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7月的北京午后,教室里闷热得像个蒸笼,成绩榜刚贴出来,毛远新的名字排在最显眼的位置——清华大学录取。周围同学兴奋起哄,他却只是咧嘴一笑,把录取通知书折好塞进书包,仿佛这件事与己无关。
这个十八岁的韶山后辈,自小便知道“保送”两个字在伯伯毛泽东眼里分量很轻。为了证明不是温室里的花,他硬着头皮参加高考,考上后依旧心里打鼓:哈军工才是真正考验硬功夫的地方。
提起“哈军工”,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冷得透骨的松花江和难得一见的尖端设备。对毛远新而言,那所学院更像一座军人的熔炉。于是,他揣着对导弹工程的向往,在开学不到两个月便递交了转学申请。
拿着申请书,他走进中南海的书房。毛泽东正伏案翻阅《吕氏春秋》,听完来意后抬头笑了。“想去哈军工?那得看陈赓收不收你。”短短一句话,既是长辈的鼓励,也是对这位青年决心的再次检验。
陈赓大将当时的脾气出了名:学生不光得成绩好,还得吃得了苦。电话拨通后,他爽朗地回了句:“热烈欢迎!”就这样,毛远新带着一本转学介绍信,北上的火车还没坐热,便又踏上了去哈尔滨的路。
转眼来到1961年初冬,松花江面已结厚冰。哈军工导弹工程系的新生大会上,毛远新坐在最后一排。入校半年,他不仅拿下所有专业课第一,还被推举为班长。自律在这里不是口号,而是每天凌晨五点半操场上的白气与跑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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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成绩并非全部。学院军事化管理严格到极致:被子叠不成“豆腐块”要扣分,拐角跑步慢半拍要重来。一次夜间紧急集合,下达指令后仅给三分钟整装,毛远新扛着步枪第一个冲出寝室。从教官眼里看,这是优秀学员的天然反应;从同学眼里看,这是领头人必须的担当。
追溯这股韧劲,不得不提早年的颠沛。1941年2月,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的夜空寒星闪烁,财政厅厅长毛泽民握着第五个孩子的小手,取名远新,寓意“远在边塞,盼新中国”。然而幸福转瞬即逝,1943年9月,毛泽民被盛世才秘密处决。
那年毛远新才两岁,母亲朱旦华被关进监牢。暗无天日的日子里,她在帽沿夹张纸条写下“爸爸好”,想让孩子留下父亲的印记。这座牢直到1946年6月才打开铁门,131名骨肉分离的共产党人走出高墙,回到延安的怀抱。
5岁的毛远新第一次见到伯伯毛泽东。老人家蹲下身,一把将他抱起,眼圈微红。这份亲情,此后像一把撑开的伞,让他在北京、南昌、延安三地辗转求学,却始终没被风雨淋透。
1951年夏,康克清一句“孩子留给主席吧”,把毛远新带进了中南海。他周末才能去游泳池边找伯伯汇报功课,返校仍照旧按校规行事。毛泽东评他的学习时常说:“考高分易,摸方向难。”于是地图作业、走南闯北的提问接连不断,逼得这个少年从课本跳到山河。
1963年,哈军工导弹工程系的实验楼灯火通明。毛远新在示波器前调试线路,双眼布满血丝。那天深夜,同寝室新兵悄悄问他:“你背后站着的是主席,说实话,压力大不大?”他抿嘴摇头,低声说:“咱们是军工人,先对得起导弹。”一句话憋得那位新兵红了眼眶。
1965年5月,他因阑尾炎复发进京治疗。病床前,毛泽东谈起越南局势,直接问道:“要是部队要人,你去不去?”毛远新回答简短:“敢去。”紧接着,汪东兴送来一堆轻武器,病房里传出清脆的拉枪机声。那个下午,北京城外阳光正好,没人会想到病号还能进行射击急救训练。
毕业分配时,七机部研究机关递来橄榄枝。毛泽东批了“不同意”三个字,理由简单:战士先得当兵,再谈科研。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最终把他送到云南边防炮兵营。二十三岁的年轻人,从学导弹的大学生变成了山林深处的操炮手。
榴弹的后坐力推得人发麻,山谷里回声轰隆。深夜擦炮膛时,他常想起哈军工总装车间那股机油味,也想起伯伯那句“保送算什么本事”。在边关,他渐渐理解到:实验室里的数据,终究要落到前线的炮口,落到士兵的肩膀。
如果时间停在1966年春天,很多人会相信这位韶山后人会把一生交给战场与实验室。可历史拐弯从不打招呼,后来的风雨把他的脚步推向了另一条岔路。此处暂且搁笔,只记得当年转学的勇气,和伯伯那句玩笑似的“看陈赓收不收你”,至今仍像炮声回荡在松花江畔的冰雾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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