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上将搭档他很谦虚，表示干副职合适，对方：我从不看资历深浅！

一九七七年初夏，京城的槐花刚冒出新芽，正值中央军委准备重整国防科研系统的节骨眼。中南海的会议室里，一项关键人事调配被悄悄敲定：年届六十的开国上将张爱萍，将重回总参谋部分管国防科技，同时兼任国防科委主任；而与他并肩的新政委，居然是一位只戴少将肩章、在外事岗位上“冷板凳”坐了七年的李耀文。消息一出，不少人私下议论：这两位老革命既无战友之谊，又隔着一段显而易见的军衔差距，能否搭得起来？

张爱萍是井冈山之后最早一批红军团以上主官，土地革命时期就打出了名声，抗战又以新四军四师师长身份立下赫赫战功。五五年授衔，他直接被列为二十四名上将之一，历任华东海军司令、总参副总长、国防科委主任，可谓资历深、履历硬。李耀文则不同，他三〇年生，抗战爆发前夕在北平参加地下党，真正提枪上阵已是三九年底。靠着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多次急行军和夜袭，他一路升至团政委。解放战争中，他二十八岁就成了军政委，被老战友戏称“年轻得让人看不惯”。

也正因如此，当常委口头通知他“去国防科委报到”时，他先是一怔，随后连声说：“能给我个副职就行，老首长在那儿，我跟着打下手最合适。”这份客气被转述到张爱萍耳里，后者爽朗一笑，甩出一句——“我用人，从不看资历深浅，只问能不能干！”一句话，既是鼓励，也是一种豁达的管理方式。

有意思的是，两人的第一次正式见面并不在办公楼，而是在总参的小食堂。午餐是萝卜炖牛腩，外加两盘花生米。张爱萍主动起身为李耀文添汤，引得一桌参谋惊掉了筷子。张爱萍把碗递过去，低声说：“老李，咱俩没喝过同一壶井冈山水，但今天咱得喝一碗汤。”短短一句，既拉近了距离，也表明了他对搭档的尊重。

新班子上任不久，就赶上“清理国防科研遗留问题”的硬仗——既要重估技术方案，又要安置成百上千名回原单位的科研骨干。张爱萍主抓顶层设计，白天泡在机要室，与总参作战部、二炮司令部对接洲际导弹的需求；夜里，他常把草案送到李耀文宿舍，“你再挑挑刺”。李耀文擅长文字，批红改绿，一夜写出三五条意见。张爱萍翌日拍着桌子感慨：“你这支笔，比三营火炮还顶用！”

半年的磨合下来，国防科委的决策节奏明显加快。十二月底，某型中程导弹方案通过军委论证，进入正样阶段。试想一下，如果两位主官按常规论资排辈，各负其责、互不交叉，恐怕很难跑出这样的加速度。正因为少了隔阂，才有了“主任拍板，政委执行，政委再反馈，主任再优化”的闭环。

值得一提的是，两人行事风格并不相同。张爱萍雷厉风行，讲话犀利而富激情；李耀文温和细致，擅长做统战和思想工作。一次会议上，技术口与行政口为预算闹僵，张爱萍猛拍桌子：“国防经费不是白菜，喊再大声也没用！”全场鸦雀无声。会后，李耀文悄悄找到闹情绪的几位专家，递上半盒大前门，笑说：“首长说话急了点，可是心里也急。咱要先把方案做实，他自然会去要钱。”几句软话，解了技术人员的心结。此消彼长的性格，恰好成就了彼此。

一九七九年春，南疆炮火再燃，前线急需更新武器装备。国防科委连夜调度库存，组织专家赶制精密火控元件。张爱萍守在总装车间，李耀文轮流到兵工厂做动员，两人一昼夜能跑三家单位。后来有人问李耀文，少将负担如此沉重，是否感到吃力？他摆摆手：“上校冲锋连都敢打，我还能怕批文件？”一句话，道出那个时代干部的血性。

洲际导弹试射成功的那天，零点三十七分，戈壁滩上传来指控中心的通报，“命中！”张爱萍站在主控台前没说话，只是长长呼出一口气。寂静中，李耀文握住老搭档的手：“首长，这一仗可以写进史书。”张爱萍点头，却回了一句玩笑，“史书写不写咱管不着，先把新项目牌子挂起来。”

技术节点过关，组织架构的调整也随之而来。一九八〇年春，国务院组阁，张爱萍奉命出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临行前，他把手头厚厚一摞文件塞给李耀文：“这些活儿，全交给你收尾。”不久，中央决定李耀文转任海军政委。有人担心海空一体化的事务他能否驾驭，他自己却很淡定：“在海上同样讲政治，只是船比陆地晃得厉害罢了。”此后十年，海军政治工作在他手里补上了不少短板。

回头看这段颇具戏剧性的合作，最核心的秘诀就是一句话——不唯资历，是人是才。张爱萍押宝在“年轻却能干”的李耀文身上，承担了政治风险；李耀文则以“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姿态，把配角做到极致。两块拼图，一横一竖，恰能拼出一幅完整的蓝图。倘若换成另两位将领，能否在短时间内把摇摇晃晃的国防科委扶上正轨，还真不好说。

也有人从那段历史悟出另一层意味：在军事领域，技术跨越往往需要跨代合作。红军老将之经验，抗战一代之锐气，彼此扣合，才能让实验田里结出最大最甜的果实。这或许是七十年代后期，中国军工从停滞到复苏的核心密码：摊子要大，心胸更要大。

一九九〇年夏日，李耀文在海军机关交接工作，卸下肩章，笑着与部下握手道别，背影稍显佝偻，但步伐仍然稳健。有人说，他这一生最大的幸运，是遇见了赏识他的张爱萍；也有人说，张爱萍在风雨飘摇的岁月里，正需要一个稳得住的“军中才子”。不论哪一种说法，至少可以确定，两位将领在国防科委那三年里，为中国战略武器的跨越立下了难以磨灭的功勋。倘若他们当初拘泥于“上将”与“少将”的名号，这样的篇章恐怕不会写成。