万一进攻，枪口朝天上放；二是万一蒋介石命令要进攻时，进攻前要先通消息；三是互派代表来往，建立联系，苏区被封锁，物资困难，设法替红军从西安购买补给一批军用物资。

我回到苏区后不久，王以哲、刘多荃信守诺言，在敌人封锁特严的情况下，从西安给我军买运了40辆大卡车的军用物资，为我红军解决了全军冬装困难问题。

红军与东北军协商打假仗

1936年春，周副主席派我去洛川，进一步做王以哲军长、刘多荃师长和几个旅长的工作。我化装成军官，换上东北军军服，去到105师（张学良的卫队师）。一位副官长接见了我。我当时不熟悉国民党军队里下级见长官的礼节，见副官长时没有立正，引起了怀疑。该副官长暗中通知政训处主任密报蒋介石。这时，王以哲、刘多荃不敢接见我。我被看押了21天。

刘多荃

一天半夜，看守连长突然叫起我来，说是要请我吃饭。我以为是杀人前吃一顿“断头饭”，没料到是刘多荃师长要见我，他一见面就歉然道：“刘老弟，对不起你……”后来我才知道，这次我被扣押，不是王以哲和刘多荃的本意。我于当夜脱离虎口。

1936年夏秋间，蒋介石飞抵西安，下了消灭我军的反动命令，并要把东北军全部从陕北苏区南撤，开往甘（肃）、宁（夏）省境以南，阻拦我红一、二、四方面军的大会合。

由于形势的变化，周副主席指令我随东北军六十七军和105师南下，然后再去红一方面军彭德怀同志身边工作，当中央的联络员。

抗日英烈王以哲

我飞马去洛川见王以哲军长和刘多荃师长。王军长当时有些屈服于蒋介石的压力，以为红军真的不行了，可能被“一网打尽”，所以态度动摇，对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信心不足。对此，我给他做工作，要他们相信红军是有力量的，要坚定西北大联合的信心，不要上蒋介石的当。尽管王以哲动摇不定，但对红军仍持友好态度。

红一方面军的司令部设在宁夏豫旺、固原两县交界处七营子对面的一个土围子里。我来到了彭总身边，彭总分配我在政治部工作。

此后不久，马鸿逵的白团两个步兵营被我军团团围困在豫旺堡，马家骑兵也遭到我红军的不断打击，损兵折将。这时，蒋介石令东北军（刘多荃指挥）解救，借以考验东北军的行动。当时，东北军感到左右为难，要解救就要与红军打仗，不解救又不好向蒋介石交代。

这时，彭总指示我去甘肃平凉（东北军六十七军和105师驻地）约请王以哲、刘多荃与固原县骑兵军部的何柱国，商量停战事宜。我抓住东北军当时的矛盾心理，对刘多荃等人说：“为了给你们留面子，好交差，我们准备让开一条路，你们去把白团接走。”

举棋不定的东北军当然高兴，双方达成了东北军与红军打假仗的君子协定。打仗那天，东北军官兵从上到下都知道是打假仗。我方主动让开去豫旺堡的大路，放敌人出来，让东北军把白团接走。

白团走了以后，我们在大路两旁贴标语，送开水，唱歌演戏，夹道欢迎东北军，对东北军表示友好，进行广泛的政治宣传和争取工作。事后，西安国民党报瞎吹他们的“战功”，说是消灭了“共匪”多少人，胜利突围，真令人好笑。

在东北军内秘密发展党员

一天，张学良来电报，让刘多荃和骑106师师长白凤翔急赴西安，我预料要出什么事情。果然，当天晚上，东北军、西北军发动了西安事变，在临潼华清池把蒋介石抓起来了。事变的第二天我就赶到西安，去到刘多荃的公馆。刘陪我到金家巷张学良公馆，由张学良的秘书应德田带我见了周副主席。周副主席指示我参加西安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工作。

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停止内战。当时，红军、东北军、西北军（注：杨虎城所部17路军）实现了三位一体的大联合。但是，蒋介石被释放后，将伴送他回去的张学良将军囚禁起来，并对西北的三位一体采取了军事压迫和政治分化双管齐下的方针。

东北军东调后，我党争取东北军的工作又不得不从公开转入秘密。过去设立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撤销了，重新以军为单位建立党的秘密组织，独立作战。

1937年3月，我奉命暂时离开红军部队，随东北军东调去安徽、河南、江苏、山东，参加由抗日先锋队改编的110师和五十一军党的工作。我们遵照组织的指示，在东北军秘密发展党员。

当时，国民党特务猖狂，许多人在政治上动摇不定，我们发展党员就很不容易，唯恐找错了对象而暴露党的组织。我们派进去的党员同志一般都是当兵的，或者职务很低。当兵的发展当官的，下级发展上级，就更困难。为选准发展对象，我们细心地与发展对象接触，经过反复观察，确定好对象，再经组织批准，才去“捅窗户纸”。

尽管发展工作很艰难，但由于我党在全国人民和广大官兵中的威信很高，一些发展对象愿意暗中主动靠近我们，往往一拍即合。113师677团团长王协一、113师34旅旅长张炳南先后被发展为党员，还有一批营长、连长、排长，也都是相互发展或由战士发展成党员的。

东北军的五个军都分别建立了中共党的领导机构和组织，三个军建立了工委，在东北军中发展党员约近千人。

蒋介石阴谋搞垮东北军

国民党蒋介石对东北军越来越不信任，一直想暗算它，搞垮它，这一险恶的目的，最后部分地实现了。

1937年冬天，东北军六十七军（注：西安事变时和红军关系最好的一个军）在上海抗战失利，蒋介石借机要搞垮这个军，不补给、不增援，以致该军全军覆没。

东北军四十九军被东调西调，在江西会编缩编后，也被吞灭了。

在国民党顽固地推行消灭东北军的反动方针和我党正确政策的影响下，五十七军的111师于1943年8月3日起义，师长常恩多把他的部队交给八路军，成立了我山东滨海军区（解放战争初期改为一纵队）。

东北军五十三军的一部分人，则在吕正操等同志的领导下，后来成立了冀中军区，坚持了平原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