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情报员王超北被叛徒出卖，建国后叛徒莫名身亡，他却为其申冤

1949年10月，北京城的礼花刚结束不久，王超北站在和平门外，风里带着秋意。喜庆的喧声褪去，他却心事重重，因为一份来自西安的黑色档案袋写着熟悉的姓名——李茂堂。这个名字，把他拉回了二十多年的暗夜。

追溯到1925年，河南开封的河堤边，两位年轻人并肩蹲在灯下抄写传单。那时王超北23岁、李茂堂20岁，火车汽笛一响，他们合上油印纸，相视而笑。谁能想到，日后他们会在地下斗争里你追我逃。

1935年春，国民党特务突袭郑州秘密会议，多名同志遇难。李茂堂在混乱中脱身，三日后却被通缉公告逼回原地。他自信能用“以身兑换同志”，结果与会者未得释放，他自己反被关押。半年后，他赫然出现在中统训练班的花名册里，身份已完全倒向敌方。

王超北当时正在洛阳开辟交通站，被捕后戴着镣铐押往南京，审讯室里昏黄的孤灯嗡嗡作响。他对审讯官只说一句：“问你们自己的叛徒去！”几个月后，他趁着空袭混乱逃出，也在心里给李茂堂判了“死刑”。

1941年底，延安派武少文下山寻找王超北。武少文递来一封字迹凌乱的信，署名李茂堂。“我已混进中统机关，可交出胡宗南的机密。”这个字迹让王超北怒不可遏，他当场撕碎信件。武少文沉声提醒：“中央要你亲自核实。”王超北无奈，只得把碎片一张张拾起，粘好交给上级伍云甫。

伍云甫的回答简单：“情报优先，个人恩怨放一边。”王超北生硬地点头，踏上西安那条熟透的窄巷。会面那夜，灯泡忽明忽暗，李茂堂面色灰白，一句“我欠党的，必须还”让空气凝固。王超北没握手，冷冷道：“信不信你，你自己去证明。”

证明来得很快。1945年4月，中央电报命二人赴延安汇报。抵达保安机场时，康生出面宣布：成立西情处，王超北任处长，李茂堂任副处长，并指定王超北为李茂堂重入党组织的介绍人。王超北心里五味杂陈，却没有拒绝，因为他知道西北战场紧接着要翻篇。

同年夏天，李茂堂通过旧同学关系调进胡宗南司令部情报科。档案资料显示，他每天需要翻阅电文百余份，再层层上传。为了掩护身份，他装出烟瘾极大，每隔两小时就往楼道尽头的厕所“抽”一次，实则利用短短几分钟整理情报密码。

1945年8月的某个深夜——胡宗南作战室灯火通明，“抓胖子”行动进入倒计时。胖子是王超北的代号。李茂堂听完部署，突然双目翻白倒地抽搐，白沫涌出，把场面搅乱。随员慌乱扶他去医院。上车的瞬间，他把一张写着“十二点，速撤”的小纸条贴在夹衣缝里交给护送的司机。王超北当晚转移，胡宗南扑空，地下交通线因此得以继续运转。

1946至1948，两人配合转移被捕同志十九人，破获中统密电六组。王超北逐渐接受李茂堂“主动赎罪”的解释，但戒备始终未完全消失。他常说一句话：“地上有影子，地下也有。”

新中国成立后，一切似乎该尘埃落定。然而1951年春，李茂堂被以“严重吸食鸦片”名义收押。检举材料来自西北局内部一位保密干部，指认李茂堂曾在1943年供出两名地下党员。王超北浏览卷宗，发现证据与事实严重不符：时间、地点皆与己方任务记录相悖。更诡异的是，那位检举者翌日失踪，留下未盖章的供词。

1953年2月，李茂堂在看守所猝死，病历写着“长期药物成瘾导致心衰”。噩耗传来，王超北沉默半晌，最终对守卫只说了一句话：“开具死亡证明时，请写清楚具体病因。”王超北心底隐隐觉得，这位曾经的叛徒再被人“处理”一次。

他开始四处查访，先去西北局档案室调卷，再跑南京档案馆比对中统旧档。他找到了1943年的值班日志和密写信件，复原了李茂堂当时正执行运送情报任务，时间与所谓告密完全冲突。与此同时，他找到几名当年的解救对象，记录口述证言，逐字整理成册。

材料一厚摞，他扛着盒子往北京跑，递交总政组织部与最高检。有人提醒他：“老王，过去的事翻出来，容易牵连许多人。”他摆手：“我只要一句公道话。”这句话像钉子钉在案卷封面，谁看谁都绕不开。

1956年秋，中央审核小组结论公布：李茂堂在被捕期间坚持斗争，从未告密，其后为党提供大量重要情报，贡献突出。所谓吸毒和叛变之说皆系不实。甄别结论印发西北各单位，并为其家属安排抚恤。

当天深夜，王超北回到家，取出那封1941年的破旧信件，字迹已模糊。他把信纸摊平，默默点了一支蜡烛。火光下，纸张轻轻卷曲，似乎要诉说另一段无人知晓的暗号故事。

王超北此后再未对外谈及李茂堂，但在训练新一代情报员时，总爱重复一句话：“谁错过，能改；谁流血，需记。我们守的，是事实，不是情绪。”年轻人不一定完全懂，可他们看得出，这位老处长的背影，始终带着一种难以言说的重量与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