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担任中纪委副书记，离休16年后仍骄傲的说：我办的案都是铁案

1979年初冬，北京西郊的风格外硬朗。那一年，中南海里一间并不宽敞的会议室里，几位老干部压低了声音在讨论一件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恢复重建以后，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干部，才能撑得起即将到来的风雨与考验。有人提起一个名字——刘丽英，一个常年在基层摸爬滚打、在沈阳公安战线干出来的女干部。

当时47岁的刘丽英，还只是沈阳市公安局的副局长。她并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已经摆在了中央桌面上。那一年，她过去三十年的经历，被组织从头到尾又过了一遍：出身、经历、操守、口碑，一条条翻，翻得格外仔细。

有意思的是，这一切的起点，远远早于1979年。

刘丽英1932年出生在山东东平，十几岁就经历战乱和动荡。1947年，她加入东北民主青年同盟，跟着组织做青年工作，宣传、联络、动员，一件接着一件。1948年7月，她考入哈尔滨公安干部学校，系统学习公安业务。毕业后，被分配到刚刚解放不久的沈阳市公安局工作，整顿社会秩序、清理旧势力、维护新政权，这些任务一点都不轻松。

时间一晃到了1960年代初。1963年8月，她从沈阳市公安局调到沈阳市委组织部工作，接触干部管理、人事安排，这一段经历后来对她看人、识人很有帮助。不久之后，她又被调回公安系统，继续干自己最熟悉的工作。

特殊年代到来的时候，很多人命运发生了转向，她也没能例外。被冲击、被审查，手上戴上的手铐直到晚年都还留着印记。这些印记既是身体上的，也是记忆里的。她亲眼看着一些人利用混乱败坏法纪，亲耳听到有人公然说“现在哪还有什么法”。那时候，她心里憋着一句话：有一天，规矩要重新立起来，法纪不能再被人践踏。

恢复工作后，刘丽英先被安排到沈阳市建筑工程局，干了一阵子与公安完全不同的工作。后来形势逐渐平稳，她又回到沈阳市公安局。到了1978年前后，她在报纸上因与“四人帮”余党作斗争的事迹，被公开报道，引起不少关注。有干部说：“这个人，骨头是硬的。”

1979年1月3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恢复重建后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陈云主持，全国百余名委员参加。刘丽英也在其中。会议结束不久，她接到组织调令：调往中央纪委，任专职委员。消息传到沈阳，有人替她高兴，也有人担心她去了中央是否“水土不服”。她自己没多想，立刻着手办理交接，2月就到中纪委报到。

走进那座办公楼的时候，她很清楚，这将是自己人生完全不同的一段路。

一、中纪委初建，她成了“女包公”

中纪委恢复不久，摆在大家面前的问题，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很难：纪律怎么查，案子怎么办，标准怎么定？陈云那句“纪委不能做老太婆纪委，要做铁纪委”，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条硬杠杠。

那时的中纪委，机构精简，经验几乎为零。一开始只有两个检查室，一室联系企业，二室联系党政机关、公检法。刘丽英被安排在第二检查室担任副主任。许多调到这里的干部，以前都没办过这么性质、这么层级的案子，难免摸索。

相比之下，她算是“有底子”的。多年公安工作，让她习惯跟案卷打交道，习惯面对形形色色的人，也习惯直接同违法乱纪者正面碰撞。她很快意识到，如果案件查得不实，少一点证据，将来就可能多一分冤假错案的风险。这是她最怕的。

不久以后，随着来信来访增多、案件线索激增，两个检查室明显忙不过来。组织研究后，决定增设第三检查室，专门负责地方纪检工作，联系东北、华北八个省市。刘丽英被调任第三检查室主任，挑起这个新部门的大梁。

那时第三检查室人手少，任务重。加班到深夜是常事，有时候案情紧急，电话打到半夜一两点。多年以后，她回忆这一段，说一句话颇有画面感：“那阵子，最怕半夜电话响，怕案子出了差错，怕冤假错案从我们手里出去。”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她对自己和团队提了一个看似有点“拗口”的要求：“办案一定要‘板上钉钉带拐弯’。”所谓“板上钉钉”，是证据扎实、事实清楚；“带拐弯”，是意味着证据链要环环相扣，经得住各种角度的推敲，不留直来直去的漏洞。钉子打直了还能拔出来，打弯了就不容易动了。

这一套要求，最早在一个山西运城的案件中体现得格外明显。

1983年，时任运城市纪检干部的张戈向中纪委寄来一封“鸡毛信”，反映当地部分干部私自挪用扶贫救济款、贪占国家防洪建材建私房的问题。因为秉公办事，他本人成为“刺头”，受到打压牵连，家人也受了影响。他知道这封信寄出去，可能是唯一的机会。

信件送到第三检查室。刘丽英看完，既没一口认定情况属实，也没有按下不表，而是决定亲自去一趟。她对身边的同志说：“材料先看着，关键还得脚踩到地方去看看。”

到了运城，她没有只听汇报，而是把信里提到的村庄、堤坝、仓库一一跑到，账本一册册翻，现场一处处看。通过反复比对和走访，她和专案组掌握了比较完整的证据链：扶贫救济款被截留，防洪建材被挪作私用，建私宅的人里头，有不少是握着权力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核实，中纪委专案组给张戈平了反，公开昭示他秉公办事没有错。这起案件中暴露出来的领导干部贪污救济款、盗用防洪建材行为，也被一一查清处理，典型案例被点名通报，当地震动很大。

有趣的是，“张戈案”结束后，第三检查室根据办案中遇到的问题，总结出一系列具体工作规范。从接信、立案、核查，到审批、审理、反馈，每一步都细化下来。这些规范后来被推广到更多地方，为之后大批案件的规范查处打了基础。

这起案件看上去并不惊天动地，却有一个关键意义：刘丽英和她的团队，用行动证明纪检机关不是摆设；同时也让部分地方干部明白，山高路远不等于安全地带。

从这时起，“女包公”“铁娘子”这样的称呼，开始在纪检系统里悄悄流传。

二、案件越大，越要讲“铁的纪律”

时间来到1982年初，中纪委专案组接到任务，前往东北某地调查一桩贪污、索回财物的案件。带队的人还是刘丽英。对她来说，回东北查案，是既熟悉又尴尬的事——那里是她工作多年的地方，人情关系盘根错节，说情的、打招呼的，一个接一个。

这起案件的主犯，是一名叫张某的人。表面是一般干部，背后经年累月贪污受贿，手段隐蔽。更复杂的是，张某的父亲是当地某市的市委副书记。案情一旦延伸上去，必然牵动一大片。

刘丽英从一开始就看得很清楚。她专门提醒当地省委的同志：“这个案子不能只盯着儿子，主犯的父亲问题，必须查清楚。”这话说出口，其实就等于当面把矛头指向一名在职的市委副书记。

调查一段时间后，省委形成初步结论，承认张某父亲在其中“有失察之责”，但部分领导提出，可以从轻处理，理由是这位干部过去表现不错，在特殊时期还遭受过迫害，考虑“历史贡献”和“历史遭遇”，能不能适当宽一点。

听到这种说法，刘丽英很不客气地问：“受过迫害就可以胡作非为？党章上哪一条写着，受过迫害的人可以享受豁免权？”现场一时安静下来，有人脸色很难看，却又找不出反驳的话。

在她看来，党的纪律是铁的纪律，不因个人经历而变形，也不因官位高低而打折。该追责的就得追责，“功劳簿”不能当挡箭牌，“苦难史”更不能变成护身符。这种直来直去的态度，在不少场合都让人“头疼”，但也正因为如此，很多案子才能查到根上。

她下地方办案时，阻力常常不小。有的地方势力盘踞多年，牵连复杂，一旦有人查他们，自然群起而攻。有犯罪分子甚至当面放话：“你们都得死在这！”威胁赤裸裸，气焰十分嚣张。

刘丽英的回应不长，却很硬：“关系到谁就查谁，看看到底是坏人的关系网大，还是党的力量大。”这不是一句简单的表态，而是一种做法：不论涉及的是谁，只要有线索，就该顺藤摸瓜查下去。

在一次干部会上，她谈到纪检工作的范围时，说了一句后来被不少人记住的话：“有人说我们管得太宽了，我要说，有的党员干部违法乱纪，有的司法人员执法犯法，这些如果都不管，那还要纪委干什么？”

在多年办案过程中，刘丽英不仅自己“顶在前面”，还带出一支经得起考验的队伍。这支队伍里，很多人后来成为各地纪检机关的骨干，在关键时刻顶过不少压力。

从1983年起，一个又一个震动全国的大案要案，先后进入她的工作视野。

1985年，中纪委接到举报，反映时任江西省省长倪献策存在严重违纪违法问题。针对这条线索，中纪委很快组织专案组，负责人仍然是刘丽英。倪献策在江西任职多年，人脉深、势力大，当地不少人私下里断言：“这案子，未必能查到底。”

专案组抵达江西后，一边做外围调查，一边掌握关键证据。随着调查深入，倪献策违规违纪问题逐步浮出水面。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刘丽英的态度没有摇摆：“党的纪律就是铁的纪律，无论是谁，都应该一视同仁。”这话，她不仅说给专案组听，也说给地方有关领导听。这起案件最终得以依法依纪处理，在当时造成的震动很大。

进入1990年代，案件的类型也在发生变化。有些新型经济犯罪，金额巨大、手法复杂，牵涉各类人员，查起来远比以前麻烦。1994年，无锡发生了一桩影响极大的非法集资案，主犯叫邓斌。

邓斌，江西樟树人，早年只是厂里一名普通工人。仗着嘴皮子利索，她很早开始帮人代买紧俏商品，赚些差价。有时候货源不足，她就用价值更高的商品顶上，这样一来资金周转出现缺口，就开始借钱、集资来补窟窿。因为违规操作，她被工厂开除，但并没有收手，继续做各种“投机买卖”。

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逐步发展，管理上还存在不少空白，法律法规不够完善。邓斌看准这一点，把非法集资这套玩法越推越大。1985年前后，她到深圳做生意，打着高额回报的旗号，承诺每笔资金盈利能达到60%以上，很多人被迷得找不着北，纷纷跟着投入。

到了1991年，她担任总经理的无锡新兴工贸联合公司开业。表面看起来风光无比，实际账目里早已亏空巨大。为了填补窟窿，她不断通过新的集资来还旧账，典型的拆东墙补西墙。这场集资游戏越滚越大，最后非法集资额高达32亿元人民币。

这起案件牵连人数众多，涉及范围跨越多个地区和部门，惊动中央。中纪委会同有关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负责人还是刘丽英。专案组抽丝剥茧，从公司账目到个人资金流，从地方干部到有关单位，一层一层往下查。沿着邓斌这条线，案中案竟然有八十多件，被追究的党员干部近百人。

邓斌被捕后，起初非常顽固，拒不交待细节，或者闪烁其辞。刘丽英决定亲自提审。几次会面下来，邓斌产生了明显变化。有一次，她试探着说：“你是中纪委的？你是刘丽英？”得知对面的人正是“铁娘子”本人时，她叹了口气，说了一句颇有意味的话：“要是你早点来审我，我也不会拖这么久不说。”

在那之后，案情才逐步完全打开。这起案件的查处，既打击了严重经济犯罪，也暴露出一些党员干部在金钱诱惑前失守的教训，影响持续了很久。

进入1999年，又一桩备受关注的案件——沈阳“慕马案”案发。这起案件涉及公安系统和地方党政多名干部，举报材料在同年6月送到中央，引起中纪委高度关注。7月2日，中纪委专案组抵达沈阳。

对刘丽英来说，这一次的压力，不仅来自案情本身，更来自“人情”。她本就是从沈阳走出来的干部，地方上一些老熟人、旧同事都还在。有人觉得，找她说情“总该有点用”。她一句话就把这条路堵死：“我是沈阳出来的，查老家的案子确实难，但任务交给了，就不能糊弄。”

她扎进案卷堆里，白天查、晚上开会梳理。各种打招呼、求情的话，几乎每天都能听到，她统一拒绝。后来披露的资料显示，“慕马案”涉案人员达到百余人，其中副省级干部1人、副市级干部4人，党政“一把手”17人，案情之复杂、牵连之广，在当年都属罕见。

有人说，越大的案件越可能“和稀泥”，但在这几起案子中，刘丽英的做法恰恰相反：越是大案要案，越要把铁的纪律摆在前面，把程序和证据做到严丝合缝。

三、离休之后，她依旧只认“铁案”二字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召开后，中央纪委进行换届。那一年，65岁的刘丽英当选为中纪委常委、副书记。按年龄来说，她原本已经可以退下来。她后来回忆，说当时心里已经在盘算离开一线的事。不过，组织在关键时刻需要有经验的干部压阵，她还是选择继续扛起担子。

多年高强度的办案工作，对她身体消耗极大。在沈阳查办“慕马案”期间，有一次在案情讨论会上，她因为心脏原因突然昏倒。身边同志急忙把她送往医院，等她醒过来，第一句竟然是：“后面的情况说到哪了？”医生哭笑不得，只能叮嘱她注意休息。可案件进程没有因此放慢，她依旧坚持盯到最后。

办案严厉得罪的人多，变着法子报复、抹黑的也不少。“慕马案”期间，涉案人员的家属四处活动，想要“搅浑水”。有的甚至把手伸向专案组，有人收受贿赂，有人被威逼利诱。刘丽英坚持对专案组内部同样严格，该查的查，该处理的处理。

也正因为她这种态度，一些人把矛头转向了她本人。有人捏造说她包庇罪犯，甚至诬告她的儿子替人说情，收受巨额贿赂，举报信直接递到了时任中纪委书记尉健行手里。消息传到她耳中，她心里很明白：这些人想要的只有一件事——把自己从专案组赶走。

尉健行找她谈话，既肯定她查案坚决，又把告她的事讲清楚。他说：“正因为你查案坚决，才有人告你。这个时候，不能退，你要顶住。”刘丽英听完，只提了一个要求：请中央派调查组，专门查一查举报中提到她儿子的情况，弄个水落石出。

调查组对资金往来、社会关系进行全面核查，最后给出结论：举报内容严重失实，她儿子并无受贿、说情行为。事实澄清后，她反而更放得开手脚，把案子一查到底。后来，她儿子半开玩笑地对她说：“你这样做事，到处得罪人，等你退休了，看你上哪去。”她淡淡回了一句：“就在北京待着。干咱们这行，要是没点原则，那才没法待呢。”

从1983年起，她连续当选中纪委常委，先后四届，1997年更担任中纪委副书记。对很多干部来说，这是荣誉，也是权力象征；对她来说，更多是一份责任。她反复强调：“没什么了不起的，就是办案不能办错，不能办成假案。”短短几句话，道理却很硬。

因为工作性质特殊，她在媒体上出现的次数极少。若不是资料记载，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几十年来不少大案要案背后，有这样一位女干部在暗处扛着压力。既是组织的需要，也是她本人的行事习惯——低调、藏锋。

同她共事的人评价她时，常用一句话：“生活里，就是个和蔼的老太太，跟邻居大妈差不多。”在沈阳查案期间，冬天的一天，她坐车经过一个大院门口，看到冰天雪地里有年轻战士在执勤，整个人冻得脸发红。她让司机把车倒回去，下车握了握那位战士的手，说了几句感谢的话。对外人来看，这只是一个很小的细节，却折射出她做人一贯的朴实。

在中纪委机关办公楼大厅，宣传栏里常年贴着一些先进人物和典型事迹的照片，很少能看到她的影像。有媒体工作人员为此专门向她“提意见”：希望她能多配合宣传，给纪检队伍树个形象。她虽然口头表示理解，习惯却没怎么变。她给自己定下“三不”：不接受采访，不参加庆典，不参加吃请。

倒是有一次例外。黑龙江的一本杂志《明鉴》，因工作接触，曾经对她做过较长时间的谈话记录。两位记者于佩琴、张卓桥把内容整理成问答文章，在刊发前通过传真发给她审阅。她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拿起笔，把其中一大段涉及她个人、家庭生活的内容都划掉，仅留下与工作和案件相关的部分，并叮嘱说：“纪检干部就是干这个的，认真查办案件就行，没什么值得炫耀。”

在中纪委工作的24年里，她对自己要求极严。她规定，只要上班铃声一响，每个人必须在岗位上坐好，不能磨蹭。哪怕有人住得很远，也不能迟到。她自己几乎每天都是最早到、最晚走的人。

2002年11月，经组织批准，操劳一生的刘丽英终于离休。当时她71岁，早已被病痛折磨得很厉害，但精神依旧硬朗。从中纪委岗位退下来，她没有选择去各地讲课、出书、参加各种活动，而是淡出公众视野，回归普通生活。

时间到了2018年，她已经离休16年。那一年，有记者去看望她，顺便问起过去办案的事。她提到一件事颇有意味：“离休这么多年，来见我的人，我总要问一句：有没有翻案的？他们都说，到现在没有。”说到这里，她补了一句：“我办的案都是铁案，经得起历史检验。”

这句话听起来简单，其实包含了她一生坚持的两个底线：一是该查的，绝不心软；二是怎么查，都不能冤枉一个无辜的人。

回顾她的履历，从1932年出生，到1947年参加民主青年同盟；1948年进入哈尔滨公安干部学校；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沈阳公安战线、组织系统和纪检战线上工作；1979年调入中纪委，47岁走上这一条新路；自1983年起连续当选中纪委常委，1997年任中纪委副书记；2002年正式离休。几十年之间，国内形势多次巨变，她工作的岗位也有变化，但“铁案”这两个字贯穿始终。

有人把她称为当代“女包公”。她自己并不热衷这个称号，却没刻意去反驳。因为无论喜欢与否，这个称呼，不仅属于她个人，也属于那一代纪检干部共同的形象——严于律己，敢于较真，又时刻警惕不让手中的权力偏离轨道。

如今，她已步入九十岁高龄，生活节奏慢了下来。身体经过调整，总体比早些年略有好转。她的日子很简单，不张扬，不喧闹，和普通老人并没有太大区别。只不过，在那些厚厚的案卷背后，在许多大案要案的结论背后，有一个很清晰的身影，曾经在那里默默坚持：每一件案子，都要扛得住时间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