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见京剧演员李炳淑时，因何事对曾希圣说：你还是忍痛割爱吧

一九五九年深秋的一个夜晚，上海戏剧学校的排练厅灯火通明。台上，一个身着青衣的女孩正反复试唱《玉堂春·会审》的西皮原板，嗓音清澈，身段规整，连观摩的老艺人也忍不住频频点头。她叫李炳淑，彼时年仅十七岁，却稳稳把全场吸住。就在这天，几位分量极重的观众也坐在台下：上海市文化局长、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还有刚到沪考察的毛泽东与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至于为何惊动如此阵仗，与其说看戏，不如说是来解决一场“争人风波”。

曲终人散后，上海方面当即表态：绝不能让这棵好苗子返徽。安徽代表随即“据理力争”，理由也简单——这是他们好不容易选送出来的姑娘，应该学成归乡。两方唇枪舌剑，僵持不下。毛泽东听完全部陈情，看了看仍在后台卸妆的李炳淑，笑着对曾希圣说出那句轻松却又意味深长的话：“你还是忍痛割爱吧。”语气温和，却已定下基调：李炳淑留沪深造，身份不属某一省，而属国家。

一句“忍痛割爱”，平息了跨省“拉锯战”，也成了李炳淑命运的拐点。她自幼在安徽宿县长大，父亲是乡医，更是票友。家里短墙半面贴满名角剧照，小姑娘模仿着吊嗓子、踢腿、拿着竹棍耍水袖，一练就是半天。中考落榜，她决心赴宿县京剧团应考，母亲嫌行当“不得体”，父亲却拍拍她的肩说：“有本事，唱吧！”十四岁的孩子就此踏进梨园门。

三年后，上海的专业院校选苗子，李炳淑凭一曲《霸王别姬》片段过五关斩六将，被列入“定向培养”名单。进了大都市，她才发现自己的唱腔缺乏系统训练。名师杨畹农开门见山：“嗓子好，功底荒。”面对质疑，她站得笔挺：“当生坯子从头来，行！”于是晨起五点开嗓，深夜仍在勾脸，嗓音疲惫得说话都发哑。短短两年，她把自个儿炼成了能文能武的青衣尖子。

争人风波后，留在上海的李炳淑迎来更宽广的舞台。六十年代初，周总理筹办京昆实验剧团，要拿出一批新中国培养的青年演员在国内外亮相。李炳淑被点名参演《杨门女将》里的穆桂英，这一折“捧帅”唱做难度极高，她连吃带睡都在戏里打转。一次校场彩排，她一枪挑灯杀出，胡琴才第三弦，她已手到眼到。陈毅元帅略带四川口音地夸她：“小李不简单，台风正！”

文艺方向在六十年代末又起风云。为弥补八出样板戏中缺农题材，上海京剧院接下创作《龙江颂》的任务。最早定的男女主角是李永德和李炳淑的师兄妹，可剧本几易其稿，男书记改成了女支书，角色大挪移后剧组想到了李炳淑。那时的她刚生完孩子不到半年，身体虚弱。导演犹疑，她却一句话打消顾虑：“角色等不得，观众也等不得。”顶着松弛的腹肌、拖着水秀练翻身，她一头扎进了黑龙江的稻田间，五次深入生产队体验生活，从插秧到抡镢头，全程真做。等她回到排练厅，脊背晒成古铜色，举手投足却多了农家姑娘的韧劲。

一九七二年初，《龙江颂》被上海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片子刚在沪上试映，就创下了场场爆满的记录。七月三十一日，中南海接见大厅灯光柔和，毛泽东微笑着迎上前：“小李，好久不见了啊。”他告诉她，这部戏电视放映五回，他全看下来了，还专门数了数“农民的戏份够不够”。临别前，老人家把北京炸酱面往她面前推，说道：“演戏苦，得吃饱。”戏里戏外，都透着关怀。

那一年，全国观众寄来几千封来信，有邮差背袋塞满也送不完的盛况。可是她常说：“我只是唱好自己的行当，光环是观众给的。”她和丈夫李永德犹似同行同德的“并肩刀马”，一个老生，一个青衣，互补又相携。有人开玩笑，说原定男主角被老婆“抢角”，李永德却回一句：“角儿跑不了出我们家门，行当换了戏亮了，也值得。”

八十年代初，全国戏曲院团试行承包，上海京剧团把一台大戏和整个巡演摊子交给这对夫妻。两口子白天排练指点青年演员，夜里还得算预算、谈场租，累得李炳淑胆囊动刀，李永德血糖飙升。幸而市委领导一句“别把好演员累坏了”，承包试点就此搁浅。

晚年，海峡彼岸与欧美侨领多次发来邀请，盼望一睹“梅派新秀”的风采。李炳淑拖着做过手术的身子，坚持把《汾河湾》《红楼二尤》带到伦敦、巴黎、纽约。台下观众里，有白发苍苍的老华侨，也有第一次接触京剧的当地观众，掌声往往要鸣上好几分钟。同行感慨：她一折花旦戏，硬是把“国剧”演成了世界舞台的名片。

二〇〇四年，李永德病逝。此后，李炳淑减少登台，却没离开排练厅。无论上海戏剧学院还是国家京剧院，只要排梅派折子戏，总能见到她在侧台低声提醒学生：“嗓口放正，别抡大了。”质朴话语里，是一辈子对程式和气韵的坚守。近些年，京剧面临市场竞争，她提议多进工厂、军营、乡镇，把折子戏浓缩成一小时“小戏曲”，方便观众“随时点一碗”，可谓接地气又不失传统。

回想当年毛主席那句“忍痛割爱”，不仅成就了一个艺术家的辉煌生涯，也让上海成为她传播国粹的新舞台。如今再翻史料，那场看似偶然的“争人”背后，是新中国尊重人才、礼敬艺术的深意，更是大时代推动个人际遇的生动注脚。李炳淑的舞台灯已渐暗，却留下一段凝固在鼓板与水袖中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