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深秋,北京西山脚下一间简朴的招待所里,几位参加对越自卫反击作战总结会的老兵围坐在一起。有人提起山东渤海老区的支前故事,时任总参谋部副部长的迟浩田放下茶杯,轻声吐出一句:“流坡坞,王大娘。”众人一怔,没人听过这个村名。那天夜里,老人们围着火炉听迟浩田讲了很久。二十九年后,也就是2008年9月,他终于踏上了那片记忆里的土地。
2008年9月26日清晨,滨州黄河大堤薄雾未散。车队驶进市区时,迟浩田先问随行干部:“鸿济医院旧址还在不?”语气像检点行军路线。众人忙点头答复,心里却嘀咕,这家战时医院解放后早就拆迁,只剩几棵老杨树。迟浩田笑了:“有树就成,树也记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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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往回拨到1947年7月,南麻临朐战役打得正猛。时年十八岁的迟浩田带一个排,冲到山坡顶,左腿被子弹洞穿。止血带勒紧,他拖着残腿继续指挥冲锋。卫生员和通信员想抬他下去,他摆手:“先把敌人压下去,再管我。”几句粗话,硬是把担架队赶回阵地。
夜色降临,支前民工把他从血泊里抬出。一路颠簸,高烧、脓血、恶臭,医生准备截肢。小伙子睁着通红的眼睛喊:“别锯!我要两条腿回去。”张云逸副司令赶来拍板:先保守治疗。就这样,迟浩田被送到黄河南岸,又换上牛皮筏子横渡大河,最终进了北镇鸿济医院。
床位紧张,少壮伤员要继续北转,目的地是阳信西部的流坡坞村。牛车颠了一夜,黎明时分,一排青砖小院出现在玉米地尽头。王大娘站在门口,怀里揣着半包棉花,见伤员下车,忙迎上来:“快屋里歇歇,喝口热水。”迟浩田咬着牙,竟叫了声“娘”,那一刻泪水直流,谁也没笑他。
王大娘五十六岁,家里男人常年不在,院子却干净得能照人。她把最宽敞的东屋腾出来,又把三只老母鸡当成“摇钱树”,鸡蛋全给伤员补身子。迟浩田吃不下,王大娘剥了蛋壳往他嘴里塞,还训他:“不吃?那娘心里难受!”话糙情真,小伙子只得咽下热乎乎的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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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伤口刚好合拢,迟浩田就扶着门框练走路。王大娘流着汗陪在旁边,嘴里碎碎念:“慢点,再慢点,别扯着肉芽。”傍晚,她把竹椅搬到门口,让他坐下晒腿。晚风吹过,远处蛙声一片,兵和娘都沉默。乡亲送来脆瓜、小米窝头,一声不响放在桌上,转身就走,怕他鞠躬道谢。
日子一晃三个月。能丢掉拐杖那天,王大娘蹲在灶前抹泪:“队伍又添硬骨头,可惜我家孩子还没消息。”迟浩田心里一揪,突然跪下磕头:“娘,打今天起,我就是您儿子。”王大娘捞他起来:“傻孩子,早就是了。”
1947年11月,部队派人来接。乡亲们把小院围得水泄不通,有人悄悄把五斤小米塞进行军袋,有人拍他肩膀:“杀敌要紧,命更要紧。”王大娘塞三十块大洋,他死活不收。等到青州集结,发现钱又躺在挎包里,旁边还多放了双手缝布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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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济南、淮海、渡江、上海战役,迟浩田两条腿都在,荣立三等功两次。可流坡坞与王大娘的消息却断了线。1952年,他从朝鲜归来,托人四下打听,却因区划变更走错方向。等真正查清,老人已于春天病逝,儿子牺牲在平津战役。他听完一声闷响砸在桌面,茶杯碎了没人回头。
此后几十年,迟浩田逢年过节常给阳信县写信,要求替王大娘立碑。1985年,渤海革命老区纪念园筹建,老将军批条:“请把王大娘列入支前模范名录。”落款遒劲,末尾多写一句:“儿子迟浩田,一九八五年八月。”
再把时间拨回2008年9月27日午后,滨州中海湖畔。陪同人员安排了简短座谈。有人提起城市规划,他忽然沉默许久,说:“先别谈这个,讲讲流坡坞的变化。”李治亭解释,村子已并入流坡集镇,道路平整,家家通自来水。迟浩田点头,眼眶却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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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大巴停在黄河林场旧址。老将军撑着拐杖走进荒草丛,摸到一截残砖,低声嘟囔:“这儿原来是病房门口。”随行军医提醒河风大,他挥手:“当年可没这么多树,晚上蚊子咬得人发疯,却活下来了。”
29日上午,参观完渤海革命老区纪念园,他在陈毅元帅旧照前驻足良久。身边干部小声问:“首长,累不累?”迟浩田笑道:“心里踏实,多看一眼,值!”随后挥笔在留言簿写下八个字:不忘人民,永做子弟。
离开滨州前夜,市领导设便宴。他只喝了两杯黄河啤酒,举杯时轻轻说:“流坡坞的乡亲给了我第二条命,这杯敬他们。”桌上静得出奇,谁也没再劝酒。灯光底下,老人把空杯放下,挺直的肩膀微微颤动,却没有让泪水掉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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